張鶴慈: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1964 年,當我在獄中第一次遇到譚天榮時,他問我,經過了我們的事,你們為什麼還會這樣?他的話,似乎是經過了反右,我們應該學得聰明些。我不記得我當時是如何回答他的了。我想,今天我是應該這麼回答的:就是57 年北京大學的鳴放,就是那些大字報,那些辯論,使當時還不到14 歲的我,走上了反叛的不歸路。我當時在清華附中上學,但清華的大字報,我沒有去看過,只看過一張貼在清華二校門的匿名的小字報,內容是講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殺死了很多的人。下學後,我是一天不落的到北大去看大字報。記憶力不好的我,對當年的大字報,仍然是歷歷在目。我記得在大飯廳的東門的南面的牆上,整個的牆是張元勛和瀋則宜【音】合寫的"是時候了"的長詩。在大飯廳的南門,掛著為鎮反,肅反而屈死的招魂旗。白色的布條從高過大飯廳屋頂一直飄落到地,在路旁的佈告欄裡,是為胡風鳴不平的:"莫須有,何以服天下? " 和"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了!"【後來,反右時,同一個佈告欄裡是批判譚天榮和劉奇弟的絕食】在進入學生宿舍和哲學樓之間,是北大中文系的新拍案驚奇,古香古色的如線裝書,我記得其中的一篇是某某亂點鴛鴦譜,講的是大學畢業生的亂分配。我和姑姑等私下談起,認為這種文學性的文章,會是當局允許的,沒想到,後來,這些新拍案驚奇的作者全部成了右派。

當時的學生的大字報,很多是針對蘇聯的,其他的並沒有一定的主題,不少是針對一些現象,但也有不少是直指制度。有的很深刻,也有的很浮淺。大字報的另一個重點,是把校園已經有了的民主,擴展的社會,要求把大字報貼到學校外面,兩派為此有過不少的辯論。

我看了幾乎全部的大字報,晚上聽辯論,我知道十幾個學生的名字,那時沒有什麼學生領袖的說法,也沒有人想爭著當什麼學生領袖。我知道廣場,知道百花學社。但我當時不知道林昭。我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是在勞改隊,在批判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學生張志華的小說時。所有的回憶林昭的文章中,我沒有看到張志華的名字,我記得,他的小說裡寫到,他從勞改隊逃跑後,到上海去看林昭。我慢慢的知道了,在那一百二十三個人的右派隊,對林昭愛慕的不是一兩個,敬仰者就更多了。但譚天榮沒有和我提到過她,我是從別人那裡知道他和林昭有過一段短短的浪漫史。
當時的學生,就其個人的素質,學識,道德,修養,可以說是 49年後,最傑出的一代。可能是剛剛解放不久,"封,資,修"的影響沒有肅清,可能是,當時的意識形態上,那些欺騙的體系還沒有完全的建立,可能是,當時人們的道德,是非還殘存著 49 年前的精華。那時的青年人的人格魅力,眼光胸懷,是更像一個知識份子,而不是文化匠人,技術官僚。除了學生右派,也有不少已經工作的右派,這些人大多是事業上的成功者,專家,學者。人們現在常常提起的遇羅克的父親遇成基【音】就是水電部的右派工程師,也被勞教,還是被做組織處的處長的我的岳母經手處理的。我在獄中遇到的右派朋友中,有為冰點寫信的 13個黨內的老人之一的戴煌,當年也不過是三十多歲。

反右時,各單位有抓右派的百分比,有硬性的任務,所以,右派中也是魚龍混雜,但總體來說,右派是當時中國的知識精英。中國的政治,就像是西門豹裡的故事,每年要用童男童女去祭祀河神,每次的政治運動,都是犧牲中國最優秀的青年。 林昭是優秀中的最優秀者。

活著的人的日子也比死強不了太多,這方面的回憶錄已經不算太少了。經過了十幾年的牢獄之災的我,對那些今天被軟禁,被騷擾,就認為自己是天下受迫害最深的人,是很難有所共鳴。對今天是中國黑暗,最野蠻的時期的提法也很難苟同。

再次遇到譚天榮,是在文革已經開始不久,在清河農場。應該是 66年底或 67年初,文革不過是進行了一年,譚天榮,陳海銓,趙蘊秋等人,已經進行了文革的研究,這是我知道的最早的文革研究。在當時的環境下,風險是非常大的,他們不但是研究,而且,他們把他們的看法寫了下來,這在勞改隊是絕對不應該做得事。可見他們對他們的研究成果是多麼的重視和珍愛,【勞改隊有種種的藉口,如查衛生,對人,行李等進行檢查,有時連藉口都不要,所以,留下筆跡是絕對危險的。】後來,出了告密者郭東海,如果不是正好敢上林彪的戰略疏散,人們分別調離了不同的地方,譚天榮等如果趕上不久後的一打三反,小命可能就得交代。這事到底賠上了另一個右派熬乃松的命,他因為內疚而自殺。

譚天榮,陳海銓,趙蘊秋都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把馬克思的: 1848年的法國的階級鬥爭。法蘭西內戰。霧月 18日波拿巴政變記,作為他們的老三篇。書上紅筆幾乎事從頭到尾的畫滿了。

他們欣賞馬克思的文筆,更欣賞馬克思對法國小農的分析。很多的地方,的確是適合中國的國情。總的一點是,他們對當代的中國,對毛澤東的封建性的確有不錯的發揮。他們對文革分析的主要的論點是:中共從建立,就是兩個不同的部分:一個是農村的,一個是城市的。一個是農民【軍人】的,一個是知識份子的。一個是根據地的,一個是白區的。他們認為文革就是中共黨內的,這兩個原來就是不同的組成部分的分裂,鬥爭。這個提法,就是今天看來,也仍然是有很多可取的成分。而在當時,全國在瘋狂的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期,又是在封閉的監獄裡,就更難能可貴。要知道譚天榮等人,在 57 年後,就已經失去了自由,在監獄的封閉的環境下,這幾個人,在文革剛剛開始,就能有這樣的看法,可以看出當年的右派的素質和追求。

聽過這麼兩句話:"國民黨不許人講話,共產黨不許人不講話。"不許人講話的國民黨,還是允許了我的祖父發表了大量的反國民黨的"反動"言論。而共產黨卻不能允許我的祖父在 49 年後有沉默的權力。共產黨要求人們發言,討論,表態,要求人們對它想要你回答的問題,必須講話。共產黨並不在意你心裏怎麼想,口服心不服,他們並不在意。他們反而十分的在意,要求人們的一致的口服。勞改隊的認罪,是勞改犯的第一個必修課。林昭的可貴就是心不服,口也是不服。本來,大家對口是心非的服從,是諒解的,大家也都是這麼做的。我在勞改隊遇見的成千上萬的人中,真正口不服的人是龜毛兔角,掰著手指頭,一個手也數的過來,有時我會想到,63年,我的母親勸我時說,大家都不說話,為什麼你要說。我的回答是,正因為大家都不說話,中國今天才會這樣。那麼,在勞改隊,認為中共就是那麼一個玩意,當然不需要和他說真話,是不是一種藉口?口服心不服中的口服,是不是自己求得安靜,求得不受到進一步的迫害的藉口?如果每個人都像林昭那樣心口如一,共產黨的監獄將會是天翻地覆。當然,這個假設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但就獄中的政治犯,除了極少數的真心悔改外,大量的心不服而口服的,如我之輩,在林昭的血的抗爭面前,顯得是多麼的蒼白無力。我這裡用林昭的詩,作為文章的結尾:揩吧!擦吧!洗吧!/這是血呢!/殉難者的血跡

30、 04、 06於墨爾 (5/1/2006 2:17)(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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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紀念林昭和我獄中的右派朋友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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