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富的家庭生活：蓋茨夫婦誰說了算?

從前，蓋茨夫婦屬於那種特別注意保護隱私的名流，梅琳達尤其如此。在婚後頭9年內，她幾乎謝絕了所有媒體採訪。1996年，當她有了第一個孩子後，她就辭了在微軟的工作，好讓她「帶孩子去參加學前活動或親子活動時，可以和其他母親完全一樣。」

直至他們最小的孩子菲比1歲大的時候，梅琳達才決定走進公眾視野，原因是「比爾和我都覺得讓大家知道我們都支持基金會這一事實很重要。」而當她更頻繁地探訪發展中國家時，她發現越來越難保持沉默。「我受到了很深的感動，我覺得我有義務替那些無法發言的人說些話。」

蓋茨家的朋友和基金會的員工都強調，梅琳達和比爾是彼此平等的一對夫婦。「從任何方面來看，她都絕對不是那種低一級的搭檔，比爾也喜歡這種狀態，」他們的密友、同是億萬富翁的沃倫．比費說。

在某些方面，梅琳達甚至比丈夫更「優越」一點。基金會的員工經常打趣說:「比爾和梅琳達擁有兩個半學位:她有兩個，他有半個。」確實，41歲的梅琳達擁有杜克大學的計算機科學與經濟學學士學位和一個商業管理碩士學位;而50歲的比爾當年在哈佛只讀到第二年就輟學出來創業了。

不過，從蓋茨基金會西雅圖總部辦公室的會議情況來看，在「大事」上發號施令的還是比爾．蓋茨。他坐在會議桌的主席位上，妻子和老爸分坐左右。員工把報告呈遞給比爾，而梅琳達喝著飲料，神態輕鬆。她的丈夫，用他那商標似的吱嘎響的聲音、和一股好奇的神情，向手下發出連珠炮似的問題。

不過當他倆攜手探訪發展中國家時，角色就變了。向住在棚屋裡的婦女詢問避孕套使用情況的時候，比爾只能正襟危坐，聽著梅琳達抱著孩子傾身提問，一邊煞有介事地重重點頭;當他們從西雅圖飛到孟加拉國達卡，拜訪一家接受基金會資助研究肺炎防治的醫院時，看到一屋30個嗷嗷大哭的嬰兒和他們的母親，比爾臉上的微笑有點僵硬。當醫生讓他們找個人談談時，梅琳達悄聲問丈夫:「你要先來嗎?」後者大氣不敢出似地回答:「不。」於是梅琳達在一位母親面前跪下，幫她餵孩子吃藥。

當被問到兩人在慈善事業中是否有明確分工時，比爾說:「這就像問我們，誰負責撫養孩子?」

對他們來說，這似乎是一種分享的過程。比爾在瑞士的世界經濟論壇演講後，會和梅琳達一起剖析政治與與會者個性問題;梅琳達去非洲的時候，也會打電話告訴丈夫她遇到的故事。而他們一起遠行的時候，則互相逗對方開心。

有些夫婦在一起，可能辦一場家庭舞會;蓋茨夫婦選擇一起救助世界，而他們選擇一種並不舒服的方式－－直面那些陌生的生命的痛苦。正是這一點打動了不少旁觀者，而使他們超脫了「施舍的富人」這個角色。

梅琳達現在每個月花兩天時間待在基金會的辦公室，而比爾仍然忙於微軟的工作，但兩人每週都會抽出大約15個小時時間處理基金會事務。他倆把基金會當作企業來管理，用商業術語來描述那些人道事務。梅琳達在去年11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沒有什麼投資比拯救一個新生兒生命的回報率更高。」

家教

創立6年來，比爾-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完成了一小部分既定使命:它在疫苗研發投資項目至少幫助挽救了貧困國家70萬人的生命;它以290億美元捐款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每年花出去的錢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幾近相當……

不過，10年前，蓋茨可不是個公認的樂善好施的企業家。儘管在1992年前，他對地方慈善機構和學校的捐款已超過2100萬美元，但考慮到他當時80億美元的身家，媒體對他的慷慨程度並不滿意。蓋茨的父母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並不時抓住機會對兒子「再教育」。

比爾和梅琳達1994年結婚時，母親瑪麗．蓋茨在給兒媳的信中，就特別提醒他們身為「富人」的責任:「那些得到很多的人，別人也期待他們付出很多。」

在「行善」這方面，蓋茨的「家教」並不差。瑪麗本人在生育孩子前是個教師，在有了3個孩子後，她還在西雅圖的幾個慈善組織董事會中服務，她也是慈善機構 「志同道合國際」的首位女性董事會主席。在被任命為華盛頓大學校務委員後，她成功推動學校在南非的教育投資項目。而她丈夫－－老比爾．蓋茨身為成功的律師，也是「志同道合國際」和華盛頓大學的活躍份子。

他們的兒子經常在家裡餐桌上聽父母討論他們所從事的慈善事務，但他當時的想法是，等個二三十年，自己退休後再創立一個慈善基金。

但是身為眾所周知的「世界首富」，蓋茨注定要操心。各種懇求捐款的信函雪片般飛來、塵土般堆積，看到兒子不為所動而遍遭抨擊的時候，老比爾很痛苦。終於在1994年妻子瑪麗去世後不久，他主動向兒子提出幫他回覆那些捐款請求。

兒子覺得他可以信任父親，於是同意「提早」啟動他的「行善」計畫，於是在老比爾房子的地下康樂室設立了「威廉．H．蓋茨基金會」，註冊地址就是自家門牌號，而當地郵局很快對寄往該處的信函龐大數量叫苦不迭。

遺產

起初，比爾和梅琳達的捐助專注於全球人口控制和生殖健康項目，但他們後來意識到改善醫療衛生問題就能有效控制人口。

1998年，當老比爾看到由一家小型非盈利組織推動的抗愛滋病疫苗研究項目報告時，他給兒子兒媳送去這份報告，並在空白處寫道:「我不知道我們對此是否能做點什麼。但若說這不是慈善業的分內事，我真不知道什麼才是。」他兒子回覆了一個詞:「同意」。於是，基金會給這個項目捐了它成立以來最大一筆款項: 1500萬美元。

1999年，這年比爾．蓋茨的賬面身價漲到1000億美元，同時也面臨著美國政府起訴微軟公司反壟斷的官司。但他還做了另外一件事:投入170億美元，啟動「比爾-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他們把老基金會整合到新基金會中，說服父親老比爾從那間地下室移到一間像樣的辦公室，請曾經負責蓋茨資助圖書館計畫的微軟公司前高層管理人帕蒂．斯通希弗來管理這個美國最大的慈善機構。

「寫支票的時候，你會想，呃，這可是好多個零啊。」－－蓋茨在接受《人物》專訪時坦承「付出」時候的心態。

他和梅琳達那時已經有了3歲的大女兒詹妮佛和剛7個月大的兒子羅裡，為人父母使他們對責任有了更深的體會。「你希望孩子們安全、健康。」

他和梅琳達商討的結果是;父母對孩子最壞的做法就是把錢全都留給他們。比爾在西雅圖讀私人貴族高中時就曾觀察到富裕家境對孩子造成的不良影響，他也讀過《財富》雜誌1986年刊登的一篇關於「富不過三代」的報導。他得出結論:「最富有的人不是最有追求的人。」

所以他決定自己去世後，465億美元家產的大頭將留給基金會，至於給孩子留多少，他和妻子還沒決定。

回報

在2005年11月的西雅圖，蓋茨基金會把獲得「遠大挑戰」研究基金的大約50名科學家聚在一起，一名基金會工作人員問在座科學家:「還有什麼是你們研究項目所需要卻還沒得到的?」其中一個對旁邊的同事悄聲道:「更多的錢。」

是的。儘管蓋茨夫婦投入的290億美元對大多數人來說已是天文數字，但他們現在所進行的事業是一項不能馬上看到回報的風險投資。億萬美元投進去，有可能因為疫苗研究失敗而變成竹籃打水一場空，需要不斷嘗試、靈活變動、堅持投入;而這些投入，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才能知道究竟有何成效。

但至少，他們開始在做。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舉動帶來了改變的希望。世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前主管、現任蓋茨基金會顧問的威廉．福奇博士甚至有些自誇地說:「有朝一日書寫全球衛生事業的歷史時，轉折點將是兩個人，比爾和梅琳達．蓋茨。」

對了，最後說說蓋茨家的一件家事:2005年1月，老比爾80歲壽辰，那天兒子送了一份讓他驚喜的生日禮物:3300萬美元的助學基金，用於獎勵華盛頓大學法學院那些有志於畢業後擔任公職的學生，這是該大學有史以來最大一筆助學基金，80年有效。

據說，老比爾．蓋茨吹蠟燭的時候很帶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