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歲女孩第一次聽《同歌》的回憶 一位在紐約新唐人晚會登臺演出的演員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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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猶豫後，我還是決定寫下這篇文章，在我演出之前，尤其是給那些即將到無線影城來觀看演出的人們。

離開中國，那個被共產黨恐怖統治的地方已經幾年了。我長大了，許多過去被淡忘了。幾天前，當我再一次看到《同一首歌》居然將要在紐約無線影城，我登臺演出的同一個舞臺演出的宣傳出現在報紙上時，我沉默了。

第一次親耳聽是在監獄，我19歲

思緒一瞬間又把我拉回了幾年前，我仍然清晰記得我第一次聽到它的情形。16歲出國留學後，曾在海外報紙上看到關於《同一首歌》的報導，但是第一次親耳聽到它，是在監獄，我19歲那年。

從小到大，由於加入了共青團還曾被5次評為優秀三好學生，區三好學生，以及一次全國優秀三好學生，因此，我的青春總帶著朝氣蓬勃的自信與驕傲，和朦朧的青澀與天真。我出生在一個改革開放後富裕的家庭，總是同學中最先擁有電腦的人，最先由父母開車送我上學的人。

父母都是窮人家的孩子，文革他們沒遭殃，六四時候我太小，我出生在八十年代，一生中從沒有經歷也沒有聽說過什麼叫政治迫害，什麼叫人權運動，什麼叫白色恐怖。父母受黨的教育參軍並被送入高等學府求學，深造，然後留校任教。我的父親既是高職稱的軍官，又是高級知識份子，母親也是軍職人員，並且在實驗室從事化學研究。

那時，我對共產黨黨堅持的「事實求是」從未懷疑，對這個紅色政權倍感安全。當時我簡單的覺得講一句真話，發出和共產黨不同的聲音沒什麼錯，於是當時在海外求學的我，毫不遲疑的在國內重大冤案「中共迫害法輪功」後的幾年裡，不斷的把在海外留學其間大量媒體報導的事實真相，雜誌，報紙，剪報，電視錄音等資料帶回國內，告訴親朋好友。

僅僅因為這樣，中共動用安全局，特務，網路，竊聽等高科技技術，將我非法抓捕，拘留。直到後來我才明白，放著這麼多違法犯罪貪污腐化不管，為什麼動用那麼大的財力，物力，人力來抓捕我一個19歲的女孩？因為中共看重的不是人的生命，他只在乎自己的權利和穩定，當世界上的共產黨一個又一個倒臺，他就怕自己的人民會把自己推翻，於是，他只允許一個聲音，愚民政策，只高唱同一個論調，這與《同一首歌》背後的目的不謀而合。

在這樣一個年紀，被以往倍感親切的「警察叔叔」帶進了一座灰暗的鋼筋水泥房子的感覺是怪異的，他們告訴我，這是監獄。初生牛犢不怕虎，剛開始我甚至不覺得恐懼。直到住了一段時間後，這輩子才明白什麼叫恐懼。恐懼沒有計算時間的方法，恐懼度日如年，恐懼手銬的聲音，恐懼失眠，恐懼24小時無法熄滅的燈和不停轉動的監視攝像機，恐懼父母的安危，恐懼洗腦，還有，恐懼聽「同一首歌」。

在提審房，我問他們，我犯了什麼錯，要這麼緊張的在機場守候，我一入境連家都不能回就抓我。他們給我一張紙，說「你簽字的話，馬上就可以回家」我一看，全是謊言，我不簽，我也不會在媒體露面，我也不會協助你們海外的情報工作。

我說，我要回家。

回答我的是他們嘴裡吐出的一個個煙圈和和冰冷的手銬。我終於明白了，因為我說了不該說的話，因為是真話。監獄，關押的不是犯錯的人，關押的是發出不同聲音的人。警察在乎的不是我的對與錯，而是在乎我能不能附和黨的聲音，我必須和共產黨保持一致，發出同一種聲音，唱同一首歌。我說「如果我說不呢，如果我不想唱，我想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呢？」他們說「那將永遠不會有人聽到這個聲音，除了你自己，別這麼頑固，說不定，有天你自己都無法發出這聲音了，還有沒有你都不一定。」

我記得那是早春，我剛剛告別18歲，監獄的樓很高，房間很大，很高，讓你哪都摸不著，只記得入口處有塊牌子上好像有「男監」幾個字，然後就是江澤名醜陋的提詞寫在一塊紅色大扁上。我一個人，拿著一個臉盆，一雙塑料拖鞋，一片衛生巾，走進了冰冷的監獄。一扇扇厚重的鐵門上，從那低低的送飯的小窗口裡面探出一束束好奇的目光，我彷彿聽見一些喃呢，「這麼小的女孩，怎麼被送會到關死囚的地方？她犯了什麼罪？」 身邊的女警立刻把小窗一個個關上，到了走廊的盡頭，最後一間，她打開了房間，讓我進去，碩大的房間，幾個監視器高高在上，監視器下是廁所，淋浴，和一張小床。

「砰」門重重的關上了，我渾身顫抖了一下，嘆了口氣，在室內的長明燈下，一道白煙漸漸的散開，飄得高高的直到三米高的牆壁的鐵窗外。關於監獄，有太多的回憶我這些年一直在努力遺忘，甚至有段時間，家人認為我有憂鬱症堅持要我去心理診所接受治療。心理醫生要給我做催眠，我拒絕了，有些東西，不是我不能遺忘，而是我不想遺忘。

有些人，有些聲音，可以隨著歲月被淡忘。《同一首歌》除外，因為那是我在監獄聽到的第一首歌。是第一次，也是最多的一次，聽了很多遍，很痛苦，很麻木，聽的甚至都有想死的念頭，這也是第一次，想死。

當時的我如一張白紙，什麼都沒有經歷過。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聽《同一首歌》。那帶血的記憶連同「同一首歌」像長在肉裡的刺一般，拔不掉，洗不去，多年後，雖然身體健碩，常常午夜夢迴驚醒在自己的小床上，不知身在何方，又以為是監獄，當發現不是後重重的喘一口氣，然後慢慢的，自胸口傳上來一股熱辣辣的疼痛，化做滾燙的淚水，一遍又一遍浸濕了咸咸的枕頭。

第一次被逼在陌生人前脫光衣服

在監獄裡的回憶，有許許多多人生第一次的經歷，《同一首歌》一直伴隨著我。

第一次被逼在陌生人面前脫光衣服檢查的記憶，當時我來著月經，零下幾度的室溫，內褲都被脫下檢查，還要搜身，當時已不記得有沒有羞恥感，嚇傻了一般，像個瘋子，頭髮亂七八糟。只是冷的不停的發抖，血，沿著我的大腿往下滑，流到冰冷的地上。電視裡在放《同一首歌》，周圍的人面無表情的看著我。

第一次帶手銬，原來腳上也可以銬，不過不叫腳銬。第一次在監視攝像機面前如廁，第一次在在攝像機面前洗澡，第一次在半夜醒來在空蕩蕩的監獄房間裡，發現監獄所長坐在床邊觸摸我的臉。

第一次在清晨洗臉時，發現自己有白頭髮，第一次絕食，第一次發現原來緊緊的牛仔褲寬鬆的要拎著走不然就往下掉。第一次看到刑房，第一次被監獄的醫生用橡皮管子威脅要插食道灌食。

第一次得知家裡被抄，第一次聽說父母被抓走時的心情。第一次在監獄裡讀想要輕生的母親寫給我的信。第一次在監獄聽說母親心臟病發而無法探望她的感受。第一次看到父母被逼著給我下跪求我寫認錯書的感覺。全都歷歷在目。

那些人給我書，我撕了不看，他們給我飯菜，我不吃，安裝了電視，我背對著它，於是他們放《同一首歌》，經常放。我不聽不行，有時候我想我是聾子就好了，可是我偏偏聽力很好，晚上聽著它睡覺，白天有時候會聽著他醒來，有時候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我有幻聽還是播音器真的在放這首曲子。他們用嘹亮優美的歌聲來迷惑我，用同一個聲音來洗滌我的大腦，用絢麗的舞臺來刺激對比我的孤獨困苦。

以死終於強迫他們停止給我洗腦

我以死終於強迫他們停止了給我洗腦，監房又恢復了死一般的寧靜。空氣裡有股腐爛的味道，有時候放風開鐵壁閘門，不管天多冷，鐵門緩緩的一開，是個小陽臺，當然也是三米多高的四壁，頂上是個鐵架走廊，女警常常在上面走來走去掉我一鼻的灰塵。

但我心情總是格外好，至少能見到陽光，至少能聽到大牆外的人聲，自行車的鈴聲，小販的叫賣聲，有時候，還有一隻小鳥停在鐵絲網為我唱歌。鴿子和麻雀的歌聲不一樣，小麻雀和大麻雀的歌聲也不一樣。這世上的鳥，這大自然，本來就不可能都唱同一首歌，更何況人？為什麼非要逼我發出同一種聲音。我寧可聽自行車的鈴聲，聽小鳥的叫聲我也不要聽《同一首歌》被你們洗腦。

即使，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一點一滴的削弱，我的血液在微弱的脈搏下減慢了流淌，我再也不是那個如花的天真活潑小女孩，我學會了什麼叫沉默，我明白了什麼感覺叫絕望。什麼叫撕心裂肺，什麼叫視死如歸。我灰白的嘴角再也露不出笑容，手指虛弱的再也按不動一個鋼琴鍵，嗓子虛弱的再也發不出一個聲音。

我把傷口流下的血，印在雪白的牆上，一個接一個，圍一圈，一個指印就是一朵花瓣，一朵，兩朵，三朵。我的陽臺，是一座秘密的花園，那是我心靈的窗口，那是一片永不頹敗的梅花。有陽光的時候，照在我畫的梅花上，特別美麗。我告訴自己，我的內心還是純潔的，他們可以弄死我，弄髒我，毀了我的學業和家人，但是，我的內心還活著，我決不出賣我的靈魂。常常這樣安靜的睡去了，第二天醒來時，發現昨天畫的梅花都變成褐色的了，於是再用新的傷口流的血畫。我一定要出去，要不就死在這裡，絕不做違背良心的事，絕不唱同一首歌。我對他們說，要唱你們唱把，我即使咬舌自盡也不會唱的，因為，這是我的權利，人活著要有自己的聲音。

監獄裡的人說，從來沒見過這麼倔強的小姑娘，我望著牆壁上我偷偷畫下的梅花，笑了。在國外，很多人也說從來沒見過在冬天盛開的花，可是梅花偏偏不懼寒，不與百花爭寵，只願獨自在寒冬飄香，在萬物凋零的頹敗中展放生命的希望。後來，那片梅花被發現了，陽臺再也不打開了。他們怒吼著叫人把牆上的梅花擦掉。我想，你們即使能擦掉我的血跡，你們永遠也擦不掉你們良心上的罪過，血債終要血償，即使我什麼也不做，你們也終究逃不過上天對你們的懲罰，只要我活著出去，我就是證人，只要有機會，我就會讓你們曝光，總有一天，我會把你們送上審判臺，讓世人看到那曾經被你們擦去的血跡。

在許多有良知的人的幫助下，我終於可以走了。離開監獄的前一刻，我拿著一個臉盆，一雙脫鞋，回顧四周，一切都跟來的時候一樣，突然，我幕然發現，高高的牆壁上，還有一朵梅花沒被擦掉。雖然是咖啡色的了，雖然只有一朵了，但是很顯眼，很美，花瓣上，我的指紋依然清晰可見，她高高的，在雪白的牆角綻放著，對我微笑著。我默默的舉起我的手指再次按在那朵梅花上，和她告別，她也從牆壁傳遞著溫度給我。我們都知道，最令人慶幸的，並不是我們都沒死，更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靈魂活下來了。

流亡海外的歲月並不容易，但是我不覺得苦，沒有學業不可怕，沒有錢也不絕望，因為我經歷過，一切苦難都不如失去自由，失去人權來的可怕，最恐怖的歲月已經結束了，我要在國外活下去，並且好好的活著，堂堂正正的活著，帶著見證人的使命活著。不但健康，而且快樂的活著，我是被迫害者，沒有做虧心事，我比那些受利益引誘而做下傷天害裡的虧心事的人更有享受幸福的資格，我不但快樂的活著，還不斷的控訴著那些曾迫害我的人，他們是人權的最可恥的踐踏者，是地球上對生命，對自己最不尊重的人。這其中，包括《同一首歌》，光看名字許多人就知道是共產黨搞的節目，他們有許多人是為中共效力的工作人員和支持者，不管他們知不知道這些事，但是他效力於這個由殘暴和謊言構成的宣傳機器，焉能否認自己染著鮮血的雙手？

2003年我來到美國。身無分文，我填了表格申請庇護，在去移民局面試時，我連翻譯也沒帶，就一個人看著地圖找到移民局。移民官對我這麼小年紀的人感覺很好奇，問了許多，最後，他說「我們的指標很少，要知道大部分的人面試是不會通過的，許多人要花很多錢去打官司的，過不了你會黑掉，成為非法移民，可能被遞解出境，你怕嗎？」我說「我不怕，我經歷過比這更可怕的事情。」

「那你給我一個理由，為什麼要讓你呆在美國。」

「如果我有更好的去處我也不會來尋求保護，可是在中國，我沒有民主的自由，沒有信仰的自由，那裡沒有我追求的東西。」

「那你就別追求了，好好呆著，為什麼要對抗政府呢? 」

「先生，我不知道您19歲的時候在幹什麼，我17歲的時候就開始冒著生命危險為說句真話穿梭在國家與國家之間，良心與謊言之間，生與死之間，我沒有喝酒，沒有賭博，沒有吸毒，我成績全A，這樣的人，你覺得她在19歲時會怎麼樣？您能想到她被中共關進死牢嗎，而且不是她一個人，是她全家，共產黨讓她的學校開除她，抓捕她的同學，朋友，甚至在飛機上做她旁邊閒聊的旅客，下飛機幫她拎行李的人，都被抓走審問，您認為這樣的國家，我能生存嗎？我認為我不能，我也不想離開家人因為我是家裡唯一的孩子，我也不想和父母失去聯絡，我也不想被學校開除，我也不想背井離鄉，可是您也知道，人要有人活著的權利，如果沒有，那我是活不下去的，因為我認為，人權是生命最重要的自由，她比生命還重要。」

就這樣，我是他們移民局那個星期唯一面試當場通過拿到合法居住權和受教育權的人，移民官笑著說「恭喜你，歡迎你來到最講究自由，民主的國度。我可為你省了一大筆錢。」

2004 年我開始在紐約天驕藝術中心學習中國古典舞蹈，我們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藝術學校，漸漸的初有規模，到2006年，我們已經作為專業團體受邀到華盛頓，新澤西，康州，紐約，波士頓，費城，哈佛大學，德州達拉斯等地參與了十多場演出。今年我們參加紐約新唐人電視臺在無線影城舉辦的新年晚會節目選拔，4個舞蹈順利入圍，這幾星期以來，我們舞蹈團的人都在投入最後緊張的排練，因為這是象徵美國最豪華，最高級的劇院之一，可以說是世界級的，許多登峰造極的藝術家，舞蹈在這裡都演出過，這裡也是曼哈頓劇場的標誌之一。

可以說，能入圍紐約最大的華人新年晚會節目選拔，又在美國如此高級的的主流社會豪華劇場演出，誰都會倍感自豪。可是，當我看到久別重逢的《同一首歌》的名字又出現在我的眼睛裡時，真的很震驚。

《同一首歌》的背後沾著鮮血，和無數的不幸與眼淚，再度勾起了我的傷疤，在美國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地方，竟然會讓一個為流氓專政服務的節目登上大雅之臺，真的讓人跌破眼鏡。也許是冤家路窄，她偏偏要在我們演出的地方上演，既然讓我知道，那我也決不會忘記自己的承諾，我要做歷史的證人，揭發這個節目，這首歌背後的暴政。

而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聲音，就像一句名言所說，「我也許會不讚同你的看法，但是我會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中共的邪惡罪行會敗露，13億人，每個人都會發出自己的聲音去見證，一位評論家說的好「允許中共在民主自由的美國歌頌暴力無異於邀請薩達姆專政的樂團到紐約市奏響慶賀「9。11」悲劇的頌歌。中共這種文化統戰是違背美國人民的意志和國家利益，以及美國的傳統價值觀念。美國政府有義務拒絕共產黨文化對美國的輸出，禁止在文明社會裏歌頌中共的暴力和恐怖。」

洗腦時被強迫入我腦內的東西

輕輕的翻開日記，打開回憶的大門，我曾寫下這樣的話：「《同一首歌》和趙致真做的節目是我心中最痛的回憶，因為那是洗腦時被強迫入我腦內的東西，它永不會成為我心裏的。」它帶著偽善的面具助紂為虐，如果有一天我重獲自由，我一定要告他們，對這些人的卑鄙行徑追溯到底。我一定要讓參與製作《同一首歌》和參與趙致真節目製作的所有媒體工作人員以及全世界媒介知道：

歌舞昇平的宣傳假象掩蓋不了千千萬萬象我一樣家破人亡的悲劇，《同一首歌》是個謊言，一個聲音掩蓋不了13億人的聲音，因為，墨寫的謊言，怎能掩蓋血寫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