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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黃興為何會分道揚鑣

 2006-01-17 23:5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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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黃興作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曾經聲應氣求、併肩戰鬥九年,後因中華革命黨組黨原則之爭,而一度分道揚鑣。中華革命黨組黨原則之爭,就其思想實質而言,乃是兩種自由觀的直接碰撞。

  一

  孫黃合作始於1905年組建同盟會,而其合作的基礎之一,就是自由平等思想。孫黃的人生經歷儘管各異,但有一點卻非常相似,他們都是經過西學的洗禮而確立革命思想的。孫中山雖然「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受過傳統文化的薰陶,但從十三歲起到二十六歲,卻主要置身於夏威夷、香港等資本主義社會,接受著系統的西方資本主義教育,從而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制度的強烈反差,痛感祖國的衰微和同胞的苦難,於是乎產生了「改良祖國,拯救同群」的願望。他提出必須「步武泰西,參行西法」,把西方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變成中國社會的現實。孫中山早年的自由觀承認「人人有天賦之權」(《在廣東旅桂同鄉會歡迎會的演說》),強調自由「專為人民說法」,「全為人民全體而講」(《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歡迎會的演說》)。這顯然帶有十七世紀英國霍布斯、洛克等人自由觀的烙印。霍布斯、洛克都強調天賦人權,在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上,主張個人是第一位的,社會、國家是第二位的,個人是本源,社會、國家是派生的,個人是目的,國家是手段。

  黃興從小受到封建教育,讀經書,習八股,應縣試,沿著傳統「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前進。1898 年正當戊戌變法運動趨向高潮之際,24歲的黃興進入張之洞創辦的以「中體西用」為宗旨的兩湖書院,開始接觸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民主學說,「對西洋革命史及盧梭《民約論》諸書,朝夕盥誦。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腦蒂中矣」(《黃興在湖南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說》)。1900年,黃興曾參與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在長江流域組織的自立軍起義活動,並賦詩抒發崇尚志士和憧憬自由的情懷:「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可憐此豪傑,豈肯困樊籠?一去渡滄海,高揚摩碧穹。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1902年黃興東渡扶桑,留學東京弘文學院。他的摯友龍紱瑞說:「光緒庚子以後,國勢阽危,留東人士咸思自奮。惟派別分歧,主張各異。先生則醉心盧梭《民約論》,力主根本改革」,推翻「專制政體」,「創建共和」,使中國「立於世界競爭之場」(《黃克強先生癸卯華興公司革命避難西園事略》)。

  1905年,孫中山和黃興殊途同歸,攜手創建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說:「民黨以主義、政見為團結,官僚派以金錢飯碗為團結。」孫黃團結自然也離不開「主義」和「政見」。這可以從孫黃共同制定的《中國同盟會總章》和《軍政府宣言》得到說明,如其中宣稱:「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緯經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可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和資產階級民主決策、相互制約機制等,是孫黃合作的「主義」和「政見」,也是他們共同奮鬥的基礎和目標。孫中山作為總理,是由會員投票公舉的,任期和許可權也均有限制。

  二 孫黃從團結奮鬥到分道揚鑣,導源於1914年孫中山籌組中華革命黨。

  二次革命後,孫黃流亡日本。孫中山「夙夜以國事為念,每睹大局之顛危,生民之塗炭,輒用怛惻,不能自已」,於是決定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再圖革命,蘄以犧牲之精神,盡救國之天職」。他「鑒於前車,懲於覆轍,知已往弊害,全坐不服從、無統一兩大端」(《致黃景南等函》),因而中華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的要件」(《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入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中華革命黨總章》),「甘願服從」孫中山一人(《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並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據親歷者居正回憶,孫中山以堅定的態度、強硬的語氣對「革命同志」 說:

  一、革命必須有惟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

  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惟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

  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

  四、再興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如果面從心違,我尚認為不是革命同志,況並將「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句抹煞,這是我不能答應,而無退讓之餘地的。(《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

  這裡有幾個問題需要深入剖析。

  在孫中山看來,辛亥、癸醜兩次革命之所以失敗,在於「當時之黨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致南洋各埠洪門同志函》)。辛亥、癸醜兩次革命失敗,雖然與同盟會、國民黨的組織渙散、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有著密切關係,但主要原因卻在於敵強我弱和革命黨戰略失誤。黨員不「服從黨魁」固然不利於「統一號令」,但強制黨員「服從黨魁」就能夠「統一號令」麼?何況作為黨魁的孫中山,在某些歷史轉折關頭,也並非總是站在正確方面。比如,1912年同盟會停止武裝鬥爭、將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的這種「巨大的政治錯誤」(《復甦聯外交委員齊契林書》),最後決策者正是「黨魁」孫中山。他對袁氏及其政府「深信不疑」,甚至舉杯高呼「袁大總統萬歲」。

在孫中山看來,同盟會、國民黨之所以不能「統一號令,服從黨魁」,是因為「當時立黨徒眩於自由平等之說」(《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歷史喜歡捉弄人,昔日「自由平等之說」的倡導者,如今卻一變而為黨員「自由平等」權利的剝奪者。早在1912年孫中山的自由觀就發生了微妙變化,強調「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官吏、軍人不能享有自由平等。官吏「為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軍人的天職是「犧牲個人之自由,個人之平等」,以為「四萬萬同胞謀自由平等,使四萬萬同胞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及至1914年,孫中山把剝奪自由平等權利的對象,又從官吏、軍人擴大到黨員。黨員既「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謀自由平等」(《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誠然,遵守國法、軍紀、黨紀,為全國人民爭取自由平等,無疑是官吏、軍人、黨員的天職,但絕不應以此為藉口,剝奪他們在國法、軍紀、黨紀允許的範圍內所應享有的自由平等權利。官吏、軍人和黨員倘若喪失這些自由平等權利,就必將淪為任人指使的馴服工具,泯滅個性和首創精神,還怎麼能夠為全體人民爭取自由平等呢!

  在孫中山心目中,他是革命的「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革命之導師」、「共和」和「民主」的象徵,黨員若想「再舉革命」,就必須「絕對服從」甚至「盲從」他,「如眾星之拱北辰」,「如江漢之宗東海」(《陳其美致黃興書》),按照他的指揮棒跳舞。孫中山既把自己神聖化,錯估了自己在革命進程中的歷史定位,又低估了黨員群眾創造歷史的自覺性,企圖把個人權威建立在強制黨員絕對服從甚至盲從之上。殊不知革命固然需要傑出的領袖人物,但領袖人物倘若不信任和依靠黨員群眾,而以貴族態度對待他們,就必將一事無成。

  對於孫中山的這種態度和做法,黃興等一批革命元勛進行了堅決抵制。

  黃興認為孫中山要求黨員宣誓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並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是不合時宜的,「前者不夠平等,後者跡近侮辱。」(《陳其美致黃興書》)黃興在寫給孫中山和劉承烈的信中,闡明瞭自己的立場:

  弟自抵日以來,外察國勢,內顧黨情,鑒失敗之主因,思方來之艱鉅,以為此次乃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非真正之失敗。試翻中外之歷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義不伸者,是最後之勝利,終歸之吾黨,今吾黨既握有此勝算,若從根本上做去,本吾黨素來所抱之主義發揮而光大之,不為小暴動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駭流俗,披心剖腹,將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盡披露於國民之前,庶吾黨之信用漸次可以恢復。又宜寬宏其量,受壤納流,使異黨之有愛國心者有所歸向。夫然後合吾黨堅毅不拔之士,學識優秀之才,歷百變而不渝者,組織幹部,計畫久遠,分道進行,事有不統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為治,慕袁氏之所為,竊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後,況更以權利相號召者乎?數月來,弟之不能贊成先生者以此。……弟自聞先生組織會時,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願先生反對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復孫中山書》)

  惟興素性迂拙,主義所在,不敢變換手段以苟同。雖以人之如何毀傷,亦不稍為之動。誠如來示所謂「人生以精神貫注而立,大事一線到底而成」,此堪自慰者。至於欲反對自己十餘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不惜以權利相號召,效袁氏之所為,雖愛我如兄,興亦不敢從兄之後。(《復劉承烈書》)

  黃興斷言二次革命「乃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非真正之失敗」,國民黨只要總結經驗教訓,發揚光大「素來所抱之主義」,依靠本黨骨幹,團結「異黨之有愛國心者」,「計畫久遠,分道進行」,必將取得最後的勝利。黃興還表示,「主義所在,不敢變換手段以苟同」,堅持「平等自由主義」,反對袁世凱式的專制獨裁。

  黃興信奉盧梭的《民約論》,讚賞其關於權威和自由民主的關係的論述。盧梭認為強力並不構成權利,而人們只是對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真正合法的權威只有一種,即建立在人們自由之上的權威。自由意味著民主。民主的制度是惟一可以既建立權威又不喪失自由的制度。黃興所堅持的正是這樣的民主制度,而孫中山卻拋棄了民主原則,企圖在剝奪黨員自由平等權利、實行專制獨裁的基礎之上樹立個人權威,結果不僅侵害了黨員的平等自由權利,導致黨的分裂,而且損害了個人聲譽和革命事業。正如黃興所說:由於「此不妥之章程」,使「吾黨中分裂,於孫先生名譽有礙,黨務亦因而不能統一,於國家前途亦有莫大關係」(《與梅培的談話》)。

  由此可見,孫黃關於中華革命黨組黨原則之爭,實質上是修正和堅持他們曾經共同倡導的「平等自由主義」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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