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中國維權律師與美麗島案 —— 從高智晟律師案談起

中國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因為法輪功信眾被迫害事直言上書中共胡溫領導層，不久，其律師事務所於11月4日被北京市司法局以「沒有申報律師事務所辦公地點的變更和非法為非本事務所律師提供法律文書」的莫須有罪名，被停業整頓一年，如不加改正，將取消律師事務所資格。

但是高智晟並未退縮。11月22日，他發表致胡溫的第二封公開信，披露北京市安全局的二十名左右的便衣寸步不離地跟蹤高律師及其家人。每天至少有不低於9輛的車圍在高家門口的三個方向，18日、19日、20日三天，車輛增加到二十輛以上。甚至，在高律師前往會見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的兩位朋友時，公安人員居然在二環路上，在80公里/時速的情勢下驅車擠擦高律師的汽車。如此喪心病狂的恐怖行為，竟然發生在首都光天化日之下。顯然，北京當局不僅是在用死亡威脅中國的維權律師，同時也是在傲慢地向國際社會示威，擺出一付「我是黑幫我怕誰」的痞子叫街架勢。

但是，他們認錯了對象。高律師並不買賬。在國家恐怖主義咄咄逼人的陰影下，他凜然對當局聲明：「在對我和我全家的非法及骯髒的迫害結束前，我將持續地做兩件事。其一、每天通過以面對文明社會的公開信的方式，促你們的政府遵守中國的法律；其二、我將策劃起訴非法迫害我全家的兩個單位。」

於是，球踢回到了政府手中：是置全球滔滔輿論於不顧，悍然逮捕高律師，以徹底封其口；還是顧忌輿論壓力，任高律師不停地發表公開信並策劃起訴警方；抑或是乾脆改弦易張，停止迫害，走向司法獨立，執法公正？細究起來，三顆果子，無論哪一顆，對北京言，都難以下嚥。他們心中那點小九九算盤，將如何撥珠，人們將冷眼以觀，拭目以待。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高律師在高壓下的氣度與胸襟，使筆者腦海中倏然浮現出先賢孟子的上述名言。事實上，高智晟律師在事變前早就坦陳過自己的襟懷：「無論走到哪裡，和這個政府各個部門的長期鬥爭，使我們成為一個道德的完人。錢不能使我動心，色不能使我動心，我們不給他們留一點攻擊我們的把柄。」活生生一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現代版本。其浩然之氣，澎湃充盈；，一位當代中國大丈夫，巍巍乎挺立於天地之間。

維權律師：中國的高風險行業

若從更深廣的視野考量，更重要一點的是，高智晟律師這一案例，凸顯了當代中國維權律師在中國社會變革中的崛起及其中流砥柱作用，也凸顯了這一職業群體在中國所處的特殊的艱難境地。

這裡，需要提醒國內外公眾注意一個重要事實：中國律師，特別是維權律師，是當今中國最危險的行業之一。

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中國從根本上取消了律師這一行業。當時的中國，無法無天，毛權橫行，冤獄遍地，國人的權利得不到任何法律保護。毛去世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恢復了律師行業，但仍留有毛時代的濃重遺蹟。當時律師是幹部編製，即律師並不是自行開業的獨立專業人士，而是國家的僱員，為黨政當局服務。一旦當事人與黨國利益發生衝突時，律師就成了擺設，當事人是不可能指望律師真正為自己的利益辯護的。九十年代之後，迫於經濟體系與國際接軌的緊迫需要，在國內外貿易、國際壓力、國內法學界及其他領域知識份子等各種壓力的綜合作用下，自行開業的獨立專業人士的律師群體才在中國大規模興起，在民事案件訴訟中，與國際司法慣例的差距已經日益縮小。但是，在刑事領域，特別是涉及維權及政治領域，中國律師與外國同行在執業環境上仍有根本的差別，在沒有司法獨立的中國，維權律師雖然背靠正義，才華卓絕，卻往往不僅難以救人，而且經常不能自救，甚至自陷囹圄。近幾年來，衝突似乎日益加劇，他們的危險處境似乎日益彰顯了。這不能不使國內外人士和國際社會憂心忡忡，高度關切。茲舉幾例，以窺一斑：

前些年，就有為上海拆遷戶的權益辯護、結果自己反被當局投入監獄的鄭寵恩律師。有為湖南邵陽民辦教師轉正案、為民營企業家孫大午集資案、為陝北油田事件六萬名被政府任意剝奪了經營權的投資者辯護而被當局關押了數月的朱久虎律師，有為被迫害的法輪功信眾辯護而被迫流亡海外的郭國汀律師，有為「新青年學會」楊子立等四君子辯護而自掏腰包的李和平律師，有為傳播聖經福音的蔡卓華牧師辯護的範亞峰、張星水、滕彪、王怡等律師，有為廣東番禺太石村村民維權辯護的郭飛雄、範亞峰等律師，有為陳桂棣等被訴誹謗案作代理人以及為鄭寵恩作代理人的浦志強律師，現在，又輪到曾為遼寧鄭貽春教授進行辯護和上訴、為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峰辯護、會同許志永等律師對河北承德陳國清等無辜罪嫌辯護、為法輪功信眾辯護的高智晟律師了。

作為維權律師的他們，儘管危險極大，報酬極少，有時甚至要自己倒貼；儘管從業者寥寥無幾，少有人問津，但畢竟，還是有人站出來了。這是當代中國精神領域中少有的幾許亮點之一，彌足珍貴。這些人，作為中國的「稀有動物」，正是當代中國的脊樑，一批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所受的迫害，他們的職業風險與道義擔當，使他們成為轉型時期中國維權運動的中堅，成為引人注目的崛起的一群職業維權人士。

有鑒於此，國際社會不僅需要高度關注中國弱勢群體的人權狀況，同時還需要高度關注為這些群體奔走呼號辯護的維權律師本身的人權狀況。我們寄厚望於這些出類拔萃的律師們。

海內外輿論對他們的處境深懷憂慮，面對一個無所不在龐然大物的強權，甚至有人極而言之，希望他們放棄抗爭，以策平安。然而，現實的境況表明，不是人們要不近人情地向中國維權律師的肩上壓重量，而是中國的現實環境已經把巨大的歷史重擔壓在了他們的肩頭。事實上，那重量已經在那裡了。他們已經進入了法律的、政治的鬥牛場。其結果，不是中國在維權律師及廣大公民的抗爭下、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轉變為一個司法獨立的法治社會，就是這些律師被目前這個凌駕法律之上的黨治機器所吞沒。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第三條道路。

我們切不可小看這些律師的垂範作用。 遍觀中外歷史，在從威權社會向民主法治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律師往往是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正如高智晟律師所體認的：「給我十萬律師，勝過百萬精兵」。

臺灣以美麗島事件為轉折點的社會轉型史就是典型的案例。

從「美麗島事件」看律師在社會轉型中的功能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臺灣風雨飄搖。自由主義及有關中西文化論爭的思想重鎮《自由中國》和《文星》雜誌先後被迫停刊，在中美建交，臺灣已被視為「亞細亞的孤兒」、其命運岌岌可危的危急情勢下，1979年8月，以黃信介為發行人，許信良為社長，黃天福、呂秀蓮為副社長，張俊宏為總編輯的《美麗島》雜誌問世。《美麗島》雜誌以社委的形式組成，網羅了全臺各地的黨外人物，發起過多次群眾集會，在實質上已具有政黨的雛型。

1979年12月10日晚間，《美麗島》人士在高雄市新興區大圓環舉辦國際人權日紀念大會，吸引了數萬民眾參加。人群中有人私自點燃火把，治安單位據此認定「持火把遊行」違背申請之約，於是開出鎮暴車輛，擺出鎮暴隊形，包圍大圓環，終於釀成一 場警民大衝突。約有近百名憲警受傷。

12月13日清晨，警備總部採取迅速行動，以「叛亂罪嫌」逮捕美麗島首要人員：張俊宏、姚嘉文、陳菊、呂秀蓮、林義雄、王拓、楊青矗、周平德、紀萬生、陳忠信、魏廷朝、張富忠、邱奕彬、蘇秋鎮被捕，施明德在逃。當天警總並查封美麗島雜誌社及各地服務處。14日，警總經立法院同意，逮捕立委黃信介。其後，警總又陸續逮捕相關人員約數十人。施明德也於1980年元月8日被捕。協助施明德逃亡並藏匿他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高俊明牧師，以及林文珍、張溫鷹、施瑞雲等多人亦受牽連被捕。

1980年2月20日，美麗島事件在押嫌犯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陳菊、呂秀蓮、張俊宏、林弘宣八人以「叛亂罪」被軍事檢查官提起公訴；周平德、魏廷朝、王拓、楊青矗、陳忠信、邱垂貞、戴振耀、邱茂男、範政佑、蔡有全、吳文賢、陳博文、張富忠、許天賢、紀萬生、蔡垂和、余阿興、李明憲、範巽綠…等共37人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4月18日，警備總部軍事法庭判決施明德無期徒刑，黃信介14年徒刑、姚嘉文、 張俊宏、林義雄、呂秀蓮、陳菊、林弘宣各處有期徒刑12年。

雖然美麗島事件使得歷經十年艱辛凝聚而出的「黨外」政團，在一夕之間幾乎被一網打盡，但是大規模的軍法與司法審判，卻使一批辯護律師破土而出。由於審訊的重點，不是放在「與軍警衝突」的事件上，而是提升 到「叛亂」、「違憲」的高政治層面，因此每一位被告的答辯，都對臺灣的政治問題提出他們的「政見」，且充分顯露出他們關切臺灣前途的心情。都經由這次的軍法大審與新聞報導，提供了臺灣民眾「腦力激盪」，無異給臺灣民眾帶來了一次印象深刻的「政治教育」。由於有這次政治教育，使得在翌年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戰中，重新出發的黨外候選人多能從挫敗中恢復元氣，重新整合而進入新的階段。

這一群學有專精的辯護律師，由於為美麗島事件嫌犯辯護，聲名大噪。他們從幕後走到前臺，紛紛投入黨外運動，成為美麗島事件後黨外反對運動的中堅。著名者如謝長廷、陳水扁、尤清、江鵬堅、蘇貞昌、李勝雄、張俊雄、郭吉仁…等人，都是在擔任美麗島辯護律師之後，風雲際會，投入政治的。

在臺灣政治變遷史上，作為轉折點，美麗島事件深刻影響了臺灣往後數十年的命運。包括現任總統陳水扁、行政院長謝長廷、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前行政院長張俊雄等人在內，當時美麗島事件的十多位辯護律師，今日已然成了執政黨的中心骨幹。或者，我們也可以說，現今臺灣執政當局的核心力量就是當年那批辯護律師。

當然，律師從政，位居中樞，並非僅臺灣然。在世界近代政治史上，所在多是，絕非偶然。基本原因在於，現代社會對律師素質的要求與對職業政治家素質的要求有相當多的重疊處，如：對法治優於人治的體認，對正義的執著，對法律至上的敬畏和瞭解，對公民權的尊重，滔滔演講的才能，隨機應變的急智，應對媒體的機敏，談判妥協的技巧……。所有這些，既是對律師的要求，也是對職業政治家的要求。在當今中國，這一批維權律師，除了擁有上述基本素質外，他們還有一些特殊的履歷：無論當時在場與否，他們在精神上經過天安門六四的洗禮，認同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諸普世價值，以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自命，賦有法學的專業訓練，熟諳網路時代遊戲規則。綜合所有上述基本素質，人們有理由期望，中國維權運動成敗與否，與他們相關極大。中國社會及政治變遷，也與他們相關極大。遙想美麗島事件當年，要求尊重人權 、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開放旅行禁、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的被告及其辯護律師，被當局打成「陰謀份子」「野心家」「破壞穩定」「顛覆國家」等罪名。但是蒼天有眼，歷史無情地給出了更為公正的判決。這些人後來被稱譽為」鐵肩擔道義的「社會良知」、「先知先覺」和政界中樞。回望當年居高臨下趾高氣揚宣判他們的法官們，而今安在哉？中國大陸的高智晟律師們，現在也被當局認定為「不穩定因素」、「壞分子」和「自由化分子」。可敬的中國大陸傀儡司法當局，當歷史的公正判決終於下達時，高律師他們的位置在哪兒，你們的位置在哪兒？竭盡全力想像一下吧。想清楚後，你會知道你該做什麼的。

(觀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