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媒體和官員在礦難後表現大不相同

美國西佛吉尼亞州薩戈煤礦發生礦難後，美國各大媒體，包括中國新華社在內的國際媒體，大量湧入煤礦所在地進行全方位的報導。新聞頻道CNN 更是幾乎24小時追蹤報導，搶險現場不時召開記者招待會，西佛吉尼亞州州長和煤礦負責人或是對發生這樣的事故表示遺憾，或是介紹搶險最新進展。礦工家屬被安排到現場附近的教堂等待，他們出現在電視攝像鏡頭前的頻率最高，向記者講述他們的感受。

讓我們再把想像的鏡頭，移向中國廣西南丹煤礦2001年7月發生的礦難現場。事故發生後被隱瞞了整整10天，才被揭露出來。趕到現場採訪的記者受到礦方人員的跟蹤、阻攔甚至用凶器威脅。有的記者是冒著生命危險，把事實的真相公布於眾。

2002年，山西富源煤礦發生事故後封鎖消息的做法如同南丹的翻版，「防火防盜防記者」在這裡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即使是官方允許報導的礦難，經常也是只有幾家官方媒體可以採訪，其他媒體一律採用新華社通稿。

為什麼中美之間在處理礦難的手法上有如此大的不同呢？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政治學教授萬明說：「正常民主社會都是屬於平民社會，像這種事關係到平民的事裡頭，其他人會有共感；另外像這種事比較容易吸引觀眾的注意，所以它是一個互動的關係。」

西佛吉尼亞州的州長曼秦在事故發生後一直在現場安撫家屬，他不懼怕媒體的問題和家屬的質問。相反，在山西富源煤礦發生事故後，官員把記者隔離在警戒線以外，躲開記者的詢問，如果意外碰上記者，也是一問三不知。

萬明說，中國官員如此不負責任的表現，是因為他們與煤礦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一個是當地的官員擔心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另外很重要一個，官員和礦主之間的關係屬於是腐敗性質的。」

但是，萬明說，美國的官員就不是這樣，因為他們是民選的：「他不關心的話，他肯定會給選下來的，這毫無疑問的。因為選民要求比較高，在民主社會上一般選出來的官員還是有些責任感在裡面，因為他的權力來源不一樣；官員權力來源是由上級，那你就最擔心就是上級認為你沒有能力，或者說你給他捅出簍子，所以他要捂著干。」

美國薩戈煤礦事故發生後，媒體已經揭露出，該礦在2005年就受到聯邦政府煤礦安全管理部門200多項警告，最近的一次警告就發生在去年12月底。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孫雁說，遇難者家屬一定會把這家煤礦告上法庭。美國在1909年發生一起重大礦難後，就制定了有關礦工賠償問題的相關法律。孫雁說，中國應該在這方面學習美國：「首先都要把那些條例都列好，那一方面他們應該負責任的，法律上一定要嚴密，如果出了事話就要訴諸法律，要罰到他慘，罰到他垮掉。」

孫雁還表示，中國政府應該像美國一樣允許媒體自由報導礦難事故：「孫雁：中央好像有這個意圖，已經開始說責任事故可以報，但是到了地方上又是二回事，對記者是很粗魯的，拳打腳踢啊、繳他們的器材啊、人身攻擊他們。」

美國在二十世紀初，直到四五十年代，一直都是礦難頻發的國家，當時發生死亡上百人的礦難並不罕見，最嚴重的一次是發生在1907年，360多人遇難。但是自從70年代以來，礦難已經很少發生。

中國安監局局長李毅中最近說，要清洗中國「帶血的GDP」。如果中國的媒體不開放，官員腐敗問題不清除，GDP上礦工的血又如何清洗得掉呢？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