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勁松 : 胡耀邦與八六、八九

1986年初夏的一天,突然接到校方通知,說是中共中央宣傳部來人,要見包括我在內的一批研究生。我一時有些錯愕。在去學生活動中心大樓的路上,心下頗有些忐忑不安。自思,恐怕是因平時思想活躍,常在各種場合發表「不同政見」,惹了麻煩?彼時,我正就讀於同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班,學業相對輕鬆,常聚集一大幫思想開放的同學,暢議國是,針砭時弊,或高談闊論,或慷慨陳詞。

一進入會議室,就看見學校領導陪著兩位神情和藹、幹部模樣的人士,已經安坐在長桌的一端。經介紹,一位較年長的,姓楊,中宣部某處長;一位較年輕的,姓孔,中宣部某科長。既然是中央來的,我們稱他們為「首長」,兩位連連擺手:「千萬不要叫首長,我們也不是首長。」緊接著,他們說明瞭來意。

我這才明白,原來,半年前,我聯合在場其他9名研究生,向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上了一封「萬言書」。之後並無下文,本以為此事不了了之。不料此時,兩位中宣部幹部「代表胡總書記」,特意前來與我們座談。兩位幹部說:你們關心國家大事,有思想,有見地,是愛國的,胡總書記和中宣部對此都予以肯定。接下來的座談,輕鬆,活躍。兩位幹部要求我們暢所欲言,作為這份「萬言書」的執筆人,我談得最多,主旨是希望中央開啟政治體制改革,建立真正的民主與法制。內容與「萬言書」相呼應。我講得激情滿懷,兩位幹部聽得認真仔細,並不時做筆記。座談進行了大約兩個小時,臨別時,兩位幹部再次肯定我們的「愛國熱情」,保證回京後,如實向胡總書記匯報。

會見結束後,我和其他同學都感到心情舒暢,我們得出一個結論:胡耀邦,一位難得的中共開明總書記。並尋思:中國政治改革,或許可能從黨內改革派開始?

「萬言書」,起源於1985年冬流產的學運。當時,我們得知,中國政府耗數十億巨資,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興建寶山鋼鐵公司,由於外行主導談判,在這樁交易中,中方蒙受了巨大經濟損失。而且,寶鋼項目,還使日方數家瀕臨倒閉的設備供應企業起死回生。我們認為,這是新的國恥。商量於當年12月9日,即「一二九運動」五十週年之際,發動學潮,借反日為名,呼喚民主。

然而,我們的行動很快被學校和市當局獲知。在連續散發了幾批傳單和張貼了幾份方勵之演講稿之後,我們受到便衣跟蹤,學校領導也找到我們談話。為防堵學運,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臨時出「高招」:將「一二九」前後一週定為當年上海市 「交通安全活動周」:全市進行交通大檢查,街道集體活動一律禁止,任何個人和單位不得影響交通,云云。

冷靜分析形勢後,我認為,當年發動學潮的時機和條件尚不成熟。於是我向尚不具名號的「學運籌委會」提議:激流勇退。計畫中的八五年上海學潮因此擱置。隨後,我又提議,作為替代方案,改為向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上「萬言書」。「萬言書」其實沒有萬言,五、六千字而已,由我撰稿,另一位研究生眷抄而成。大意是: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徹底和成功;學生運動的本意,是幫助政府改革,帶動社會進步,並非什麼「鬧事」;書中也抱怨我們受到的監視和壓力。

「萬言書」獲得肯定後,我們信心大增,更加關心國事,追求和嚮往民主。1986年冬天,當合肥學潮傳到上海之後,上海高校迅速行動起來,以上海交大為先鋒,以同濟大學為主力的上海學潮,掀起巨浪,數萬人上街遊行,呼喊民主,抨擊「官倒」,大上海為之震撼。我投身其間,寫下生命中難忘的一頁。

持續一週的上海學潮,為當年各地學潮中規模最大者,也是中共建政以來,到那時為止,學生自發而起的最大規模學潮。半個多月之後,1987年1月中旬,我們正忙於期末考試,突然聽到消息:胡耀邦辭去了總書記職務。我們立刻明白:胡耀邦理解學生,同情學潮,受到黨內保守派圍攻。後來更得知詳情:中共高層一批退休的老幹部,如陳雲、王震等人,僅以「老同志生活會」為名,召集所謂「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將胡耀邦罷免。充分證明:秉持人治的中共,其內部運作何其不正常!

得知胡總書記遭罷免,我心情複雜而沈重。沒想到這次學潮在中共高層中引發如此震動,鄧小平等人顯然神經過敏;沒想到胡耀邦因此代人受過,我甚至感到有些內疚,懷疑我們自己操之過急,「做得太過份了」?當然,我毫不懷疑,以呼喚民主、反對「官倒」為主旨的學潮,其正當性和正義性。

更沒有想到的是,兩年之後,胡耀邦猝逝,引發全國性的民眾自發悼念。與此同時,民主運動如狂飆驟起,席捲神州大地。作為八六上海學潮的弄潮兒,我本人又在廣州舉義,擔當了八九廣州民運的主要發起人和組織者。

儘管慘遭血腥鎮壓,但八九民運,以其史無前例的規模和波瀾壯闊的聲勢,影響世界,雄彪史冊。八六學潮造先聲,八九民運鑄高潮。胡耀邦的名字,輝映在兩波民主運動的上空,永為人民所懷念,恆為歷史所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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