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被封鎖十六年後,於北京公開演講

十六年前因為「六四」而遭封殺的作家戴晴,最近在北京一家書店公開談三峽問題,嚴詞批判,當局並無阻撓;她說沒有與當局作任何妥協。她認為要一點一點地努力推進民主,開放報禁和黨禁,瓦解專制。

十月十五日下午三點,戴晴出現在北京西單三味書屋茶館,作題為《三峽工程與環境》的演講。這是十六年來她第一次獲准在公共場合露面。六十五歲的作家戴晴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因「涉嫌動亂」被監禁十個月。之後,十六年來一直被禁止發表文章和談話。但她的熱情沒有被封鎖所禁錮,她臉色紅潤,雙眸閃著神采。

她演講的第一句話是:「一九八九年以來,十六年過去了,這是第一次我能在公開的場合和我的讀者、我的朋友們見面。封閉十六年之後有了今天這個日子,我覺得我們祖國在言論自由、思想獨立,以及容忍異端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希望這個局面能夠持續下去,而不是又走回頭路。」

戴晴說,她要把以前的事──爭取就重大決策獨立發言的經過與遭遇──給大家說一說,同時,如果聽眾裡面有特別身份的人,「如果有安全局、三建委(三峽建設委員會)的朋友,特別希望你們把我今天講的話帶回去,告訴你們的領導,這裡的聽眾和演講者是在怎樣無助的情況下關注著中國的未來,關注著我們共有的大江大河,希望把這個不允許公開發表的聲音如實帶回去向你們的上級報告」。

一九八九年初,聽說三峽工程將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上通過,戴晴準備做最後一搏。她邀請七、八位記者分頭採訪當時最著名的三峽反對派人士,寫成小書《長江,長江》,為保護三峽做絕望的努力。起初的幾千冊,由戴晴自己出錢印刷。「六四」一過,這本小冊子被定性為「為動亂推波助瀾」,書中採訪的民主黨派人士被趕出政協,而貴州人民出版社加印的幾萬冊被勒令化為紙漿。

戴晴在演講中指出,驅動三峽工程上馬的是四大利益集團:湖南省、湖北省、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現稱長江水利委員會)和水利部。而決定三峽工程上馬的整個程序是非公開的,主張上馬者鼓吹的四大好處:防洪、發電、航運與移民解脫貧困,過上幸福的生活,現在都沒有實現,而蛀蟲們已把三峽變成了自己的搖錢樹和整個國家的窟窿。戴晴說,在她看來,三峽將成為中華民族萬劫不復的災難,而這個災難,已經失去了糾正的機會,中國人只能坐等著分擔這個注定要到來的災難。

保護自然屢敗屢戰

戴晴認為,三峽工程是災難性的政治工程。因為它正處在中國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時刻,在政治上直接關係到能否摒棄原先集權者拍板的老路,開放言路,決策公開透明,逐步實現追求了多年的科學與民主。經濟上,能否拋開計畫撥款老套,讓市場發揮作用。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舉世矚目的工程,竟利用了新經濟格局中最骯髒的一面,抓住老體制最腐朽的東西(皇上說了算),糟蹋了中華民族最寶貴的資源和最值得驕傲與珍惜的東西。這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在中國上演的一出罪惡的鬧劇。她說:「今天能告訴大家的是,我們抗爭過,結果是屢戰屢敗。但是只要一息尚存,就屢敗屢戰。」

戴晴被封鎖十六年後,能在網路預先公布演講題目的情況下,於北京公開演講,這令很多人驚異,並引起不少猜測。亞洲週刊獨家採訪了戴晴。以下是訪談摘要:

這個演講的緣起是什麼?

我曾經在公益活動中認識了兩位網民。十月初,這兩位網民找到我,請我去北京三味書屋做「雙週平民」講座。講什麼?環境?新聞自由?婦女問題?最後決定,就是講我比較熟悉的三峽問題吧。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大難題,誰也啃不動。我來講吧。

十月五日演講定下來後,我就通知了警察。從十月五日至十五日的十天內,我天天等著安全局來通知我不准發言。甚至演講的那天下午,我坐上前臺,端著茶杯準備開始演講時,還在等著警察把我帶走。

你有過最終發言被阻撓的經歷,是嗎?

這十六年來,我試圖公開發言的多次努力,都失敗了。一九九五年,我準備開一個三峽移民的報告會,想把三峽移民的真實情況反映給中央。因為移民可能是三峽工程中最嚴重的問題。但是,每當我訂下一個會議廳時,第二天,那家會議廳總會打電話給我:「對不起,我們的會議廳另有安排。」第三次,我乾脆用街頭的公用電話訂了香格里拉大飯店。這一次安全局不知道會議將於哪裡召開,但是,會議邀請的發言者和聽眾來電話了:「對不起,我們的支部書記告訴我,我不能去開會。」

再一次與朋友通電話時,我突然對著話筒說:「安全部門的人,你把錄音機準備好了,我有話要說。如果你要公布和使用你的竊聽結果,那麼,你首先應該立案。要立案,首先要認為我已危害了國家安全。沒立案就使用你的竊聽結果,你已經違反了刑法,我要告你!」

十六年了,一個寫文章的人,可是讀者聽不到她的一點聲音,這是真正的悲劇。六四之後,我被關了十個月,出來後,拿著在監禁期間寫的東西,不知道要不要發在海外。丈夫和孩子都不同意我發表,說「你別鬧了!」可朋友說,戴晴,你的聲音就是你的生命,你要發出聲音!如果不發出聲音,會使自己窒息。

思想獨立依然故我

六四之後,很多人的作品解禁了,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盯上我不放了?其實我的文章很平實,我不過是一個記者,一個思想獨立的作家。我不過是把自己看到的寫出來,為什麼沒完沒了地封鎖我?有我名字的網頁都打不開。當然,我也可以換個名字,寫寫風花雪月,掙點稿費,但我不想這麼做。

這次能夠公開演講,是否意味著上頭要對你解禁?

我公開做了講座,你可以想像我有多激動。因為我並不是偷偷摸摸的,我告訴了一直負責我的警察,我在哪兒講,講什麼。我不因為他是警察就對他隱瞞。我們開車去三味書屋時,一直認為後面有車跟蹤。直到要開講了,也沒人攔我。我的確很高興。我猜測,也許有兩個原因:第一,這是否意味著胡錦濤是較開明的?第二,三峽工程,從朱鎔基到溫家寶,做了許多工作來減少它帶來的損失。但利益集團太強大了,是否中央需要民間的聲音來討論一下?

但我是個「悲觀的行動者」,我隨時在準備他們後退。讓我說話,這個進步非常脆弱,也許進一步,退兩步。

可能有人會想,戴晴獲准公開發言,是不是因為你做出了妥協?

我今天和十六年前一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一位美國朋友說我,戴晴是唯一一個我所見過的大陸人,以前做什麼,現在還做什麼;以前怎麼說,現在還是怎麼說。我可以和監視我的警察交朋友,那僅限於表達我的友好,僅限於我從不騙他們,說話算話。但我的思想從來不妥協。我作為獨立發言人,就是要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說出來。薩依德說過,什麼是知識份子?就是對權力說出真話。我今天講三峽問題,跟十六年前講的一樣。

你當年去了美國,明知自己的聲音在中國會被封殺,為什麼一定要回到中國?

當初我要在美國申請綠卡很容易的,但我為什麼一定要選擇生活在中國?因為我已經選擇了這個職業,我是用中文寫作的作家,我一定要生活在讀者中。

專制要靠內部來瓦解,所以,不生活在中國,跑到國外去喊反共有什麼用?這就像太陽和風比賽誰能讓人把大衣脫下來那個寓言。美國人就像風一樣,不斷罵中國,就像風要把人的大衣吹下來,但越吹大衣裹得越緊,不管用。太陽一出來,大衣脫下來了。中國自己的問題還要自己解決。在中國,我們可以通過司法上訴,可以通過召開一次會議,通過一點點的努力來瓦解專制。這些事情要靠大家來做。

我是一個悲觀的積極行動者,我知道要瓦解專制太不容易,但需要我們一絲一毫來改變。我的今天和昨天一樣,如果有題目寫,一定會寫,如果發表不了,就不發。如果是真知灼見,不怕過時。如果不讓我寫,那我可以做別的事,我支持環保行不行?我辦個英語培訓班行不行?我天天在準備著他們停了我的英語培訓班。只要他們還沒下令,我就一定要走到最好的那一步。

我當時能從美國回到中國,並不是因為我有特殊的家族背景,而是因為我一點點地堅持,一步步地闖。我有公民的權利,就要一點點地爭取。這就是我的民主理念。大家都要堅持自己的公民權利,集權才能瓦解。■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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