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農民運動,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超過了以前任何一次農民運動。而從整個運動過程看,太平天國政權的興亡與農民的支持與否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
太平天國的興起離不開農民的支持,而要獲得農民支持,就必須重視和照顧農民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土地問題。早在金田起義以前,洪秀全根據廣大農民迫切要求擺脫貧窮苦難的願望,表示了對土地問題的極大關注和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強烈不滿。在《原道醒世訓》中,洪秀全對私有製作了深刻批判,認為「世道乖漓,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國頒布瞭解決土地問題的經濟綱領---《天朝田畝制度》。這個改革方案以農民土地問題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義原則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歸天父公有,將田地劃分九等,由農民平均分耕,所謂「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產品也平均分配,余物歸公,以便「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無疑,這種土地改革方案,表達了千百年來生活在苦難之中的廣大農民的強烈願望,是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種大膽否定。雖然這個方案不可能真正實行,但在太平天國運動初期,這種平分土地的主張對許多農民來說確實有很大的吸引力,對動員廣大農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太平軍雖然沒有完全按照平均主義的土地方案去實行,但許多實際行動還是打擊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進了農民土地問題的部分解決。在有些地區,太平軍直接沒收地主土地,田盡入公。有時,太平軍還同廣大貧苦農民一道,剝奪地主的錢糧,勒令富戶進貢。在太平軍的支持下,許多地區的農民展開抗租、減租的鬥爭。更重要的是,太平軍所到之處,地主因爭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這些土地經當地太平軍的許可而由農民佔有耕種。在太平軍的打擊之下,不少地區原有的土地關係發生了改變,「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國《湯溪縣誌》,卷三)。這樣,不少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在太平軍的支持下,從地主手中奪回了土地,從而也就極大調動了農民支持太平天國運動的積極性。
除重視農民土地問題外,太平天國還從政治上廣泛動員和依靠農民。1851年起義之前,洪秀全就明確表示要打破封建禮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訓》),試圖把農民從政治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金田起義以後,太平天國廣泛動員農民和依靠農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統治。首先是重視對農民的思想動員。太平軍所到之處,即對農民廣泛宣傳太平軍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敗與罪惡。為此,太平軍曾大量印行許多宣傳革命的通俗小冊子,諸如《太平詔書》、《天條書》、《待百姓條例》等等;同時還注意隨時隨地對當地農民進行口頭宣傳,當時人稱之為「講道理」。其次,太平天國還依靠農民,建立地方政權。《天朝田畝制度》不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還規定了太平天國地方政權的形式與職能。為了便於動員農民和保證正常的軍需供應,太平天國推行鄉官制,設總制與監軍兩級,多由太平軍文官擔任,監軍以下鄉官分設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全由當地人擔任。這些鄉官帶領鄉兵,或維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軍參加戰鬥。鄉官制在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時人張德堅在《賊情匯纂》中也承認:「到處遍立鄉官,是我民盡為賊助。」這表明鄉官制在初期不僅保證了太平天國軍需糧餉的正常供應,而且對保護農民利益、動員農民參加地方政權建設,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從而使太平天國政權有了穩固的社會基礎。
二
如果說農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關鍵,那麼,太平天國政權後來的衰亡則與失去農民的支持有關。
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畝制度》的改革方案,雖然對動員廣大農民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後來對於農民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因為從分配形式看,以絕對平均主義的原則來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現實的空想,無法具體實行。從所有制結構看,太平天國雖然主張有田同耕,但農民僅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太平天國強調所有土地歸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實際上,這不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農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國還推行「聖庫」制度,將農民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所有權統統廢除。這樣做極大地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違背了他們的願望。據載,當時反映太平天國經濟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鄉民方如夢覺。然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誠然,大平天國在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動員需要而宣傳平均主義和實行「聖庫」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問題在於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仍然將這些主張作為新政權的經濟綱領,就難以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後來迫於形勢,太平天國要求農民「照舊交糧納稅」。這一措施雖然暫時緩解了太平軍的供給困難,但對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無助,反而是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種承認。在一些地區,太平軍規定「富戶貧民宜一體完納」,「示諭佃農照常輸租」(《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118頁、第134頁)。太平軍還在江浙等地發給地主田憑,設立收租局,公然保護地主利益,強迫農民交租,規定「租戶仍將該還錢米繳還原主,不得抗欠」(瀋梓《避寇日記》)。不僅如此,在太平天國統治的許多地區,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不斷加重。有些附加稅,如田捐由太平軍直接向佃農徵收,就更加引起廣大佃農的不滿。
對於近代中國的農民來說,沒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會產生積極的政治熱情。太平天國既然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那麼也就不能指望農民對它繼續支持。事實上,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政權迅速異化,其領導人建立了嚴格的等級制,規定不同的等級享有不同的特權,從反皇權到迷戀皇權。天王洪秀全成了「獨一真神」,為了神化自己,自稱「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個領導層為「繁華迷惑」,窮奢極欲,愈來愈腐化,完全脫離了廣大農民。隨著太平天國上層的皇權化,其鄉村的基層組織也逐步異化。鄉官制本來是太平天國動員農民的基層組織,可是後來逐漸為地主和地痞無賴所把持,「軍帥請當地有身價者充當,師帥以書役及土豪充當」(《太平天國》,第五冊,第370頁)。這些人利用職權,在鄉間橫行霸道,對農民「敲詐逼勒,無所不至」(《太平天國》,第六冊,第649頁)。鄉官和鄉官制愈來愈不能維護農民的利益,甚至走向農民的對立面,這就極大地動搖了太平天國的政權基礎。最後,當面臨中外敵人的聯合進攻時,太平天國由於再也得不到廣大農民的支持,就只能陷於孤立無援的絕境。
三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王朝的更替,但透過歷史表象,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王朝的興與衰都和農民有關,中國歷史上的所謂「週期定律」,從本質上看就是由農民問題而引發的,太平天國就是其中一個典型。運動初期,其領導人以拜上帝教為中心,把耶穌上帝的啟示和中國農民的現實需要相結合,以政治上的平等與經濟上的平均作為政治動員的口號,將鬥爭矛頭直指腐敗的清王朝。這不僅激發了太平軍將士的鬥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從而使太平天國的隊伍日益壯大,農民運動勢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後,太平天國沒有根據鞏固和擴大政權的需要,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以進一步調動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太平天國制定的絕對平均主義經濟綱領---《天朝田畝制度》,不僅在現實中難以實施,而且也違背了廣大農民的願望。事實上,太平天國從來就沒有實施過《天朝田畝制度》,相反,出於一時需要下令農民要「照舊繳糧納稅」,承認鄉村舊秩序,甚至縱容無賴鄉官姿意勒索,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這使許許多多農民對太平天國感到失望。太平天國失去了農民的支持,其政權在下層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礎。不僅如此,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將農民置於新的等級統治之下,其上層領導開始全面腐化,甚至因爭權奪利而發生嚴重內訌。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平均、一切財產公有等主張,本來是太平天國動員農民起義的激動人心的口號,現在卻成了太平天國領導人利用農民、謀取私利、享受特權的幌子。這樣,太平天國以一種落後的東西去否定另一種落後的東西;靠農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從依靠農民到失去農民,最終自身也被農民拋棄。這就是太平天國的悲劇所在,也是所有農民政權的悲劇所在。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一
太平天國的興起離不開農民的支持,而要獲得農民支持,就必須重視和照顧農民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土地問題。早在金田起義以前,洪秀全根據廣大農民迫切要求擺脫貧窮苦難的願望,表示了對土地問題的極大關注和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強烈不滿。在《原道醒世訓》中,洪秀全對私有製作了深刻批判,認為「世道乖漓,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國頒布瞭解決土地問題的經濟綱領---《天朝田畝制度》。這個改革方案以農民土地問題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義原則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歸天父公有,將田地劃分九等,由農民平均分耕,所謂「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產品也平均分配,余物歸公,以便「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無疑,這種土地改革方案,表達了千百年來生活在苦難之中的廣大農民的強烈願望,是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種大膽否定。雖然這個方案不可能真正實行,但在太平天國運動初期,這種平分土地的主張對許多農民來說確實有很大的吸引力,對動員廣大農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太平軍雖然沒有完全按照平均主義的土地方案去實行,但許多實際行動還是打擊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進了農民土地問題的部分解決。在有些地區,太平軍直接沒收地主土地,田盡入公。有時,太平軍還同廣大貧苦農民一道,剝奪地主的錢糧,勒令富戶進貢。在太平軍的支持下,許多地區的農民展開抗租、減租的鬥爭。更重要的是,太平軍所到之處,地主因爭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這些土地經當地太平軍的許可而由農民佔有耕種。在太平軍的打擊之下,不少地區原有的土地關係發生了改變,「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國《湯溪縣誌》,卷三)。這樣,不少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在太平軍的支持下,從地主手中奪回了土地,從而也就極大調動了農民支持太平天國運動的積極性。
除重視農民土地問題外,太平天國還從政治上廣泛動員和依靠農民。1851年起義之前,洪秀全就明確表示要打破封建禮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訓》),試圖把農民從政治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金田起義以後,太平天國廣泛動員農民和依靠農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統治。首先是重視對農民的思想動員。太平軍所到之處,即對農民廣泛宣傳太平軍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敗與罪惡。為此,太平軍曾大量印行許多宣傳革命的通俗小冊子,諸如《太平詔書》、《天條書》、《待百姓條例》等等;同時還注意隨時隨地對當地農民進行口頭宣傳,當時人稱之為「講道理」。其次,太平天國還依靠農民,建立地方政權。《天朝田畝制度》不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還規定了太平天國地方政權的形式與職能。為了便於動員農民和保證正常的軍需供應,太平天國推行鄉官制,設總制與監軍兩級,多由太平軍文官擔任,監軍以下鄉官分設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全由當地人擔任。這些鄉官帶領鄉兵,或維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軍參加戰鬥。鄉官制在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時人張德堅在《賊情匯纂》中也承認:「到處遍立鄉官,是我民盡為賊助。」這表明鄉官制在初期不僅保證了太平天國軍需糧餉的正常供應,而且對保護農民利益、動員農民參加地方政權建設,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從而使太平天國政權有了穩固的社會基礎。
二
如果說農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關鍵,那麼,太平天國政權後來的衰亡則與失去農民的支持有關。
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畝制度》的改革方案,雖然對動員廣大農民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後來對於農民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因為從分配形式看,以絕對平均主義的原則來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現實的空想,無法具體實行。從所有制結構看,太平天國雖然主張有田同耕,但農民僅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太平天國強調所有土地歸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實際上,這不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農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國還推行「聖庫」制度,將農民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所有權統統廢除。這樣做極大地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違背了他們的願望。據載,當時反映太平天國經濟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鄉民方如夢覺。然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誠然,大平天國在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動員需要而宣傳平均主義和實行「聖庫」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問題在於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仍然將這些主張作為新政權的經濟綱領,就難以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後來迫於形勢,太平天國要求農民「照舊交糧納稅」。這一措施雖然暫時緩解了太平軍的供給困難,但對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無助,反而是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種承認。在一些地區,太平軍規定「富戶貧民宜一體完納」,「示諭佃農照常輸租」(《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118頁、第134頁)。太平軍還在江浙等地發給地主田憑,設立收租局,公然保護地主利益,強迫農民交租,規定「租戶仍將該還錢米繳還原主,不得抗欠」(瀋梓《避寇日記》)。不僅如此,在太平天國統治的許多地區,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不斷加重。有些附加稅,如田捐由太平軍直接向佃農徵收,就更加引起廣大佃農的不滿。
對於近代中國的農民來說,沒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會產生積極的政治熱情。太平天國既然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那麼也就不能指望農民對它繼續支持。事實上,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政權迅速異化,其領導人建立了嚴格的等級制,規定不同的等級享有不同的特權,從反皇權到迷戀皇權。天王洪秀全成了「獨一真神」,為了神化自己,自稱「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個領導層為「繁華迷惑」,窮奢極欲,愈來愈腐化,完全脫離了廣大農民。隨著太平天國上層的皇權化,其鄉村的基層組織也逐步異化。鄉官制本來是太平天國動員農民的基層組織,可是後來逐漸為地主和地痞無賴所把持,「軍帥請當地有身價者充當,師帥以書役及土豪充當」(《太平天國》,第五冊,第370頁)。這些人利用職權,在鄉間橫行霸道,對農民「敲詐逼勒,無所不至」(《太平天國》,第六冊,第649頁)。鄉官和鄉官制愈來愈不能維護農民的利益,甚至走向農民的對立面,這就極大地動搖了太平天國的政權基礎。最後,當面臨中外敵人的聯合進攻時,太平天國由於再也得不到廣大農民的支持,就只能陷於孤立無援的絕境。
三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王朝的更替,但透過歷史表象,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王朝的興與衰都和農民有關,中國歷史上的所謂「週期定律」,從本質上看就是由農民問題而引發的,太平天國就是其中一個典型。運動初期,其領導人以拜上帝教為中心,把耶穌上帝的啟示和中國農民的現實需要相結合,以政治上的平等與經濟上的平均作為政治動員的口號,將鬥爭矛頭直指腐敗的清王朝。這不僅激發了太平軍將士的鬥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從而使太平天國的隊伍日益壯大,農民運動勢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後,太平天國沒有根據鞏固和擴大政權的需要,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以進一步調動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太平天國制定的絕對平均主義經濟綱領---《天朝田畝制度》,不僅在現實中難以實施,而且也違背了廣大農民的願望。事實上,太平天國從來就沒有實施過《天朝田畝制度》,相反,出於一時需要下令農民要「照舊繳糧納稅」,承認鄉村舊秩序,甚至縱容無賴鄉官姿意勒索,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這使許許多多農民對太平天國感到失望。太平天國失去了農民的支持,其政權在下層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礎。不僅如此,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將農民置於新的等級統治之下,其上層領導開始全面腐化,甚至因爭權奪利而發生嚴重內訌。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平均、一切財產公有等主張,本來是太平天國動員農民起義的激動人心的口號,現在卻成了太平天國領導人利用農民、謀取私利、享受特權的幌子。這樣,太平天國以一種落後的東西去否定另一種落後的東西;靠農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從依靠農民到失去農民,最終自身也被農民拋棄。這就是太平天國的悲劇所在,也是所有農民政權的悲劇所在。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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