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胡錦濤統治下 沒有新社會 哪有新儒家？

道理很簡單，沒有新社會，哪有新儒家？假新儒家隨便安名就行了，真新儒家卻惟有公民社會形成後才有可能出現。

一、儒家由民間走向官府－－儒學成儒教，走向學府為舊儒學送終。

有儒家前，有儒無家。在商朝，貴族之外有專職從事禮樂職業的儒者，在講究貴族名分等第的人群中，細緻地分別誰先起身誰後坐，對誰該奏什麼樂。西周禮樂制度制定後，儒者成為專事禮樂職業的儒官，躋身於貴族之中。孔子的祖輩就是操作禮樂儒職的貴族，所以孔子對負責制定禮樂制度的周公始終感恩。那時候只要有嫻熟的技藝就行了，不需要精深的學問，所以無家無學派。

兩千五百年前儒家出現於春秋民間，周王朝衰落，官府的儒官下崗。為了生活，也為了復興禮樂，孔子在民間興辦私塾學校，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孔子是周禮的修正主義者，以人性中珍貴的仁愛來為有些硬的禮奠基，希望復興的禮樂比較感性或女性化，讓人際秩序裡溫情脈脈。孔子的煞費苦心被孟子領會得最好，以義補仁，早於毛澤東兩千三百多年，就對那些只顧當下的諸侯們講「為民」 的服務意識和「貴民」的「仁政」道理。至此儒家作為民間一個學派，學問已非常系統，弟子門生以孔孟為師世代相傳，在民間為人師卻希望再入官府做官。幾百年裡，這些講仁義道德的私塾老師一直不移、不淫、不屈地為儒官上崗而努力。

四百年以後漢武帝時代儒學為官府獨尊而成為儒教，尊孔孟為聖人，以儒官為師世代相傳。一百零七年前清朝末年廢八股科舉，中華儒學由於國教地位喪失而由官府走向學府。政黨政治出現，專事儒學禮樂和仁政的文人階層不復存在。專事家庭倫理道德訓練的文士階層又沒出現，儒家在民間已經消失，惟留儒經。
現今所謂新儒家都是假的。學府、學會裡諸如鄭家棟、蔣慶、康曉光等，不過儒者，無專門弟子，以儒經為師做學問，做中共奴才領薪水，既非公民也非君子，言行不一、人格分裂的生活，徒勞地等待中共行王道，一天天地為舊儒學送終。

二、有新儒家之前，須先有修正孔孟之道的新儒學。

當今所謂新儒家，除了人是新的，已非士大夫，講的卻還是士大夫時代的舊儒學。但是，無論在春秋戰國時代，還是漢唐宋元明清時代，舊儒學面臨的的現實都是小人除生存權其它權利全不考慮，女人群體並長期地基本上被排除在社會的正當職業外，與小人同類。孔夫子所謂「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一直是社會現況。

辛亥革命後，中華共和體制確立到如今將近百年，公民權利和義務明白地寫入憲法，女人也越來越多地進入社會各行各業。名分等級的精神籬笆儘管還在，但已是非法存在，只是因為潛規則還慣性地起作用。共和體制、公民入憲和女人就業的社會新像，需要儒家傳統與時俱進地與之協調，即須有對孔孟之道的修正。

首先，需要由孔孟復歸《易經》的新儒學而致良知，言行一致地做「厚德載物」的大胸懷君子，以「不同而和」、「寬以待人」的君子情懷與人相處。其次，表裡如一地做「自強不息」的進取心君子，以「天道酬勤」、「與時俱進」的君子品格學習成長。再次，寬恕和自強的修煉中，「元、亨、利、貞、勇」五統跟「仁、義、禮、智、信」五常相結合，構成共和國君子教育之歷史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基本原則。第四，仁義道德培育已不側重讀經，而側重「智、仁、勇」原則生活化。

新儒學的品格修養裡，「寬恕」和「自強」之先後不可絕對的機械化理解。「寬恕」先於「自強」，是適應民主共和需要的。多元化的議會裡，如果議員們沒有寬容異己者的品格，那街頭政治便會不斷最終會導致槍桿子說了算，就不會有「不同而和」的議會制度出現。「寬恕」而後「自強」，會內在地鞭策議員、官員在法治的公民社會裏努力追求自我成長、人格完善。 「五統」對應「天、地、民（君）、親、師」之「五道」，「五常」直接是「德」。五統跟五常相結合簡化為三生活化原則－－智、仁、勇（這時的勇作德來修，不是「師道」之勇）。

三、新儒學哺育公民儒，真新儒家從公民儒中形成。

新儒學是為公民社會和議會民主服務的，為公民儒出現提供思想搖籃。
辛亥革命之後實行共和制，法理上法律中，國人都一視同仁地被當作公民對待，賦予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義務。然而國人思想和行為中卑賤的小人跟高貴的君子怎能平起平坐？這個思想籬笆不從傳統上給予撤除，只談民主共和必將使人際關係日趨虛偽，求正義的亢奮者面對社會變革必將趨於浮躁和激憤，呈現暴力傾向，例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毛澤東等都喜歡做革命者，卻沒意識到先要做公民。

陳、李、魯、毛等人的民主思想都是從法國和美國拿來的，沒有從中華儒家的「民貴君輕」思想中合乎歷史、合乎邏輯地拓展出來。他們學歐美講人民，但青少年時代腦子裡的民都是庶民（黎民百姓、小人草民），意識和潛意識的矛盾使他們都有這樣、那樣的人格分裂。李大釗對俄國十月革命呼喚庶民的勝利，空幻地把平民暴亂當作了人民民主的必經途徑。毛澤東一邊讀改良社會的書，一邊坐轎子和僱人挑水吃，這就注定他頭腦裡的新社會不過是換抬轎和挑水的人。

從中華民國成立起，就當有公民儒學出現，剔除舊儒學中的庶民思想。如果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結合民國憲法和議會政治需要重新解釋，養「浩然正氣」跟尊民平等做公民相聯繫，並從男做家務、士拾垃圾等細微處著眼，撤除區別君子與小人的精神籬笆，使儒家的仁義道德成為中華民國憲法內容的思想基礎。

共和國公民教育和制度體系裡，儒生無一例外地要被納入，使公民日增、小人儒日減，不仁不義和落井下石等邪性惡行即使偶有，也絕不可能污染社會風氣。當儒生能在公民的權利主體和義務對象之授受關係的基台上修身養性，讀儒書不為做官只為道德，就成了現代社會裏的仁義君子。公民基臺和民主善政確立，兩代人之後就將去小人儒。此後，始有真新儒家出現。公民＋君子=新儒家。

如此新儒家復興於中華民間，法治中國才有既「為政以德，星共北辰」又「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錦繡仁政出現，主體是民而非君。著眼當今中華大陸社會，惟有馬列邪說和中共邪靈合成之邪教被廢除，公民式君子也即公民儒出現併合法地自由結社開展活動時，才有真新儒家。公民儒品格基地上的新儒家將使儒學教化多元化，仁教、義教、智教、信教等都將出現，禮教也將獲得革新。

四、公民儒寬容異己並完善自我，在各行各業做正大君子。

公民儒品格修養沒有由西周而沿襲到近代的君子儒那樣駁雜。君子儒修養有三千年禮教傳統積澱，側重在人的名分等級上辭讓規定的遵守及其訓練，由男和女、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君和臣、大官和小官等，早中晚不同，人前人後有別，煩瑣得只講禮不做別的還不一定做得好，虛偽地講禮便帶入小人意識，一生不停地向自我開戰。君子儒修養舍棄權利，選擇人治，妨礙做公民。

公民儒品格修養不由《孝經》開始，而由《易經》開始，側重落實「坤」道之「厚德載物」和「干」道之「自強不息」的君子精神。「厚德載物」之寬容異己的修養，從培養見微知著的預測力開始，到培養正邪交戰不避風險的勇氣告終。「自強不息」之人格完善的修養，從培養忍讓待機的耐性開始，到培養居高思危自我節制的自省力告終。胡錦濤如果有此兩君子精神，就敢見法輪功，就有退黨壯舉。

把「寬恕」和「自強」的君子精神從古代老師和官員兩個職業推廣到現代社會的各行各業，而且由男士擴展到女士，像日本教授肯拾垃圾、清潔工肯喝馬桶水那樣，自覺自願且不折不扣地履行公民義務－－遵守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將仁義德行廣施社會成員和服務對象，且文質彬彬、理智思考、信守承諾，皆正大君子，皆有光明的生活或事業前景。名分等級制度下的職業和人格的歧視都沒了。

成為公民儒並非要精研道德學問，只要奉公守法和修身養性，就會有好道德操守。公民儒研究儒學，文章和生活中都會正直一貫，不會「走私人口」犯刑事罪。公民儒做官員，是公務員而非「父母官」，有職權無特權，不可能成為台上講廉政台下受賄賂的胡長清、成克傑（沒人聽也少人送）。公民儒同事之間，出事會有合法的仁義支援，不會因為某個政黨或單位壓力，對同事做落井下石的缺德事。

當代黨皇朝統治的大陸社會只有中共「飼養」的儒者，當作尊孔的裝飾，不見新儒家的萍蹤俠影。談王道仁政是談不出新儒家的，新儒家必須會談民主憲政。新儒家不可能空喊而出，不積極參與中華共和國公民社會的創建，就不會有新儒家，以前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做新儒家不難，但看是否真心，有無新心。

欲成新儒家，須從做公民儒開始，先「寬恕」後「自強」地修煉自己的君子精神，將寬容異己和完善人格的品性運用到社會生活和職業工作中，形成良好的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像江澤民、胡錦濤那樣端著君王架子，不肯和不敢面對民運人士和法輪功學員的民主和人權要求，即使做足尊孔樣子，滿口「親民」、「和諧」，也不過是表裡不一、人格分裂的小人儒。胡錦濤以小人儒心態治國，豈容新儒家？

沒有憲政國，就沒有公民儒。沒有公民儒，就沒有新儒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