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文革中那些血淚斑斑的暴行

「文革」是一場空前的大災難,是充滿血腥、荒唐的一段歷史,我們這些從「文革」走過來的人有責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文革」的醜陋和邪惡記錄下來,留給後代,從中接受教訓。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寫下幾件親身經歷的小事也許微不足道,但可以從一個側面瞭解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氣和可悲。這些事,兒輩或許多少知道一點兒,孫輩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為奶奶為他們講「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這些血淚斑斑的殘暴行為命名為「文革逸事」,讓後人來評說吧。

一、初嘗游鬥

1966年6月1日深夜,工作了一天的人們已經進入了夢鄉,這時,突然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學校司機老趙開車來外專宿舍樓接我和老伴以及其他幾位總支委員,參加學校黨總支緊急會議,傳達第二天即將見報的北大聶元梓等7人一張大字報的消息,並研究應對措施。9個總支委員誰也沒有經歷過這個陣勢,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說什麼好,整整一宿,也沒有討論出結果來。

當第二天新聞聯播播出這張大字報和《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後,學校裡立即亂作一團。不久,學校停課,學生造反,揪鬥校系領導,衝擊各級組織,黨政工作陷於癱瘓,接著運動步步升級,一發不可收拾。當時,我是學校團委書記,直接面向廣大青年師生,我又愛和青年人聊天,結識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風暴一來,說外專執行的是劉少奇修正主義的建團路線,我這個團委書記就成了推行修正主義建團路線的急先鋒。我結識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來反戈一擊,給我糊了一個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來在校園裡游鬥,這可是外專戴高帽遊街的第一個「走資派」,我心裏又怕、又羞、又惱,真是斯文掃地,恨不得有個地縫鑽下去。

好不容易游鬥完了,放我回家吃飯,老伴已為我煮好一大碗麵條,還特意放了兩個荷包蛋,但我卻一點食慾也沒有,腦子裡一片空白,一句話也沒有,兩眼發直,呆坐在沙發上。這時,老伴從他的臥室拿出一個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我戴的那個差不多,強作笑顏地對我說:「明天要是再游鬥,我戴這頂陪你游」。我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煩惱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麵條碗,吃個淨光。這時我才發現,老伴兩眼都含著淚花,是無奈的淚,也是痛苦的淚。

我心裏有了底,不再懼怕戴高帽子游鬥,而外專的學生都是剛從國外回來的華僑學子,膽子比較小,也比較克制。有些人也許覺得游鬥不大過癮,就召開全校大會批判,會場一片打倒聲,還讓我第一次嘗到坐「噴氣式」的味道:彎腰90度,臉望前方,雙臂向後高舉。大會點名要我老伴上臺揭發,老伴照著報紙口徑批了一通修正主義後,竟為我表起功來,說我來學校剛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據黨中央指示做的,誰能知道是修正主義呢?未等他講完,就被「革命」群眾轟下臺去,我心裏暗自發笑,心想,你這個書獃子,現在是什麼氣候,還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沒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鬥的對象,而且比批鬥我還厲害。

最讓我想不到的是,我精心培養的一個團委接班人反戈一擊,竟信口雌黃,把我苦口婆心勸他安心團的工作,並現身說法,服從組織分配,34歲還作校團委書記的工作,說成是以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拉攏他。他家在農村,生活很困難,我主動借給他60元錢讓他寄回家應急,說我拿臭錢腐蝕他。要知道,那時的60元錢,可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多月的工資啊。遺憾的是,這位同志「文革」後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表示歉意的話,也從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見,「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麼程度。

二、「三家村」和「夫妻店」

「文革」開始,北京市就揪出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各地、各單位都如法炮製,外專造反派也不甘落後,就把我和老伴,再加上副校長劉質毅(原湖南株洲市委副書記)三個人打成外專的「三家村」,理由似很「充分」,因為我們三人都是從對外經委調來的,又都是長期從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說法,執行的都是修正主義路線,必然臭味相投。但批來批去,除了幾頂嚇人的大帽子外,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問題,更揭發不出有份量的反黨材料。於是造反派就別出心裁地提出批周宗賢、封佩玲「夫妻店」。要說「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說法,因為我們是從廣西南寧調京的,「文革」乍起,廣西大亂,分成「聯指」、「4?22」兩派。

那時,時興大串聯,兩派都有人來京,我和老伴都特別好客和念舊,不論哪派,只要找上門來,都熱情接待,或吃頓飯,或住上幾天,只談友誼,不談派性,也記不清招待過多少撥,多少人。那時最感困難的是糧票不夠用,因為吃飯買糧要糧票,有些避難來京的同志,來不及帶糧票,我們只好東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糧,有時實在接不上頓,就和老伴帶上兩個孩子串親戚找頓飯吃。沒有想到,這種同志之間的正常交往和友誼竟引來了大禍。由於謝王崗同志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袁家柯、羅麗華同志住了十多天,我和老伴都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謝、袁兩位同志,都是我們尊敬的老領導,謝王崗還是我和老伴結合的「紅娘」,袁家柯更是老伴的入黨介紹人,以正常的眼光看,是很自然的友好交往,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呢?何況,任何朋友來家住,我們都按規定如實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

可是沒過多久,謝王崗、袁家柯被康生點名扣上特務和死不改悔走資派的帽子,造反派對我和老伴的批鬥大大升級了,我倆都成了包庇窩藏壞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我們家成了窩點,並被造反派戴上「周封夫妻店」、「黑店」的桂冠。這時就不光是文鬥了,還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老伴被打、被虐成疾,1971年4、5月份在積水潭醫院急診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長達4個多月。我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勞改,接受批鬥,又惦記醫院的老伴和在家裡無人管的兩個幼子,身心憔悴。

有一天,從干校回家,聽我12歲的大兒子說,家屬造反派斗了他幾天幾夜了,說一個造反派的兒子丟了10元錢,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認偷了這10元錢,不承認不給睡覺,還威脅送他去派出所勞改。我最瞭解自己的孩子,街上撿到一分錢都送到警察叔叔那裡,我們的工資都放在家裡明顯的地方,也從來沒少過一分錢,可是那時就是造反有理,無法無天,造反派說你是壞人,不是也是。我心疼孩子受委屈,違心地拿出10元錢給那位造反派「夫人」,並狠狠心,把大兒子送到河北遷安的親戚家,把只有8歲的小兒子送回河南老家。在那個年代,對自己的孩子,不僅不能給予保護,甚至難以撫養。送別兒子的滋味,別提多難過了,可又有什麼辦法呢!

三、劃界限

康生點名批判謝、袁後,外專的造反派和軍工宣隊認定是他們立功的機會來了,抓了兩條「大魚」,他們很懂「策略」,先把我老伴關進「牛棚」,不給自由,不給見面,背對背地交代揭發,規定每月只有一次給老伴送糧油票和日用品的機會,每月見面時,後面總跟著造反派或軍、工宣隊隊員,生怕我們串供。說來奇怪,只要看上老伴一眼,互相交換一下眼神,就覺得放心了,沒事。幾個月也搞不出他們需要的材料,於是,他們又玩了一手,要我同老伴劃清界限,說:「周宗賢是鐵板釘釘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是謝、袁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你是受矇蔽的,性質不同,是人民內部矛盾,要大膽揭發,劃清界限。」見我還是揭不出老伴的反黨材料,造反派進一步逼我說:「你是要黨籍,還是要周宗賢。」我毫不含糊地說:「我要黨籍,也要周宗賢。」造反派實在逼不出東西來,就滿校園糊大字報,說我劃不清界限,死路一條,死定了。後來,老伴從牛棚裡放出來,造反派對他採取的是同樣拙劣的辦法,同樣是一無所獲。

四、封鬼

外專軍、工宣隊和造反派在學校弄不到他們需要的材料,就派出不少人外調,不知道他們在南寧外調時怎麼聽說我在學生時代有個綽號:「封鬼」,以為可找到了一個過硬材料,能置我於死地。其實,「封鬼」是南寧解放前我搞地下學運工作時,戰友們對我的昵稱。在國民黨統治區搞地下工作,要冒著殺頭的危險,這就要求地下工作者既要有敢於鬥爭、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善於鬥爭、保護自己、打擊敵人的手段。「封鬼」就是戰友和同學們對我這段表現的肯定,它是機警的意思,又含有一種樂觀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間的親切感。塵封的記憶,本算不了什麼,更沒有表功的意思,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某些人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把具有革命含義的稱謂誣稱「風流」的意思,並藉此攻擊污蔑我有作風問題,妄圖把我的革命鬥爭史篡改為「風流韻事」史。他們為了打倒我,可謂處心積慮。但南寧外調材料絲毫幫不了他們的忙,於是,他們只有編造謊言了。謊說南寧沒有地下團的組織,說我歷次交代參加過地下團是假的,搞地下活動是無中生有,是欺騙組織,混入革命隊伍,以他們編造的謊言激發群眾的義憤。真是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他們已不顧做人的起碼良知了。批風流鬼批不下去,於是又把「封鬼」說成是「瘋鬼」,要我交代瘋狂反黨、反人民的罪行,不然,為什麼叫「瘋鬼」。我說是封佩玲的封,不是瘋狂的瘋。造反派說,不管哪個封,你就是瘋狂,不交代瘋狂,就是不老實,過不了關。如此強詞奪理,不講道理,已是司空見慣。你批你的,我就像沒聽到一樣,思想早開了小差。


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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