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8月18日首次檢閱紅衛兵之後，紅衛兵組織迅即遍及全國。
史無前例的紅色風暴頓時衝擊著整個中國。
1966年5月在北京開始興起的紅衛兵運動，對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產生巨大的衝擊。在紅衛兵運動高潮時，從大學、中學甚至到小學，不同年齡層次的學生，都不同程度表現出瘋狂的領袖崇拜熱情和野蠻的人性。對幹部、老師、知識份子、名人進行抄家、揪鬥、毆打，採用各種慘不忍睹的手段，如用圖釘往老師臉上釘等。因此，不少「文革」研究者認為，紅衛兵運動乃至「文革」，是人的獸性大暴露。
為什麼只有十幾歲的紅衛兵們，會突然間表現出這種野蠻行為？
1995年，我曾在一篇關於紅衛兵的文章中這樣寫過：
從年齡上看，紅衛兵中的大學生或者中學生，大都成長於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在開始接受教育的年齡，此起彼伏的政治鬥爭、世界風雲變幻，便構成了他們歷史性格孕育、生長、定型的背景。……在他們的眼睛裡，父輩的生存方式，從來離不開批判、鬥爭、革命，社會生活中，人之間來不得半點溫存－－那簡直是不可取的奢侈，更不能允許毫無政治原則的妥協－－那絕對是必須拋棄的軟弱和政治上的不堅定。從此，人細膩而豐富的情感，漸漸變得簡單而粗俗，階級鬥爭的目光和心理狀態，把生活萬象，把他們的性格，也籠罩上你死我活的熱衷鬥爭的陰影。（《殘缺的窗欄板》）
究其原因，「文革」前幾年在中國各類學校開展的政治教育中，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和人性論，強調階級和階級鬥爭，強調學生的戰鬥性和反抗精神，對少年兒童的性格和思維方式的形成，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結果，紅衛兵運動興起初期，野蠻行為大行其道，獸性被當成革命造反行為，被看做是「做革命接班人」的最好表現。
二
在談及1963年對「母愛教育」的批判之前，有必要先對1949年中國教育體系的構成做簡略描述。
在1949年之前的現代中國教育，學校大致分為公立學校、私立學校、教會學校三大類。這些學校各自有自己的教學方式、教材、教師構成。考試、招生相對獨立運行，教師的聘用也是比較自由的，流動的。
1952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年之後，以上情況開始改變。1952年9月10日，教育部決定，自1952 年下半年至1954年，將全國私立中小學全部由政府接辦。在此前後，教會學校也相繼停辦，一些著名的高等教會學校在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被合併至其他公立高校。如北京的輔仁大學被停辦，燕京大學合併於北京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停辦，其文科調整至復旦大學。據1953年10月11日中國政務院頒發本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方案稱，至1953年底， 一般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工作基本完成。
因此，自1953年起，中國的學校基本上均屬於公立性質，也就是說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每個教育層次和環節，都由政府統一管理，實施統一的教育方針、教育思想，這為黨和政府加強對學校的領導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與此同時，強調政治教育成為「文革」前中國各類學校的首要任務。
從1950年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到1954年批判胡適、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1957年反右運動，以及1957年10月高等學校學生中掀起的紅專大辯論高潮，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教育界的突出政治的氣氛越來越濃，無論小學、中學還是大學，文化知識的學習，不再放在突出的、首要的位置，相反，配合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成了教育的重點。
1962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上突出強調階級和階級鬥爭，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此時開始，中國的學校對學生的教育便愈加政治化，對所謂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的批判，也就從文藝領域延伸到教育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人民教育》雜誌在1963年發起了對「母愛教育」的批判。
三
1963年5月，《江蘇教育》發表《育苗人》一文，介紹南京師範學院附小教師斯霞精心培育學生的事跡。此文後來被改寫為《斯霞和孩子》，發表在5月 30日《人民日報》上。這兩篇文章都強調教師要以「愛心」愛「童心」，兒童「不但需要老師的愛，還需要母愛」，教師「像一個辛勤的園丁」，「給我們的幼苗帶來溫暖的陽光，甘甜的雨露」。
10月，《人民教育》在同期刊物上發表《我們必須和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劃清界限》、《從用「童心」愛「童心」說起》、《誰說教育戰線無戰事？》三篇文章。這組文章以討論「母愛教育」為題，認為所謂「母愛教育」就是資產階級教育家早就提倡過的「愛的教育」。說它涉及到教育有沒有階級性，要不要無產階級方向，要不要對孩子進行階級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階級烙印。隨後，圍繞著這些問題，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場關於「母愛教育」的討論和批判。
《人民教育》是由教育部主辦的刊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教育部的聲音。
在《我們必須和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劃清界線》一文中，作者認為：「學校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而不是像園丁在苗圃裡隨意地培育著幼苗、花朵。」
從這一觀點出發，作者認為，對學生應該實施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愛憎教育，而不是人道主義的母愛教育。他說：
「不能用所謂的母愛，泛泛的愛來愛孩子和教育孩子。愛和憎總是有階級性的。」
「要以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來武裝兒童，要他們起來反對一切剝削和壓迫，要他們憎恨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憎恨階級敵人，而熱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
在《從用「童心」愛「童心」說起》一文中，作者認為：我們拒絕以「童心」愛「童心」的說法，因為它會引導我們陷在「人性愛」的污泥之中，會把我們領上 「為教育而教育」的歧途。但是，應該肯定：人民教師要熱愛兒童。這種「愛」，是從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發出來的，是體現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的精神的，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因為這種「愛」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它就服務於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不是脫離而是緊密結合現實的階級鬥爭，以無產階級的思想品德教育兒童，不要盡領著孩子們「為小白兔的病痛而流出同情的眼淚」，需要培養下一代敢於和剝削階級影響鬥爭的精神。
《誰說教育戰線無戰事？》的作者這樣指出：「階級教育是思想教育的核心。我認為，從孩子懂得要區分好人和壞人開始，就要適應他們的理解能力對他們進行階級教育。離開了階級教育這個核心，什麼教育學生守紀律、有禮貌、團結友愛、不驕傲，等等，都可以變成資產階級教育，和資產階級教育沒有區別。」
《人民教育》發表這三篇文章後，據編者稱，在幾個月時間裏，編輯部收到近千件來稿來信，多數贊成這些文章的論點。將近一年後，1964年10月，《人民教育》發表關於這次圍繞「母愛教育」的討論發表綜述，再次強調：
「我們的教育工作是階級鬥爭的武器，學校教育不能脫離當前的階級鬥爭。」
「是為了革命而愛孩子，不是為愛孩子而愛孩子。」
「同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愛比較起來，母愛只能是渺小的，而決不是什麼偉大的。」
四
從以上的敘述不難看出，針對少年兒童的母愛教育而展開的批判，突出了對學生們階級鬥爭觀念的灌輸，把普遍存在的人性愛的教育，扭曲為憎恨教育。這樣，便使得不同年齡層次的學生在接受教育時，容易接受所謂無產階級的偉大的愛、革命的愛，而漠視人與人之間的日常生活的愛，在校園裡，尤其漠視師生之間的愛。
革命、政治、階級鬥爭成了他們成長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思想內容，所謂無產階級的偉大的愛、革命的愛，進而具體體現為對毛主席的愛。於是，對毛主席和革命的態度，便成了這些學生們愛與憎的唯一評判標準，日常生活的愛的情感也漸漸被視為奢侈的、不應該擁有的情感。
在談到對母愛教育的批判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到當時中國正在興起「學雷鋒運動」。從雷鋒個人來講，本身是道德上的一個楷模，時刻想到別人，為大家做好事，這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是值得推崇的美德。但我覺得，如果從當年的歷史背景來看，從後來形成的紅衛兵群體的特徵來看，從個人崇拜愈演愈烈的事實來看，也許在毛澤東本人來說，開展學雷鋒活動所關心的不只是道德範疇的特點。他看問題從來是從政治入手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在學雷鋒之後形成的。大躍進、人民公社，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在黨內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其他人對毛澤東是批評的，毛澤東藉助林彪在部隊的影響開展學雷鋒活動，這個背景今天我們是不能忽略的，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代學生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為「文革」的爆發打下了基礎。
對於雷鋒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做一顆螺絲釘、做好事的道德形象，他的負面是不動腦筋，是純粹工具論的具體體現；另外一種解釋是林彪的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把雷鋒變成對階級敵人仇恨、對毛主席無比忠誠的形象。這種忠誠只是對毛主席而甚至不是對黨的，否則難以解釋當時的黨中央副主席為什麼會受害。我們「文革」開始之初，蘇聯的《真理報》發表文章，說紅衛兵是與沙皇的紅侍衛一樣，是最高元首的私人部隊。
正是在這樣一種教育氛圍中，十幾歲的學生們開始形成紅衛兵的情感模式。同情心不再被肯定，善良不再被肯定，相反，無情被當做革命的堅定性，野蠻被看做革命者應有的勇敢。當這樣一種情感和道德觀形成之後，他們順理成章地走到了造反的前列，成了最為狂熱、無情、野蠻的一代青年，成了「文革」爆發初期的叱吒風雲的一代，成了這場革命的工具。
這樣的紅衛兵，不會意識到他們所做的一切是違反人性的。因為在他們形成的觀念中，本來只有革命的情感才是崇高的、才是值得肯定的。
由此可見，當我們探討紅衛兵運動興起的原因時，應該注意到從小學教育開始所發生的對母愛教育的批判，注意到紅衛兵的人性扭曲絕非完成於一夜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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