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一個『鬱悶』

在今年舉行的一次長三角地區高校中文教學座談會上，專家們認為理工科學生「有知識、沒文化」的現象十分普遍。由於高中階段過早地實行文、理分科，大學時代又忽視提高中文素養，加上傳統語文教學的偏差，人們往往誤以為「是個中國人，還不會中文？」從邁進大學的門檻起，他們就開始全力以赴地忙乎「英語四級」、「計算機二級」。
等與畢業證書相關的科目了，特別是對外語的熱情早已遠遠超過了母語。結果是他們可以在專業成績上拿滿分，外語考試應付自如，卻連最起碼的自我表達都有問題，電腦高手面對人文軟體竟束手無策。復旦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汪湧豪稱這些學生「詞彙量貧乏」：「表達程度的副詞，學生們只會用『非常』；需要表達悲傷或沮喪時，就剩下一個『鬱悶』」。

在專業化教育理念無限擴張的大前提下，教學的工具化、功利化色彩越來越濃厚，還有多少年輕學子自覺地重視人文素養的提高？過去那些有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工程師，包括負有盛名的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楨、茅以升等人都有很高的人文素養，寫得一手好文章，不僅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非凡的造詣，而且對人文科學也有許多獨特的見解，真正是文理貫通、學究天人。這種良好的傳統為什麼沒有能很好地保存下來，這與我們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裡，大學教育的導向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過分地強調專業分工，只關注工具價值、技術教育的實用主義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棄「無用」的人文教育，技術取代了一切，實用心理、職業技能本身幾乎成了最高的價值訴求，其結果只能是產出大批白字連篇、有技術無人文的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

竺可楨先生做過十三年的浙江大學校長，對高等教育有許多真知灼見，通才教育就是他的重要主張之一，他認為「大學一二年級中，工學院自宜打定數理良好基礎，文法等院自宜重視文學、經濟以及中外歷史，以備專精」。1936年，他一走馬上任，第一次召開校務會議就提出大學各學院一年級不分系的建議，進行討論，目的就是避免學生過早地進入專業學習而忽視了基礎，最後決議成立一個公共科目課程分配委員會。為了加強數、理、化、國文、英文等基礎課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親自到教學第一線。他而且鼓勵學生跨院、跨系選修課程。在他的倡導下，那個時代的浙江大學，理工科學生選讀唐詩宋詞，文學院學生選讀微積分、地學通論、物理等課程都不是什麼罕見的事。他本身作為傑出的氣象學家、地理學家，在中國古典文學、歷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修養，否則我們就無法想像他在氣候研究、物候學研究中常常將古詩詞伸手拈來、恰到好處。他常常說，大學教育主要不是提供傳授現成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開闢基本的途徑，提供獲得知識的方法，培養學生研究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因此基礎學科要比細密的專業知識更加重要。他說，大學生如果只是側重於應用科學，而對純粹科學、人文科學置之不理，「這是謀食不謀道的辦法」。他諄諄勸告大學生，你們到大學來，千萬不要存心以為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作為日後謀生的地步就算滿足。與竺可楨差不多同時代的那些最優秀的大學校長，從清華的梅貽琦、南開的張伯苓到北大的蔣夢麟、胡適、燕京的司徒雷登等，無數他們本身的專業出身是理工科還是文科，在辦學的方向上幾乎都沒有太大的分歧，歸根結底他們都是有著深厚的人文修養、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識份子，他們身上沒有那種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者的短視，他們的目光始終看得很遠，他們把大學看作社會的燈塔、文明的堡壘，大學不是為社會輸送一般的職業技術人才，而是要培養社會各界的未來領袖人才，造就一個民族的中堅力量。

人文主義的缺失確實已成為今日大學教育中的一個嚴峻問題。前幾年廣西師大出版社組織一批人文學者選編了一套三卷本的《大學人文讀本》以及《大學人文教程》，旨在為現在的大學生「精神成人」提供一種讀物，深得社會各界的好評，也受到大學師生的歡迎，「大學人文」成了一個流行詞彙。但要真正改變理工科學生缺乏最基本的母語素養、人文常識的現狀，不是一套書或幾套書能解決的。如何給一個技術主義一邊倒的時代真正增添一些人文主義的亮度，這不僅牽涉到一些制度層面的問題，而且與整個辦學理念有千絲萬縷的糾葛。前些日子有媒體報導說，復旦大學將成立文理學院，2005年的新生按專業錄取後將進入文理學院，接受沒有專業侷限的文科、理科大平臺的教育，學習一年後再進入專業院系。目的就是要打通學科之間的界限，給學生更多自主的機會，為養成通才做準備。這個消息表明至少有些高校已開始注意到了過分傾向專業教育的弊端。當然，僅僅靠這一措施還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如果不能對一刀切的英語考級等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同時需要一個兼容並包的多元的人文氛圍。無論如何，通才教育不可緩行，作為第一步，復旦大學的做法值得推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