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人禍: 59-61年
一九八四年,有幾位學者在英文《人口與發展通訊》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國的大飢饉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1)對這一點,當代嚴肅的學者、歷史學家都已予以肯定。問題是,它的來龍去脈如何?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大躍進期間中國餓死了多少人?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嫁禍於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如今,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終於說出了真話:「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傾』後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說:「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另一位中共黨內有識之士、一九五九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由於毛澤東在世時,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飢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區,究竟多少中國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論。直到現在,這個數字仍然是個禁區。官方出版物對此含含糊糊,語焉不詳。如中國科學院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即便是嚴肅的黨史專著,也或者籠統地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或者含糊其詞地說「人口非正常死亡數千萬人」,不願予深入探討。
迄今為止,認真研究這個數字的學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的學者金輝想清理那筆糊塗帳。在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餓死的人數作了深入探討後,他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四十萬。」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會》雜誌卻受到黨的干預,金輝受到處分,該期雜誌被勒令停止發售,雜誌社遭「整頓」。大飢饉中的死亡人數再次成為學術討論的禁區。
本文作者以中國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一九六○年前後的中國人口作了仔細的計算,結論是:非正常死亡數在三千五百萬左右。除非中國政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統計資料,這個數字將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縱觀中國歷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而毛澤東一個「大躍進」,餓死的人就多於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數的總和,這是怎樣的一場浩劫!且讓我們看看它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吧。
二、 「大躍進」引發的災難
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三月發動「大躍進」運動,到年底時,中共中央發表公報,宣布糧食、鋼鐵的產量都翻了一番,實現了特大躍進。從此「大躍進」和「總路線」、人民公社一起,成為中共的看家法寶「三面紅旗」,「大躍進萬歲」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躍進」,對於落後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人來說,本是個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國又是窮國,不躍進行嗎?落後二百年,不躍進行嗎!」毛澤東這樣說當然不錯。問題是他個人的功名欲壓倒一切,他企圖通過幾個運動、幾場人海戰役就改變中國二百年的落後,在他有生之年就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早在一九五七年,黨外人士張奚若(時任教育部部長)和陳銘樞(前國民黨政府廣東省省長)就曾批評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駁道:「什麼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還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他聲稱他就是「要好大喜功」。
超英趕美,這並非不可能。可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卻是大謬。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隊總參謀長黃克誠說:毛澤東「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之內辦到」。此評語可謂一針見血。
其實,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完全是虛假的。就工業而言,正如副總理薄一波所說:「一九五八年的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來這像是大躍進;但是如果分析一下這百分之六十六的內容就知道……國家花費了寶貴的原材料,製造出大量的廢品,現在都塞滿了倉庫,還要開支保管費。這能算大躍進麼?」至於一九五八年生產的「一○七○萬噸」鋼裡,有三百多萬噸是鄉下人砸鐵鍋,城裡人拆鋼窗、卸暖氣管,用「土高爐」煉出來的,什麼用處也沒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說的「一九五八年煉出來的三百萬噸土鋼,至今還埋在草裡」,正是大實話。
那一年剛好老天爺幫忙,農業豐收,但糧食產量比一九五七年僅增加百分之三點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點八還略少一些。談不上是「躍進」,更沒有「大躍進」。可是誰都怕「反對三面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全國上下虛誇吹牛成風,糧食產量層層加碼,匯總到中南海,就變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農業大躍進就是這麼來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煉鋼,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佔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河南省更為嚴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裡未收穫入倉。又因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徵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徵購量隨產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徵購數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二十一斤。個別地方,如河北省張北縣,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被近四倍地虛誇」,「使國家徵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徵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餬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虛報不那麼嚴重的地方,若像往年那樣干稀搭配、攙和蔬菜,也能勉強維持一年。可是八月間全國一窩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畫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飯比賽,「放」了幾個月後,糧倉也就空了。所以飢荒的到來只比大躍進晚了半拍,從一九五八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五百多人。
一九五八年的「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役工,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被驅不如犬與雞」。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然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許多人勞動過度、營養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國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了一百萬!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飢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按薄一波的說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萬人「無飯吃」。
在這種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出頭「為人民鼓嚨胡」,在七月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反右傾」,整肅了一千多萬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形勢極度恐怖。正如當時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書記周惠是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所說:「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稍有點政治閱歷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蟬,或謹慎言行。」因此中共各級幹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誰也不敢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中國這塊黃土地,歷來是豐、平、歉年交替。在連續兩年豐收後,一九五九年是個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積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九千萬畝,以致年產量只有三千四百億斤,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四百多億斤。然而,各地為了表示自己擁護大躍進,不惜再次吹牛虛報糧食產量。如廣西上林縣,秋收一結束縣委就將各公社、生產大隊的幹部集中開會,要下面報告產量,凡虛報高產的得獎,如實報告的則扣以「右傾」、「反三面紅旗」的帽子,報不到縣委要求的數字就不散會。基層小吏敵不過縣大人,只好亂報產量。結果全縣本實收一點四四億斤,卻報了二點五七億斤。這樣,匯總到政府總理周恩來那裡,糧食總產量就多出整整兩千億斤,變成了五千四百億斤。又是個「特大躍進」!
於是繼續高徵購。計畫分到各省,誰也逃不脫。農村沒那麼多糧食可交。徵購計畫又必須完成,怎麼辦?
「反瞞產」!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澤東就曾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此後,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一定是基層幹部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於是「反瞞產私分」,拚命從農民碗裡奪糧,全國一律,沒有例外。結果留給全國農民的的人均糧食(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比一九五八年還少一百餘斤。
對擠了農民的口糧這一點,毛澤東十分清楚。他下達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糠菜半年糧」餓不死人,但實際情況是,「反瞞產」、完成國家徵購數之後,許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連糠都沒有了。從十一月尾起,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飢饉就籠罩了全中國。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飢饉、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農民成百成千萬地餓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當時人口七千萬的全國第一大省四川是個典型。本來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一五八二萬噸,可是在「反瞞產」過程中「撤換了大批堅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幹部……『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於是省委公布說產了三千五百萬噸,結果國家徵購數高達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僅徵購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給每個農民的糧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國農民平均留糧數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餓死人是注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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