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與減菜風波
1959年某一天中午,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步入市府專共市長級"公僕"用餐的小食堂。按規矩,他平時和另兩位副市長張友漁和黃敬共桌,而那天張、黃赴一黨內會議,另有備飯,故吳是單獨進餐。伙夫見只有一位首長,便酌減了幾道菜。到此為止,這個故事沒有任何古怪之處,但接下來就越來越怪了。張黃二人會畢回府,不知怎麼得知了減菜一事,立刻向市長彭真作了匯報,彭又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很快又面陳毛。數日後,毛辦傳旨,宣張友漁、劉仁(專管知識份子的副市長)和吳晗進頤年堂。
當時的吳晗,是以民盟中央委員的身份"參政"的,同時還在清華大學歷史系當教授。他因與中共有淵源,故1949年當他還在蘇聯朝聖時就被"選"為副市長。吳晗雖親共,但並無意從政所以一再請辭。但毛、周均看中了這隻古色古香的大號花瓶,所以數請不准。為表示自己並無意出任高官,吳晗在受命之後並未離開清華園,而是每日進城上班。對他這一階段的"表現",張友漁曾說他"沾染了一些恃才傲物的舊文人習氣"又說"我認為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他分管文教衛生是適宜的,進步一定會更快。"因此,同是副市長,但在黨的眼裡,釅然一個是師長,一個是學令兒童。
然而,50年代初,江山剛坐穩的時候,"統戰"這根筋繃得還是很緊的。越往高層就越是敏感。儘管吳晗本人未在意,但減掉的那幾碟菜卻掀起了他未曾想到的風波。
毛在頤年堂召見了張、劉、吳,說:"我們是把黨外民主人士當作自己的幹部一樣看待的。"他雖未提減菜的事,但明顯是有所指的。他還訓斥了張和劉,要他們好好團結黨外幹部。隨後,周又特意召開了一個高幹會議,會上週點了張的名,讓他站起來,把"吳晗同志吃飯的事"再好好說說。待吳報告完畢,周淳淳道:黨外人士"有自尊心,常怕被人看不起。減少一點菜,好像是小事,實際上可能對統戰工作產生不利影響。"
此事在中共統戰史上可稱為"減菜事件"。當事人中,黃敬六十年代初發瘋自殺,吳晗文革中自殺,只有張友漁僥倖留得一命,在民盟機關刊物《群言》上刊出一文,詳說此事本末。
其實說怪也不怪,因為骨子裡,這些"民主人士"就是被視為來分一杯羹的,其身價也就是幾道菜的增減而已。毛周對這點看得尤其透徹,所以常有賜飯賞衣贈款送屋,甚至代為覓妻之舉,至今還有人唸唸不忘,傳為統戰佳話。在這種氣氛下,飯桌上減去幾個碟子自然要被視為事關統戰大計的原則問題了,並不算大驚小怪。
"減菜事件"對吳晗既是溫暖又是壓力:如此知遇,還不死心塌地?因此不久他就辭去教職,搬出了清華園,住進了市府大院。但他一直有一個心事懸在那裡:他還不是黨員,始終有"妾身未明"之感。
其實早在1949年,吳晗就乘著南下大軍的東風提出入黨要求,毛未允;搬進市府大院後,他自以為夠格了,再一次申請,毛批"還是不入為宜。"他始終沒搞懂的是,毛就是不要他以中共的身份執政,而偏要他以民盟的身份"參政"。在毛周的眼裡,吳某本來就是一個頗有特色的花瓶,一入中共就失去了觀賞價值。
一直到1957年,知識份子們吵吵嚷嚷的時候,吳晗盼望已久的日子終於來到了。他被接納入了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但卻有一個附加條件:他必須作為秘密黨員加入,對外仍是民盟身份。(是否單線聯絡?有否接頭暗號?這些只有等將來黑箱曝光才知道了)也許這是偉大領袖的一個戰略部署,在反叛的知識份子陣營內預埋伏兵?或甚至想得更遠,萬一" 資本主義"復辟,可以重開地下鬥爭?這也只好拜託將來的歷史學家了。人們唯一清楚而不寒而慄的是:一個執政黨在和平時期竟然有秘密黨員!
然而吳晗沒有不寒而慄,他沐浴在春日的陽光下。他終於是"自己人",因而終身有靠了。從此他安安心心、勤勤懇懇地辦著毛欽定的標點《資治通鑒》、改繪《歷代與地圖》的工作,還自發地響應毛要向海瑞學習的號召,寫了《海瑞罷官》。總之,是以自己人的態度揣摸上意,步步緊跟。直到文革,他才明白自己也許從來就不是"自己人",或者鬥起來就不管你是不是"自己人"。這回要減的就不是幾碟小菜,而是他的腦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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