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從眾心理所想到的

一、《紐約時報》上載文關於從眾心理的研究

《紐約時報》2005年6月28日刊登了一篇對從眾心理進行研究的文章。

文中提到了困擾心理學家半個多世紀的一個問題─社會順從(social conformity)。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社會心理學家Solomon Asch就做了一系列著名的試驗。在那些試驗中，被測試者會看到兩張卡片：一張卡片上有一條豎線；另外一張卡片上有三條豎線，其中一條和第一張卡片上的豎線同樣長。然後，被測試者要回答哪二條線同樣長。這個問題簡單到5歲的兒童都能答對。

在隨後的試驗中，Asch則安排7名其他人士在被測試者之前回答哪二條線同樣長。研究人員安排這7個人讓他們有時故意給出錯誤答案。

Asch對測試的結果很吃驚：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四分之三的測試對象至少有一次認同錯誤答案；剩下四分之一的測試對象則在半數的場合中認同錯誤答案。

Asch於1996去世。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考慮：那些順從於錯誤答案的人是知道那是錯的依然去順從它，還是社會壓力改變了一個人在對錯上的辨別能力？

最近科學家們用儀器測試發現，當測試對象順從眾人時，腦部活動只限於感知區域；而當測試對象要做出獨立判斷時，則涉及到情緒等多個大腦區域。這說明我們有時會想也不想的、很自然的去順從眾人的觀點－儘管那觀點可能是錯的。

這項研究發表在2005年6月22日的《生物精神學》雜誌(Biological Psychiatry)上。美國Emory大學的精神與神經科學專家Gregory Berns表示，「我們往往認為所見即所信。而這項發現告訴我們：其實人們是相信大多數人所贊同的。」

Berns 還做了類似的試驗，他要求測試對象判斷一個物體在旋轉前後是否是同一物體。結果發現，在多數人故意給出錯誤答案後，測試對象在40% 的場合裡會順從的也給出錯誤答案。

麻省理工大學的教授Dan Ariely 評論說，「這意味著來自他人的觀點可能在很深的程度上扭曲了我們的認識。」

二、科學與真理

從眾心理影響著人們對真理的追求。

曾有人對科學史進行研究，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比如，關於一些物理常數的測定。有時最初測定出來的的數值與真實值偏差很大，後來陸續報導出來的測定數據則一點點的向真實值靠攏。

在排除技術原因之外，最有可能的解釋是，在先前的數據發表後，當後來的研究人員測定出來的數值與先前報導的差異很大時(儘管測量值可能很接近真實值)，多半會懷疑是自己操作不當造成的。所以為了能發表出來、並避免同行笑話，就將一些與先前報導的數值相差不多的測量結果發表出來。

但是真實值畢竟是真實值，所以陸陸續續發表出來的數據會一點點的往真實值靠近。

這一現象很具有啟發意義。從古到今多少人都在說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可是當真理出現時，是不是有勇氣去承認呢？否則，就會出現象葉公好龍那樣的事情。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古人曾說，「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說不定人們一直尋找的真理其實就在身邊；只是我們要用心去尋找，還需要有勇氣去承認。

三、社會上的現象

與自然科學相比，從眾心理在社會上的表現則更加淋漓盡致，甚至已經深深的紮在許多人的心裏。

古人講「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下信乎？傳不習乎？」與今人的切身利益上能撈則撈、能賺則賺，相差甚遠。

世風日下的時代，有多少人能表裡如一、明明白白的說話、做事、做人？

人常說，兒童的心靈純潔的像白紙。為什麼到成年後就變了呢？這裡不得不承認，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影響，使得孩子漸漸的隨波逐流。

四、良知與勇氣

人類還有希望回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時代嗎？

如果存在這種希望的話，則需要來自你、我、他的努力，更需要勇氣。

秦朝時丞相趙高為試自己的威信，一天特地叫人牽一隻鹿獻給秦二世，並當著群臣的面指著鹿說：「這是馬。」秦二世笑了笑說：「丞相弄錯了，把鹿說成馬了。」趙高沒有理他，高聲問大臣：「這到底是馬還是鹿？」群臣們有的畏懼趙高而不敢言，有的直言為鹿，有的為了討好趙高就歪曲事實跟著說是馬。

「指鹿為馬」的故事看似離奇，可細想一下，我們是否有時也在說著言不由衷的話？

當造假的媒體宣傳誤導著社會輿論時，當我們看到善良的人們被不公正對待甚至被虐殺時，我們是背著良心保持沉默還是有勇氣站出來說「不」？

類似現像在過去整人的政治運動出現過，在文革中重演過，當今依然在發生。

五、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在強權與欺騙之下，這一現象更加明顯。美國費城傑弗遜大學綜合醫學中心的精神和行為醫學主治醫生楊景端曾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分析，並舉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丁玲的故事，她是早期有名女作家。1958年百花齊放時，她也放了一下，結果被打成右派。右派平反後，她表現得很奇怪。別人都覺得她應該對共產邪黨頗有微辭，她不但沒有微辭，而且還為共產邪黨反右作辯護，她的言詞比中共內部的左派還要左，所以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第二個故事呢，也是一位女士，她叫滕春燕，是大赦國際在全球營救的紐約一位針灸科醫生。她是因為去中國想要瞭解法輪功學員在精神病院被迫害的情況而被抓。抓了以後判刑，全球都在營救她，結果出來了。出來之前上了中國大陸電視臺，她說：「我真是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這裡的管教對待我就像親人一樣。」她是戀戀不捨呀，她說我沒有受到任何虐待啊。當時大家都愣了，國際大赦也傻眼了，很多人都想她一定是被逼迫才這樣講的。其實我告訴大家，不是的，她真是這麼感覺的，真是這麼想的。 她們真的病了嗎？她們真的是病了。她們得的什麼病？叫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楊景端醫生進一步介紹說，其實這個現象，很早以來就有。但是一直到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突然闖進了兩個全副武裝的綁匪，對著一家銀行一陣狂掃亂射，一邊射一邊說Party（晚會）開始了，就有三男一女的店員被抓，並被扔到地下室黑房子裡。六天以後，這幾個人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他們認為營救他們的警察要害他們，而綁架他們的人是在保護他們。為什麼？ 因為在這幾天當中，綁架他們的人，除了對他們的生命進行威脅外，而且還讓他們相信隨時都可以開槍打死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沒有打死他們，沒開槍，他們已經感激不盡了。不但如此，他們還給他們食物，給飯吃。哎呀，這幾個綁匪一下就變得像神一樣的。

所以這是一種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強烈的求生的慾望，使他們認同了綁架他們的人，甚至他們喜歡的，他們就喜歡；他們討厭的他們就討厭。結果他們被營救出來時，你聽不到他們對綁架者的控訴，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說：他們倆個根本就不是壞人，她還和其中一個訂了婚。還有一個乾脆在全世界為其中一個綁架者籌款，還建立了一個為綁架他的人辯護的基金會，這時候全世界都傻了，這個病名就產生了，叫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筆者有位朋友在國內因法輪功的不公正遭遇去上訪，卻被抓起來關了兩年。其親友有的欽佩他站出來講真話；有的認為他以卵擊石；也有人抱怨他多管閑事，給家人帶來麻煩和擔憂......

仔細想來，如果法輪功不被無理鎮壓，也就不會出現這些事。所以這些「麻煩和擔憂」歸結到底是鎮壓造成的，不應怪罪在朋友身上。

這就好比有人晚間行路被歹徒搶劫而大聲呼叫時，有人卻因畏懼歹徒去指責那人不該晚上行路，甚至抱怨其大叫影響了他們的正常休息。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很令人深思。

六、歷史的教訓

從眾心理使得很多人隨波逐流，不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斷對與錯。而在一個強權的社會裏，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等現象將這一問題變得更加隱晦和複雜，人們本能的為保護自己而愈加不敢有獨立思想。

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善良的人們也缺乏勇氣去用自己的良心判斷對與錯，甚至於言行中有意無意的對被迫害者落井下石。人們也往往用法不責眾來為開脫自己，覺得隨大流總是最保險的。

真的是法不責眾嗎？

其實歷史上很多史前文明、古文明的毀滅給了我們很多啟示。

聖經舊約的《創世紀》中的罪惡之城所多瑪和蛾摩拉的毀滅，是個流傳非常廣泛的著名故事，一直被用來勸誡人們棄惡從善，聽從神的教誨。

上帝已知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深重，但還是派兩位天使降臨亞伯拉罕家，受到亞伯拉罕的侄子羅得的盛情款待。到了晚間，就聽到外面吵吵嚷嚷，所多瑪全城的人，連老帶少，把羅得家的房子團團圍住。他們呼叫羅得說：「今日晚上到你這裡來的人在哪裡呢．把他們帶出來、任我們所為。」二位天使當時都是男子的化身，所多瑪的人所說要對他們胡為，就是進行傷天害理的行淫。

羅得認為保護客人是主人家的責任，這是祖上的規矩。他在眾人面前哀求道：「眾弟兄請你們不要做這惡事。我有兩個女兒，還是處女，容我領出來交給你們所為，只是這兩個人既來到我舍下，求你們不要向他們做什麼。」

那幫人毫不知恥，大聲起鬨：這個人來寄居、還想要作官哪。現在我們要害你比害他們更甚。眾人就向前擁擠羅得、要攻破房門。後來天使略施小計，就讓門外的人，無論老少，都雙目昏迷，他們摸來摸去總尋不到門。最後作了鳥散狀。

後來，耶和華的天火噴下來，所多瑪和蛾摩拉，頃刻之間，火光四射，濃煙衝天，整座城和平原的一切都毀滅了，除了亞伯拉罕一家。

七、結語

時至今日，我們是否也曾見過走在神路上的人被無辜的迫害？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事實上，近年來的傳染病、天災也在不斷的給人警示。在大是大非面前，人都有選擇的機會。縱容邪惡也同樣是在犯罪。天網之下，一切自救都是妄談。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人來一生不容易，何不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一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