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是怎樣被毛澤東拖下水的 (2)

三,二套語言系統

西安事變策劃者們,使用二套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即對外的語言系統與對內的語言系統。例如他們的對外宣言(抗日情切的),立即成立「抗日援綏總司令部」,並信誓旦旦的「一兵一卒也用於抗日疆場」。對內的真實計畫則是:「東北軍縮至平涼一線。」又如對外宣言(以愛國不讓他人的面目出現)「不忍見國家之地致覆滅」,「完全是為民請命」。對內的真實計畫則是:「肅清蔣系勢力」、「西北成立大局面」並「與蘇蒙結盟」。他們實際上要將遼闊的中國西北像外蒙古一樣從中國的版圖中分裂出去。如此叛國行為,也能套上愛國不讓他人的面具。可見他們這二套語言系統奧妙到何等程度。顯然在沒有將這二套語言系統寫成的文件的文件翻譯成可相互對比參照的科學資料前,是無法弄清他們真實動機的。

如何才能將這二套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寫成的文件,翻譯成可相互對比參照的科學資料呢?語言學家在碰到此類難題時,運用「歷史語言比較法」成功的破譯遠比古埃及文等。我們不妨借用一下。將我們蒐集到的西安事變策劃者們,用這二套語言系統描述同一件事的全部文件進行對比。從而找出這二套語言系統的對應規律。再用這些對應規律將他們對外宣言所透露的信息,還原成他們的本意。如中共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發動「東征」山西的戰役,該戰役用對內語言系統寫成的目的。「實現(中共)中央擴軍計畫,即一九三六年八月前,至少還要擴充二萬二千正規軍和四千游擊隊」並「在山西創造比陝北更大的根據地」,「唯一的任務是擴大紅軍」,「創造大規模根據地」。但中共用對外語言系統寫成的對外宣言竟是:「賣國賊閻錫山勾結日帝……鑒於日帝之邁進華北之急,將遣抗日先鋒隊東渡黃河抵抗暴日,閻竟……攔阻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時,張學良還未熟悉中共二套語言系統的奧妙,天真的勸告中共「不得到蘇聯援助,靠自己單獨抗日很難成功,立刻與日軍接觸,條件亦不成熟。」在中共的開導下,張很快領會這二套語言系統的奧妙而運用自如。正如中共所記錄的那樣「他(指張)已經開始用了『愛國抗日』話向內向外活動,將使大老闆無法公然反對。」突破這二套語言系統的障礙後,西安事變的研究將會步上一個嶄新的階段。

四,火線入黨──雙十二革命

蘇聯為甚麼會如此大力支持盛世才呢?這是張日夜思考的問題。張僅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期間,就曾先後在南京、上海多次密會蘇聯外交官員,試探蘇聯為什麼會如此大力支持盛。張為了能使蘇聯像支持盛那樣支持他,不惜跟著盛的足跡前進。如盛要求加入共產黨,張也亦然;盛表現十分激進,扣押殺害南京中央政府和國民黨派往新疆的工作人員。張決定扣蔣,並交人民公審,以顯示堅定的革命立場。因而張扣蔣後給中共邀功電中第一句話:「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

張要求加入中共,雖因共產國際反對使中共實際上放棄吸收張入黨,請注意「實際」這兩個字,即中共表面上仍接受張入黨的要求。稍熟悉中共吸收黨員過程的人都會知道,此時在張身邊的中共宣傳鼓動家們會按他們的經驗,要張接受黨的考驗,在最能表現對黨忠誠的時刻,創造條件,爭取入黨,火線是最能表現出對黨忠誠的地方。因而火線入黨是中共頗為時髦的名詞。

這樣的時刻終於來到了,蔣鎮坐西安,親自調集具壓倒優勢的兵力,準備於十二月十二日頒布全面剿共命令,而一舉殲滅中共。張獲悉此情後,決定挺身而擊,捍衛黨,表現出自己對黨的忠誠,以能「火線入黨」並「擇蘇前嫌」。從而順利得到蘇援,實現「西北大聯合」的美夢。這是張為什麼在十二月十二日這個時間,以扣蔣方式發動他身邊激進份子早已迫不及待的「中國十月革命」的原因。

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歷時十三天半,仔細的分析對比西安事變發動者用二套語言系統寫成的文件後,可明顯的看出張在西安事變期間的心理變化及變化的原因和時間。

1,「偉大的中國十月革命」

時間:從張決定和蔣到十二月十六日

張的目標:火線入黨,「擇蘇前嫌」從而得到蘇聯大力支持,達到「委員長退休,讓我張學良來干」的目的。

張身邊的激進份子更以為他們發動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的中國十月革命,締造一個新時代。

張的言論:滿口革命,且煽動群眾仇視蔣,以達到公審蔣的程度。

對蔣處置:交人民公審。

2,「西北大聯合」

時間:從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

張的目標:儘管不利的消息接踵而來,但張既已發動了西安事變,再無選擇餘地,只有硬掌下去。仍希望蘇雖不支持他,總會支持中共。緊緊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鎮定,給中共有利消息,穩住中共不從鐵三角中溜走,希望實現三位一體的西北大聯合,他為這個大聯合的政府首腦與軍隊統帥。並為達到此目的不惜「自殺」或「入山為匪」。

張的言論:色厲內荏,以求在心理上壓倒對方。但明顯減少前一階段煽動群眾仇視蔣,以達到公審蔣的言論及革命詞彙。

對蔣的處置:放棄交人民公審,以蔣頭祭他們革命大旗的原意,扣蔣作人質,以換取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轉變原因:首先未能像他們預期的那樣得到蘇聯大力支持。張也未能火線入黨。更令張憤懣的是他在蔣坐鎮西安,已調集具壓倒優勢的兵力,準備十二日下令一舉殲滅中共的關鍵時候,挺身而出救中共。中共竟將他列於閻錫山之後,閻為全國聯軍總司令,而他僅為西北總司令。這使張不但「忿怒」,且放言:「我待他們那麼好,他們卻這樣對待我。」

同時,也未能像他們預期那樣得到全國各地響應。

3,兵諫

時間: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下午四時

張的目標:盡量體面的下臺。

張的言論:千方百計為自己開脫,正如他教導中共黨員劉瀾波那樣「理直氣壯,慷慨陳詞,說明自己是抗日分子,並無罪狀。」

對蔣處置:親自送蔣回洛陽。

轉變原因:兵諫只不過是西安事變發動者們對外的說辭。想不到竟成了他們下臺的階梯。張希望能緊緊拉住中共,藉蘇援中共而間接受益,因而苦苦請求中共公開三位一體。但直到二十三日中共致電他們時,仍不願公開三位一體。張失去最後的希望,他思前慮後,感到連通知中共代表周恩來都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於二十五日下午四時送蔣回洛陽。這場中共以俄援及三位一體西北大聯合鼓動起來的西安事變。又以俄援絕望,中共千方百計從三位一體中脫身而落幕。

關於張學良在西安事變過程中心理歷程,曾有過不同的分析。有一種說法,張十三日看了蔣的日記和重要文件發現蔣早已準備抗日,因而全力保護蔣。這是張對蔣的說辭,以能與他的「政見之爭」緊密配合,掩飾他搶班奪權的本意。張作為副總司令,且曾與蔣睡在同一個單元。能不知蔣秘密準備抗日嗎?他不但知道蔣的計畫,且因「對日方案序列中有馮玉祥等而無良,痛傷良之心,忿怒不已」。不抗日,何來「對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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