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於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建國，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共產黨導演的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和鬧劇拉開了帷幕！中共雖然建立了黨、政、軍三足鼎立的統治結構，但都統一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中共黨組織隨著中共發起的各種有目地的運動而深入到每個角落，無論是工廠、農村，還是學校、軍隊等。同時，為了將更多的、不同年齡的中國人納入中共的直接控制範圍，中共還擴大或建立了附屬組織，如中華全國總工會，青年團，少先隊以及其它知識份子組織等。這些組織覆蓋了各類行業和社會角色，它們雖然都有自己的綱領，但共同的一點是要聽從黨的領導。
建國初期，中共繼續秉承民國時期的政策，對外採取了「一邊倒」 的外交政策，即完全依靠蘇聯的政策，甚至不惜出賣中國的領土和主權。
同時，為了奪取臺灣，中共在建國後的10月24日，派兵進攻金門，至27日共兩批登陸近萬人，三千人被俘，其餘全部陣亡。中共進攻臺灣的計畫不得不暫時停止。此外，中共還以武力進入了西藏。
而在國內，為了確立中共的一黨統治，中共建政後不久就開始了其有計畫有步驟的「改造」或者說是「消滅」運動。最先開始的是消滅農村地主的「土地改革」 和鎮反，消滅城市資產階級的「工商業改造」 運動，以及消滅信神的普通百姓的取締會道門和鎮壓宗教運動。
土地改革：農村傳統士紳階層的被破壞：
建國僅三個月，中共就著手在全國農村全面開展土地改革。泰維斯先生在《康橋中國史》中對中國土地改革發生的原因做了自己的分析。他認為中國的人民政權，從理論上講是人民民主專政，但在實際上，「歸根結底是共產黨專政」 。同時，他認為，中共的從事社會變革就是為了「增強共產黨權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提出的任務就是要用「三年時間使生產恢復到戰前水平，建立起必要的政治控制和組織結構」 。而中共實行專制的障礙主要是那些「主要興趣是維護其原有的顯赫地位」的地方上層人物，而「要消除這種影響，就須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就要從剝奪地主土地做起」。泰維斯先生的分析，一針見血的指出了中共發動土地改革的目地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控制，特別是對農民的控制。
而除了這一目地之外，中共還期望通過剝奪地主富農的財產來達到它財政收入的增加。中共建國後的經濟困難成為它迅速下手的直接動因。在中共建國之初，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困難。當時的人民幣發行以1948年為基數，到1949年11月已增加一百倍。因幣值大跌、物價猛漲，便要擴大稅收加緊搜括。因此，1950年春天，全國已出現了商品滯銷。同年一至四月，在十四個大中城市中已有2945家工廠倒閉，在十六個大中城市中歇業的商店達9374家，全國城市失業人口已達117萬，城市居民的實際購買力已經比中共建國前下降了百分之二十。毛遂在1950年6月發表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該報告是中共發動土地改革等運動的預兆。
而且毛澤東從來就認為「農民的出路只有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甚至坦白的說過：「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毛早在1927年就曾「陽冒國民革命之命、陰布全國恐懼之毒（馮玉祥語）」動輒沒收土地敗產，隨意處決地主鄉紳，不僅要「將土豪劣紳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腳」，而且要「衝進地主家裡，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與歷代農民革命的暴民行為如出一徹。
顯而易見，中共的欺騙伎倆在此又得到了展示。早在1947年時，為了打贏內戰，中共一度改變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做法，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當時的毛澤東曾指示說：「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分子」。但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仍沒有逃脫群體滅絕的命運。因為中國農村那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產黨一統天下的根本障礙。
1950年初，在中共的指揮下，中共的幹部們分成小組或稍大些的工作隊到全國各地的村莊。這些人中有參加過北方土地鬥爭的所謂有經驗的幹部，但大部分是學生、其他城市知識份子、出身於地主或富農家庭的年輕的農村知識份子以及中共的地下工作者。
這些人下到農村後，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鼓動無田的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無賴和流氓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為所欲為、不講道德的一面。同時，中共在土地改革總路線中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分階級、定設成份、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倍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
每一地區凡是有田地的農民在地方稍有聲望的土紳，皆被定為「霸」，在必殺之列， 「霸」又分三類：一種橫行鄉里欺壓良善的是「惡霸」；一種專作好事的善人，定名為「善霸」；一種是安份守己作人，獨善其身，好事壞事皆不作，中共稱之為 「不霸」，「三霸」同一罪行，皆當場處死。
與此同時，隨著土地改革深入到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共產黨的黨組織也迅速擴大，發展到鄉有黨委、村有支部。黨支部上呈下達黨的旨意，他們往往是沖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挑動農民鬥爭地主，致使數十萬地主喪生。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滅絕其階級，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
根據資料，當時，僅僅由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就能夠槍斃成批的地主；只要幾個積極份子的幾聲口號，就能夠將地主全家的財產剝奪殆盡。比如，在進行土改運動時，工作組發動鬥爭會，事先選定被斗的目標，羅織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狀，然後幹部向台下問： 「這個人該辦什麼罪？」下面安排好的人大喊：「該殺」。於是便即刻槍殺或當場打死。
舉例說明。據《帶刺的紅玟瑰》一書透露，據統計， 1953年春季，廣東土改粵西地區有1165人自殺。其中，2月3日到3月6日，只一個月出頭，自殺者竟高達八百零五人。全省各區、鄉土改隊亂殺、濫殺地主，其中沒有一個居於「罪大惡極，不殺不能平民僨」的份子。廣東全省在土改運動中，因「村村見血」的方針而濫殺無辜究竟有多少？估計在數十萬之間。
中共中央及其各級各地黨委，雖然在土改運動中曾裝模作樣的發出過種種文件，諸如「勸說農民以不採非刑拷打為有利」等，制止「在全國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將中農、小土地出租者錯劃為地主」並予以鎮壓的現象，然而，根據中共中央「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中國大陸農村至少有三千萬農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鬥爭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到了鎮壓並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
中共自己在當時下發的文件中也提到了當時鬥爭的殘酷：「侵犯中農利益，忽視聯合中農，破壞富農經濟，對地主普遍掃地出門，亂打亂殺；在工作方式上的強迫命令，大轟大嗡。」
到1952年秋，中共在擁有９０％以上農村人口的地區成功完成了土地改革，實現了其在農村建立專制體系的目標。而在這種疾風暴雨式的土改中，傳統的農村的地主階層，也就是士紳階層被徹底摧毀了，它帶給農村的災難是巨大和深遠的。
眾所周知，傳統的農村的地主階層，也就是士紳階層，大多受過一定的教育，他們在中國以往的每個朝代中對社會的穩定，對百姓的教化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住在一地的地主和農民普遍存在著宗族上的聯繫，因此當農民之間發生糾紛時，他們往往成為實際上的仲裁者；當遇到災荒時，他們往往取代政府，成為賑濟者；他們的言談舉止也常常成為農民效仿的榜樣。他們對於租種其田地的農民，也並不像中共所描述的那樣極盡剝削，而是按勞付酬。這種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的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不少誠實本分的農民不肯強奪他人的財產，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隊知道了罵作階級覺悟不高。而流傳甚廣的白毛女本來是仙姑，不是被壓迫的故事，被部隊文工幹事改編成話劇、歌劇、芭蕾舞來煽動階級仇恨。
經過中共通過煽動農民進行的土地改革，農村的這一士紳階層被徹底摧垮了，取而代之成為農村領導人的大多是那些無賴農民。此後，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在中國的農村逐漸消失。農民失去了他們精神上的「導師」和仿效物件。中國農村的動盪成了中共一直難以解決的問題。
在這期間，中共還在全國農村掀起了第一輪「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宣傳。土地改革中不勞而獲、強取豪奪、為所欲為的政策使農民得到實惠，自然會增加他們對這一改革的領導者中共的感激，因此有不少貧苦農民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產黨是為人民的說法。
對於土地改革的意義，一些國外學者認為，中共土改使中共政權達到了對農村控制的目標，但並沒有解決經濟問題；土地改革對生產力的消極影響與積極影響大體相抵消。 而且，土地改革後面臨著貧富兩極分化的威脅。
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判 「小腳女人」的緊鑼密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可以說，土地改革是中國農民命運的一個分水嶺。土改前，農民可能沒有土地，但他一定是自由的，他可以為甲地主做長工，或為乙地主做佃農，也可以走西口闖關東，也可以不種田到城裡打工做小生意，甚至可能因勤儉奮鬥自己當上地主。在走投無時也可以去當兵吃糧或落草為寇。土改後，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兩三年后土地失去，而且隨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離開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產隊），不能隨自己意生產耕作，有個時期一點自留地，多餵兩隻母雞，當官的就會來割資本主義尾巴。《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耀剛在他的《大國寡民》一書中說，「合作化不久，就是高級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戶藉制度，農民被牢牢地管住了。」 簡單說土改前，農民是自由民，土改後農民實際已逐漸成為一種新式農奴，而中共成了最大而且唯一的新農奴主，大概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農奴主。後來這個大農奴主一手釀造出慘絕人寰的大飢餓，幾千萬農民在這場人禍中默默餓死，竟然無災民成群逃荒流竄城市，亦無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原因很簡單，不是今天的中國農民更逆來順受，而是當今國家權力之網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為歷史所未有。這場大劫難早已因幾百萬地主和自耕農土地被無償剝奪而成為全體中國農民無所逃遁的宿命。農民從土改中沒有得到什麼，除了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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