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毛澤東死後，其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軍隊的支持下，於1976年10月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逮捕了「四人幫」。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華被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華在短暫的執政期間，極力模仿毛，並堅決奉行「兩個凡是」政策，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的遵循。」並且不惜花鉅資在天安門廣場為毛修建巨大的陵墓。這自然阻礙了一直與毛意見相左的鄧小平的復出。不過，根基並不穩固的華在政治局另一名常委、國防部長、軍事政變的主要支持者葉劍英的建議下，不得不同意讓鄧小平出來主持經濟工作。鄧不久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並要求恢復工作。
1977年7月，鄧正式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並在隨後召開的中共黨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國家副主席，並與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9月9日，毛的陵墓落成，成為中共欺騙老百姓的又一道具。
華國鋒儘管堅決奉行「兩個凡是」政策，但在一些具體政策方面還是進行了一些改變。首先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解凍文革和毛晚期被禁演的電影、戲劇等；允許曾經奄奄一息的文學和學術雜誌重新出版發行；允許翻譯出版西方文學名著；恢復高考，並給予高等教育相當大的重視。此間出現了一批反映文革期間痛苦經歷的短篇小說，被稱為「傷痕文學」。其次，在經濟上，盡量緩和工人和農民的不滿情緒，為工人長工資，鼓勵作為輔助生產的自留地的擴大和農村集貿市場的發展。同時，華提出了不切實際的10年規劃，闡述了其對於建設「四個現代化」的設想。這或許成為華失去權力的一個原因。
另一個導致華下臺的重要原因是鄧小平權力的日益增長。復出的鄧在贏得了中共大多數高層領導人，特別是軍隊的支持後，很快改變了曾經「永不翻案」的承諾，這與鄧在文革中的表現是一脈相承的。 1978年5月，在鄧的親信、時任中共黨校校長胡耀邦的負責下，《光明日報》發表了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寫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從而引發了全國上下對該文的討論。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的親信汪東興）。7月初，鄧公開了毛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了「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開始公開批評華的「兩個凡是」。
同年，在胡耀邦的積極努力和鄧的默許下，全國55萬名右派被平反，但是五名中央級右派不予平反，他們是：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為右派平反，使鄧在贏得中共黨內和軍隊的支持外，又贏得了飽受中共迫害的知識份子的擁護。
中共新領導人的上述舉動並不意味著他們打算改邪歸正，而是在社會危機和人民不滿積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時所採取的伎倆，其目地還是為了平息民憤，緩和矛盾，進而鞏固中共邪惡政權。中共新執掌政權的領導人大多在文革和毛時代亦受到過迫害，因此有採取溫和政策的傾向，但底線是中共的政權不能被顛覆或受到任何威脅─哪怕它是邪惡的。在對待右派問題上，我們就可以看出端倪。一方面，五名中央級右派不予平反，恰恰意在表明中共的「反右」運動在根本上並沒有錯；同時也向黨內外昭示：採取任何方式對中共政權提出批評都是不可以的。另一方面，中共又對「反右」運動中的擴大化做了「檢討」，並為大部分右派平反，以此收買人心。而善良的中國人除了「感恩戴德」，並未認真的思索究竟是什麼讓他們陷入了深淵，中共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在不久後對民主人士的鎮壓，再次表明，中共剛剛更迭的領導人與以往在本質上並未有任何的不同。
1978年12月中旬，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被中共史學家視為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鄧在會上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鄧成功的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領袖」地位。
此外，會議提出了要加強經濟建設。此後，經濟改革成為中國發展的主要潮流。會上還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了反，而鄧當年恰恰是為此而被再次打倒的。在這一年年初在北京西單牆壁上出現的呼籲民主的口號和街頭出現的民主運動，亦因受到該平反事件的鼓勵，而表達了更加強烈的民主願望。北京西單出現了政治集會和內容更為大膽的大字報，批判了文革和過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權、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越來越多的青年加入了這一民主運動，並出版和發行了各種非正式刊物。民主運動也從北京擴展到其它大城市和很多省會城市。而數百萬從農村返城的知識青年更表現出了一種不妥協的反抗精神，他們甚至提出了要否定中共的領導。這一民主運動時期被稱為「北京之春」。
中共新的領導人意識到這些獨立的組織和刊物將會對中共的政權構成威脅，遂於1979年春採取了行動：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組織，逮捕了一些民主運動的領導者，比如魏京生。當年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判魏京生，並根據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12月6日，中共北京市革委會發出通告，明確禁止在「西單牆」和規定範圍之外張貼大字所報和小字報。「西單民主牆」不復存在。而作為最高領導的鄧小平稱這些民主人士是「無政府主義者和犯罪份子」，指責他們恢復使用了文革中有害的政治方式。1980年4月，在中共五屆全國人大十四次會議上，取消了憲法第四十五條「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1981年，作家白樺寫的《苦戀》受到批評，被指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中共藉此開展了第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在中共的鎮壓下，一度興旺的民主運動沉寂了，很多民運的領導者被送進了監獄。而更為可怕的是，中國民眾在漠然中接受了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的事實。
歷史給中共提供了一個契機，一個學會尊重事實、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契機。但是，中共並沒有改變其邪惡的本性和一貫的作法。而民眾的漠然，表明瞭他們對中共專制的恐懼已經深入骨髓。
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中美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進一步提升了鄧的形象。2月，因越南軍隊入侵柬埔寨，中國和越南爆發戰爭。
在鎮壓民主運動的同時，已在事實上成功執掌最高領導權的鄧小平開始了對中共領導層的更換，即所有領導人都換上他所信任的人。1980年2月，中共五中全會召開。胡耀邦當選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進入政治局常委。此後，全國人大召開，華國鋒辭去總理之職，由趙紫陽接任。華在一年後又辭去了中共黨主席之職，只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的頭銜。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彭真等亦被正式平反。
1981年6月，中共發表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並對毛澤東作出了官方評價。在這次會議上，鄧當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2 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屆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鄧提出的經濟改革政策及中共黨的人事變動。正式廢除了中共黨的主席一職，胡耀邦被確認為中共的新領袖----- -雖然事實上真正的最高「領袖」是寧願在幕後指揮的鄧小平。鄧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主任。此後，無論中共前臺的領導人如何的更迭，但都聽命於鄧。按照中共的說法，鄧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亦在這次會議上首次出現。
中共徹底否定文革卻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原因
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為了挽救文革和毛後期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深重災難，挽救中共政權的頹勢，除了提出經濟改革、以滿足民眾的物質需求外，還面臨著如何評價文革、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
作為文革和毛後期的受害者的鄧和其他擁有類似經歷的中共領導人。在此問題上似乎面臨著一個困境。一方面，只有削弱或否定毛的形象、放棄並修改其政策，即證明其錯誤才能確立中共新政權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否定人們心目中曾經的神聖形象是極為危險的。因為毛一貫的偽裝和中共宣傳機器虛假的宣傳，使一大批中國人，特別是參加過中共暴力革命的老幹部和文革中的積極份子，對毛仍舊懷有尊崇的心理。否定毛，很可能導致民眾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產生懷疑，對產生這個國家的革命的道義合法性產生懷疑。其結果是中共政權處於危機中。
出於上述考慮，在1980年夏起草關於如何評價毛的檔時，鄧小平定下了基調：「我們不會像赫魯雪夫對待史達林那樣對待毛主席」，「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徵，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因此，要對毛的功績作出「適當的評價」。
為了欺騙民眾，為了使中共政權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中共新的領導人鄧小平不得不把一個屠殺了幾千萬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暴君依舊懸掛在中共的所謂「聖壇」上。可見，其根本的考慮還是中共和自身的權力，而非什麼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從這一點上看，鄧與毛並無本質上的不同，而八十年代末鄧下令軍隊開槍屠殺學生的惡行也就不難找到根源了。
事實上，在中共官方於1981年對毛作出所謂「正式評價」前，由於中共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和輿論的導向，對毛的批評也已經是半公開化了。
具體表現在：一、1978年12月，給曾經由於激烈的反對大躍進而被毛打倒的彭德懷正式平反，並恢復了他在1959年前的地位；二、1979年後，大批在文革期間和毛時代被打成「右派份子」和「走資派」的人被逐漸平反，他們在恢復以往的地位後，加強了反毛的輿論和政治活動。三、1979年後的中共官方刊物出現了含蓄批評毛的潮流，而那些由民主人士出版的非正式刊物更是直言不諱的批評毛。不久，全國掀起了反對「極左主義」的思想運動和反「個人崇拜」的討論，並將批判矛頭指向了毛。四、1980年11月，中共新政權決定公開審判「四人幫」，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人分別被判為時間不等的有期徒刑。這一舉動大大降低了毛在民眾中的聲望，因為毛顯然成為了未被點名的被告。儘管這次審判號稱是按照新頒布的法律進行的，但是審判的內容和目地明顯是政治性的。法官們不是聽命於法律，而是聽命於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指揮著從開始的起訴到最終的判決的全部程式。在審判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毛在其遺孀和由他提拔的人被指控為犯罪份子的這些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為了維持中共政權存在的合法性基礎，技巧的回答了這一問題：即毛是犯了「嚴重的錯誤」，而這個嚴重錯誤與「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是有著根本上的不同的。1981年6月27日，中共發表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並對毛澤東作出了官方評價。
對於文化大革命，中國官方的正式說法是：文革是「由毛澤東錯誤發動和領導、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對於毛本人，決議中高度讚揚了毛在中共暴力革命鬥爭中的領導作用，並高度評價了其在建國七年中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改造」中的作用。決議在稱讚毛是一個 「偉大的革命家和現代化者」的同時，還嚴厲批評了毛在其統治後20年（1956-1976）中所犯的「錯誤」。這些「錯誤」包括1957年的反右鬥爭擴大化，這場運動使許多無辜的知識份子受到迫害─但決議認為這場運動的最初階段是「必要和正確的」。毛在大躍進中犯的「左傾」「錯誤」和在晚年實行的「個人專斷的統治」和搞個人崇拜也受到了批判。對於毛在文革中的嚴重「錯誤」，決議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中共新的領導人出於維護中共政權的目地，就這樣以毛犯下了「嚴重錯誤」為藉口，為其罪行開脫，而對文革「負有主要責任」的毛的罪行只好由「四人幫」承擔了。
另一方面，對毛後20年政策的否定，使鄧及其追隨者建立的後毛時代的政權實現了存在的合法性目標。
1981 年的決議暫時解決了對毛和文革的評價問題。幾年後，對毛的個人崇拜的殘存現象至少在公開場合逐漸消失了。不過，毛曾經的「神聖」形象雖然自此有些黯淡，但依舊掛在中共的所謂「聖殿」上。中共只有繼續不斷重複著謊言，繼續欺騙著民眾，才能確立其政權存在的合法性。正是依靠著這種欺騙伎倆，到了90年代，處於政治需要，經過相當修飾的毛的形象，又被人們以不同方式利用，有時還大加頌揚。可見，不徹底剝掉毛的畫皮，就不能使中國廣大民眾真正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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