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回憶

簡要說明,1966年發生的文革,距今天尚不到40年,但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已經覺得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情像天方夜譚一樣不可理解。而對於文革過來人來說,過去年代也慢慢在記憶中模糊起來,為了不至於忘卻,加上自己現在有時間,特將自己的回憶記錄下來,給歷史多一份參考吧!

文革前的記憶

 我是1951年11月出生與工人家庭,按照當時的說法,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根正苗紅,是天然的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可以說,我們從小就接受的革命教育,經過很多年,很多信息的反覆灌輸,已經在我們頭腦裡形成了這樣一些固有觀念:舊社會非常黑暗,勞動人民吃不飽、穿不暖,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幸虧是毛主席共產黨,領導我們翻身得解放,才使我們過上吃得飽,穿得暖的幸福生活。當然,60年代初我經常有餓肚子的感覺,但那是蘇修封鎖加上自然災害造成的,何況,黨中央毛主席和我們同甘共苦,毛主席也不吃肉了,周總理還穿打補丁的衣服呢。美帝、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將復辟資本主義的希望寄託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另外,我們今天雖然過上了幸福生活,但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這些教育,從小學開始,就不斷地通過老師的嘴向我們頭腦灌輸了。至於我的父母親,好像在無意之中也會說一兩句新社會比舊社會好的話。總之,從當時的學校中,當時的環境中,我一直潛移默化地受著這種教育。

不過,提高階級鬥爭觀念,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最主要的教育還是由學校完成的。在我上小學,也比較懂事的時候,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們那個時候都在為填飽肚子在想方設法,我那時雖然只上到小學三年級,卻也會在凌晨三點鐘被父母親喊起床,揉著惺忪的睡眼去菜場排隊買菜(因為一人只能買到有限的一份,多一個人才能多買一份)。當時可能年齡小,加上是三年困難時期,所以我的印象中,階級鬥爭的弦當時還不是繃得很緊,當時的小學主要還是抓學習,老師也與現在的老師一樣想法,總是希望自己教的學生中能夠多幾個考上重點中學。1964年夏天,我小學畢業考中學,報考了當時也是南京市數一數二的重點中學,現在這所中學依然是南京市屈指可數的名校之一。

我是憑考試成績上了這所重點中學(據後來得知,當年我所在的這所小學,三個畢業班150多個學生中,僅有四人考進了這所中學,可見這所中學的大門很不好進)進了中學後,我才初次接觸到一些高級幹部(高級軍官)子弟家庭出身的孩子,他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不知道他們進這所中學有沒有分數的照顧),不過那時候階層的隔閡也不明顯,大家除了學習之外,課間還是在一塊玩的。而且,那時候主要還是看成績,成績好的才能站住腳,受到老師表揚,至於各人的家庭出身、背景如何並不是我們關注的對象。對當年考進這所重點中學的我們平民子弟而言,實際上也預示著只要我們繼續認真學習,未來就極有可能進入北大、清華這類重點大學,當年我們的理想就是要當科學家,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出力,好像沒有人想到要當政治家、商人等其他行當。雖然如此,學校裡也並非風平浪靜,比如教我們語文課的老師,我們就從其他渠道聽說他曾經在反右時犯了錯誤,幸虧他出身於工人家庭,所以才沒有劃成右派,但是給了記大過處分。該老師給我們上課時的不苟言笑,講完課就走,看出來精神很壓抑。

校園的生活雖然平靜,但是在社會上,卻一直是在進行著所謂的思想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由於我父親是在機關單位做收發信件、報紙的工作,有時會帶一些報紙回家,由此我也瞭解到當年的一些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情況。比如批判周谷城(具體提倡什麼資產階思想已經不太清楚),批判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批判林默涵修正主義文藝路線,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等。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拋出的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說實在的,當時看這些文章,也都是似懂非懂,對我的影響並不太深,真正對我思想產生影響,應該還是一些學校對我們進行的階級教育。比如說我們曾被學校組織參觀過階級鬥爭展覽,這個展覽中的展出了某地主藏在家中的變天帳,以及解放前勞動人民在大飢荒年代,吃樹皮草根、甚至觀音土的實物(觀音土是一種白色土,我是第一次在這個展覽上看到)。當然,這個展覽也有舊社會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如何想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等等一些實物資料。總之一句話,這些舊社會過來的,剝削階級的殘渣餘孽是人還在心不死,時時夢想復辟,作為革命接班人的我們這一代,絕不讓他們的陰謀得逞。

另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當年有一組非常轟動的雕塑--「泥塑收租院」,這組雕塑是根據四川大邑大地主劉文彩的莊園,劉文彩所幹壞事為原型進行形象刻畫的,在全國進行巡迴展覽,學校組織我們到本市的美術展覽館參觀,走進這組雕塑,簡直是一幅活生生的地獄圖景,裡面有地主大大斗進、小鬥出,殘酷剝削農民,與真人差不多大小的雕塑,以及大斗、小斗等實物,有農民因為交不起租子,被狗腿子鞭打在地,頭破血流的雕塑,有一個因交不起租子,自己懷中孩子被地主狗腿子搶去,而自己被踹倒在地的中年婦女,她絕望的雙手仍然向自己的孩子方向伸出去,但孩子已經被地主狗腿子牢牢抓在手中了。此外,還有水牢,刑具等……(現在已有人寫書指出,劉文彩的莊園裡並沒有水牢和刑具),但當年的這組雕塑就是這樣來描繪地主劉文彩的殘暴的,由此造成了我們對舊社會的滿腔仇恨,心中暗暗發誓,決不能讓這種苦日子再來,如果讓資本義復辟陰謀得逞,我們勞動人民的孩子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想,只有瞭解了當年的教育,當年學生們的思想狀況,才能對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打人現象有更深的瞭解。
  
還有一件事值得記載一下,記得小學五六年級時,當時老師講臺後面,挂黑板的牆上上方,都並排掛著毛主席和劉少奇主席兩人的畫像,記得小學時我們的班主任老師在有一次上課時曾經提示我們,「我們除了喊毛主席萬歲外,還應該喊哪位主席萬歲啊?」作為小學生,我們都不知道,於是老師指著牆上的畫像告訴我們說,「我們還應該喊劉主席萬歲,因為劉少奇是國家主席。」但當時由於我們的年齡太小,也還並不理解一位是黨的主席,一位是國家主席。反正老師領著喊就喊唄。當時是否有文件傳達,要求群眾在喊毛萬歲的同時喊劉萬歲,我現在是不得而知。是否因為這件事情,劉當年就在毛的心中留下了猜忌的種子,從而惹來文革中的殺身之禍,現在也不得而知。但在我的印象中,上了中學之後,教室黑板後面的牆上,反而又是只掛著毛主席像了,劉的像是被悄悄摘下了,還是中學裡從來沒有將兩位主席的像並列掛在一起,還是後來劉覺得不妥當,讓人摘下了,這對我而言,也是不得而知。

文革開始

1966 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央通知,即《5、16》通知,提出要批判混進黨內、政府、軍隊裡和文化界的資產階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要調動其職務。這些人是一批修正主義分子。當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學系教師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飯廳東牆上貼出了一張《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要幹什麼?》的大字報,五月二十九日,在清華附中,全國第一支紅衛兵成立(前兩年看到清華附中一位紅衛兵創立者寫的回憶文章,講到了紅衛兵的成立經過,才知道「紅衛兵」名稱居然是現在已經成了著名作家的張承志給起的)。此時,可以說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但當年初中生的我,卻並沒有覺得有太大的變化,依然正常上課學習,直到放暑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穿綠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紅衛兵,通過廣播,通過報紙,全國人民都很快知道了這一特大喜訊。作為我而言,印象特別深的是一篇通訊報導,講到毛主席在接見紅衛兵時,其中有一位女紅衛兵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有照片),這位女紅衛兵的名字叫宋彬彬(有人傳言是宋任窮的女兒,不知確否),當毛主席問她「彬彬」是哪兩個字時,她回答說:「是文質彬彬的『彬』」,毛主席對她說「要武嘛。」於是,第二天這位宋彬彬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宋要武」,並且在《光明日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講到她更名的原因和自己的幸福感覺。

由於有偉大領袖的堅決支持,紅衛兵運動很快就推向了全國。首先當上紅衛兵的,基本上都是高級幹部、高級軍干家庭的子女,因為按照當時的說法,他們是根正苗紅,屬於天然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其次,由於他們的父母會經常收到內部文件,中央精神的傳達,比一般老百姓家庭的子女更多地知道重要內部的消息、北京的消息(比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消息,當年初中生的我就是通過同班同學知道的)。第三,我估計他們之間的信息溝通也比較方便,當年老百姓的家裡都沒有電話,但高級幹部、軍隊高級幹部家庭還是有電話,所以北京的消息還是能夠很快傳到各個大城市,於是,全國各地的學校也紛紛自發地成立了紅衛兵組織。

至於本校地紅衛兵何時成立,通過什麼方式成立,經過何人認可(或者根本不需認可,這些高幹子弟自己就逕直成立了,與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一樣),因為我當時的年齡太小,都不太清楚。反正當年九月一號重新開學上課之後,就感覺到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正像其它人回憶中也提到,當時我們學生中都在流傳著《中國青年》雜誌某一期的封底上印著的,一幅毛主席站在麥田裡,拿著鐮刀的油畫,裡面暗藏著惡毒攻擊毛主席話語,比如「打倒XXX」,當時,我們都真誠地相信這是一個真的事情,當年我親眼所見,在學校的圖書館,一位高中學生,在盯著當時掛在圖書館裡掛著馬恩列斯毛的大型油畫像,尋找著他所認為的 「反標」,而且好像真給他找到了,指給我們看,還真有點像。他對我們說要向上匯報,因為這是一個重大的階級鬥爭新動向。最後結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由此可見,當時人們的神經已有點不正常了)。
  
對於紅衛兵,不妨再多說幾句,現在的年輕人,包括一些影視劇的導演,因為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往往根據一些人的片面回憶,將當年的紅衛兵想像成一種凶神惡煞、或者街頭流氓小混混的形象,並用這種形象出現在影視劇中,實在是一種極大的曲解。其實,最早的紅衛兵,都是高幹(包括軍干)家庭出身,在學校都是好學生(估計其中不少是三好學生、共青團員,因為當年評三好、入團,也是講究家庭出身和成分的。)思想也比較單純,他們之所以走上街頭,破四舊、立四新,是為了讓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他們不但不凶神惡煞,反而是懷著一種崇高的使命感、責任感,臉上甚至會洋溢著一種聖潔的光輝。至於後來為什麼越演越烈,發展到打老師,打校長,以及走到社會上揮舞皮帶,狂打一切所謂的「階級敵人」,並且毫不手軟地往死裡打,也有一個發展過程。我簡單思考的原因是,可能一方面與17年來我們所受的教育有關,再者,也與高層的鼓勵與默許有關,既然偉大領袖都鼓勵紅衛兵「要武」,那麼,不受正常秩序控制的紅衛兵當然就越來越武了……

既然紅衛兵也是「兵」,那麼,穿上父輩的舊軍裝,戴上印有紅衛兵三個字的紅袖章,就成了當年紅衛兵的標準裝,當然,腰間還會扎一根三寸寬的銅頭皮帶(也是部隊的軍用品,後來就成為紅衛兵的打人工具),那時,如果誰這一身打扮走在街上,必然會受到人們驚羨的眼光,比今天的警察還要神氣的多。這一身服裝包含了純正的紅色血統、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受到偉大領袖堅決支持的榮譽,肩負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使命的自豪感等多種含義。所以,當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將一些店堂的老招牌砸爛,將店堂裡的一些按當時標準的、所謂的「封資修」物品砸爛,燒燬,是受到這些商店裡的職工歡迎和支持的。

我手邊有一本從舊書店淘到的《老新聞》,現將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報》的一篇通訊《一塊「造反」去!》中摘錄一段如下,以便大家瞭解當時的氣氛:

「這些小將們原來素不相識,星期日,他們各自在大柵欄街上貼通告、通牒、標語、呼籲書。貼著貼著,他們瞧見各人手臂上都戴著紅袖章,就自自然然地聚攏起來了。有人提議道,「咱們都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會在一塊兒「造反」去!看哪兒有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咱們就反到哪裡去!」他們從瑞蚨祥走過時,一位紅衛兵向店裡瞥了一眼,便喊道:「快進去!快進去!」他們一進門,就「啪」的一聲把一張宣揚封建主義的畫撕了下來。他們的這種革命行動,獲得商店革命職工的熱烈支持,紛紛拉著紅衛兵手說:「同志們,跟我們來,裡面還大有東西啊!以前就是觸不動!」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這群革命「造反」者,在商店職工的帶領下,闖進了瑞蚨祥!他們從樓上找到地下室,從前屋搜到後院,從一些隱蔽、黑暗的角落,翻出了許許多多契約,美、英唱片,舊皇歷,美女商標,宮燈,稀奇古怪的畫屏,花盤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連撕帶砸,堆了一小屋。接著又塗掉牆壁上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紅漆和古畫。在大破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同時,他們大立無產階級的新風尚:當即派人買了五十張毛主席像,又把巨幅像嵌進鏡框裡,懸掛在商店中央。在這些革命小將的猛烈攻擊下,一剎那功夫,瑞蚨祥變成了一個「立新」的商店!為了徹底摧毀這個商店裡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殘餘,紅衛兵放手發動商店群眾,當晚就向資產階級當權派進行的鬥爭。」

按今天人們的眼光看,這簡直是一群毫無理智的暴徒,不受法律的束縛,隨意地在侵犯別人的財產,破壞別人的財產。但是當時,這卻是得到權威報紙《人民日報》支持和肯定的革命行動!

本文留言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