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元帥在黎明前死去—讀卡爾夫《被槍決的蘇聯元帥》

在極權主義國家裡，軍隊是一切權力的核心，誰牢牢地掌握了對武裝力量的控制，誰就牢牢地掌握了對整個國家的控制。極權主義國家不存在具有真正的制約力量的議會、憲法、司法機構以及作為「第四種權力」的新聞輿論等等，軍隊是提供統治的「合法性」的唯一的源泉。因此，在這些國家裡，獨裁者與軍隊往往是「一體化」 的。像斯大林、希特勒、法朗哥這樣的大獨裁者，從來都不會放鬆對軍隊的控制，屢屢在軍隊中發起血淋淋的清洗運動。蘇聯先後處死了五位元帥，後來其中四人都已經獲得平反昭雪；與之相似，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十大元帥」中就有彭德懷、賀龍、林彪等人先後「死於非命」，或者被紅衛兵殘酷毆打而死，或者在監禁中患重病不予治療而死，或者乘飛機外逃墜毀而死。元帥是權力鬥爭中的重要棋子，如果沒有伏羅希洛夫、布瓊尼等元帥忠心耿耿的支持，斯大林很難在與托洛茨基的角逐中勝出；同樣，如果沒有朱可夫關鍵時刻的表態，赫魯曉夫也很難將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斯大林的「老近衛軍」趕下臺。反過來，獨裁者從來也不會完全信任元帥們，他們在實施恐怖政策的時候，元帥也必然是犧牲品之一。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說過：「恐怖制度不僅僅是物質的行為，如逮捕、酷刑、處決，而且首先是心理行為。」對於獨裁者來說，侮辱元帥的名譽乃至剝奪元帥的生命，是向全體民眾顯示自身不可撼動的權威形式之一。

被斯大林親自決定殺害的蘇聯元帥中，圖哈切夫斯基、葉戈羅夫和布柳赫爾三人是蘇聯最早獲得元帥軍銜的傑出軍事將領。他們的功勛早在艱苦的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就奠定了，他們都與列寧有深入的交往，並得到列寧的高度評價。可以說，沒有他們就沒有早期的紅軍隊伍，紅軍也不可能在千鈞一髮的國內戰爭期間戰勝白軍和協約國軍隊的聯合進攻。列寧曾親自致電感謝圖哈切夫斯基和葉戈羅夫，感謝他們「拯救了共和國」。然而，斯大林時代剛剛拉開序幕，這三位元帥都被冠以「叛徒」、「間諜」的罪名被捕並被迅速槍殺了。在臨死之前，他們都遭到了殘忍的拷打和折磨。雖然他們都是鐵骨錚錚、百戰成鋼的鋼鐵漢子，但最後都熬不過去而違心地在認罪書中籤了字。即使是像圖哈切夫斯基這樣「品行高尚、意志堅定」的「戰神」也是如此，難怪貝利亞會得意洋洋地向斯大林保證說：「我們沒有拿不到的口供。」

圖哈切夫斯基是第一個罹難的元帥。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進行了秘密審判，審判進行地極其草率，而且驚人地不公正。上午九時開庭，午飯後不久就宣布判決。在審判席上就坐的有布瓊尼和布柳赫爾（他是否預感到不久之後自己也將遭遇到同樣悲慘的命運？）兩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以及若干遭到誣蔑的將軍們面對著自己的戰友坐著。大家都是一起經歷了硝煙和戰火的熟人。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著名軍史專家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在《勝利與悲劇》一書中寫道：「在法庭成員中未必有人相信他們面前坐著的真是『陰謀分子和間諜』。我想，就是圖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事們在內心深處也會萌發一線希望：組成法庭的人都是二十年來在同一面旗幟之下共同戰鬥過的來的，即使不肯傾聽正義的呼喚，至少也會尊重一下戰鬥的同志情誼的傳統吧……可是當時人們極少利用自己那種時刻存在著的良心發現的機會。這一次也一樣，誰也不沾它的邊。」

元帥們遭受的折磨是駭人聽聞的。由於地位顯赫、身份特殊，擔任作協第一書記期間，弗拉基米爾•卡爾夫不僅接觸到大量的機密材料，而且還採訪到許多倖存的當事人，他呈現的罪惡讓我們的心靈為之顫抖。布柳赫爾在被捕之後的第十八天便死在了監獄之中，一個健康強壯的人居然在短短十八天之內就死去了，可以想像他受到了多大的折磨。後來，當時監獄中的女醫生羅森布姆供認說，她在獄中檢查過布柳赫爾的傷勢：「布柳赫爾的臉上，在眼睛旁邊有一大塊青傷。這一拳打得實在太重，造成他的眼鞏膜出血，所以他的眼鞏膜充滿了血。」而一名獄卒供認說，他看見布柳赫爾的一隻眼球被打得流了出來，昔日威風凜凜的元帥手托著眼球不斷地喊叫：「看，這些惡棍把我打成這個樣子！」布柳赫爾的第一任妻子在同丈夫對質以後，回到牢房告訴難友說，元帥已經被打得面目全非、滿臉血污、神志不清，不停地講一些聳人聽聞的事情。她描述說：「他看起來好像被坦克碾壓過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是否回想起自己怎樣作為蘇聯最高法院特別審判法庭成員參與對圖哈切夫斯基的不公正地審判？誠然，他當時一語不發，但他也沒有憑良心辦事，去緩解一下注定必死的第一位蘇聯元帥的處境。

庫利克元帥的副官海洛作出了令元帥致命的證詞。弗拉基米爾•卡爾夫採訪到了已經八十二歲的海洛，這是一個遍體鱗傷、飽受折磨的老人。海洛講述說：「他們讓我把手放在桌子上，一個個地砸我的指甲。先是左手，然後是右手。手被卡住了，不讓你縮回去。然後就是砸腳指頭。這些虐待狂知道什麼地方最疼。當然還有橡皮棍和其他東西，那是朝背上和肝區打的。折騰了我兩個還是三個星期，記不起來了。」英勇的海洛不肯誣蔑清白的長官，但是到了最後，他的精神崩潰了，他心裏只想著一件事情－－那就是停止苦難。於是，他在所有的審訊記錄上簽了字。在最後一次對質的時候，海洛看到了昔日風度翩翩的元帥，庫利克被折磨得骨瘦如柴，頭勉強能夠抬起來。「請原諒我，我再也沒有力氣忍受折磨了，我在所有的文件上都簽了字。」元帥艱難地揮揮手說： 「算了吧，有什麼辦法……」他被他為之而奮鬥的蘇維埃政權消滅了。

要麼參與審判他人，要麼遭受審判，有沒有第三條道路呢？那就是自殺。工農紅軍政治部主任加馬爾尼克選擇了第三條道路。圖哈切夫斯基等人被捕之後，老朋友布柳赫爾找上門來，讓他參與對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審判。布柳赫爾走後，加馬爾尼克對妻子大聲喊道：「我怎麼能夠這樣！我明明知道他們不是敵人！」第二天，布柳赫爾再次上門來，這是最後的通牒，加馬爾尼克依然沒有屈服。布柳赫爾走後，安全人員闖進來，查封了加馬爾尼克的保險箱。他們說，他已經被撤職，而他的副手奧爾謝皮揚和布林都已經被逮捕。這幾個人一走，加馬爾尼克這位有良知的將軍便在書房裡開槍自殺了。他的女兒維多利亞•揚諾夫娜說：「我想，這一槍是對斯大林讓他去當審判自己戰友的法庭成員的回答，也是對無法無天的行為的回答。當時父親根本不可能作出別的回答。母親被捕了，作為『人民公敵』的妻子被判處八年徒刑。後來在勞改營又關了十年，罪名是『幫助人民公敵』。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我的母親，發來的通知說她於一九四三年死在勞改營裡。我被送進幼兒園，成年後作為『社會危險分子』被判了六年刑，隨後開始流放……」這就是勇敢者所需要付出的代價，這足以解釋在那個時代勇敢者為什麼如此稀少。

弗拉基米爾•卡爾夫認為，其他四位元帥都是好人，只有貝利亞則是罪有應得。貝利亞的元帥軍銜不是靠戰功獲得的，而是靠執行斯大林的命令殘害了無數人而獲得的。按照斯大林的女兒的說法，晚年斯大林與貝利亞已經分不開了，他們一起操縱著一個罪惡的帝國。弗拉基米爾•卡爾夫年輕時候就被劃入「人民敵人」的行列，在監獄和集中營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走上戰場的時候還是「在押犯」的身份。因此，他對貝利亞這個撒旦般的特務頭子充滿了痛恨，他憤怒地寫道，貝利亞「不僅該遭槍決，要是有可能，甚至該上絞刑架、坐電椅、用鍘頭機鍘掉他的頭，而把所有這些刑罰加在一起對於懲辦他犯下的罪行都嫌輕了」。在評述五位元帥的時候，作者使用的是一種比較簡單、善惡二元論的方法。在我看來，這種看法是有缺陷的，這種缺陷深刻地基於作者本人的知識結構、人生經歷和價值立場。作者並沒有對整套極權制度和斯大林的思想遺產進行全面的反思，而更多從道德層面分析個人品性的善惡。顯然，貝利亞這個魔鬼是死有餘辜的，而另外四名元帥的悲慘遭遇則讓人同情。但是，在同情之餘，我們是否能夠追問：這些元帥難道不也是專制制度的締造者嗎？他們的手上是否也沾滿了鮮血？

被弗拉基米爾•卡爾夫形容為一代完人、擁有「純潔、直率、高尚」的品質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殘酷的屠殺而聞名。他的軍隊所到之處焚燒村莊、殺戮村民，實施「三光政策」。圖哈切夫斯基對士兵們說：「只有這樣才能讓白匪們魂飛魄散、聞風喪膽！」果然，許多村莊的居民們都說，圖哈切夫斯基的紅軍比白軍更加可怕。同時，圖哈切夫斯基還掀起了大肆屠殺俘虜的浪潮，每次大的戰役之後，都有成千的俘虜被立即處死。據一位外國觀察家記述說：「人類自從羅馬以來奉行的戰爭準則全被突破了，這裡只有野獸和野獸之間的撕咬。」

至於布柳赫爾元帥，他還有另外一個更為中國人熟知的名字－－加倫將軍。他是二十年代到中國擔任廣州革命政府軍事顧問的蘇聯高級將領之一。弗拉基米爾•卡爾夫將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所有勝利都歸功於加倫將軍，這出於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而故意作出的一種誇大。同時，他也大大貶低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所有中國將領的作用。他寫道，在漢口的激戰中，「蔣介石對自己軍隊的作戰能力完全喪失了信心。布柳赫爾既不能對這個意志薄弱的總司令吆喝，又不能自己單獨下命令，他作為顧問一切決定都必須通過這個窩囊的總司令執行」。在我看來，布柳赫爾這位蘇聯將軍並非無所不能的魔術師，能夠左右中國整個的戰局。他來到中國，顯然不是為了 「幫助中國的革命、解放被軍閥壓榨的中國人民」，這些「輝煌」的「說法」都是不能當真的。布柳赫爾的中國之行是為了實現斯大林控制中國的企圖。在赤裸裸的國家利益的面前，所謂「純潔的階級友誼」和「無私的國際主義」是不存在的，蘇聯政權對中國的野心一點都不比昔日的沙俄小。

不久之後，蘇聯因為企圖獨霸中東鐵路而引發了中蘇衝突。當時東北的實際統治者張學良將軍斷然拒絕蘇聯的無理要求、毅然決定收回鐵路權益並驅逐蘇方人員。然而，弗拉基米爾 •卡爾夫卻將衝突的起因描述為「中國懷有敵意的集團的挑釁」。這是有意的顛倒黑白－－以當時張學良東北軍的實力，哪裡敢挑釁強大的蘇軍呢？不過，弗拉基米爾•卡爾夫也不得不承認，那不是一場小小的誤會，而是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後來，為了美化「偉大的中蘇友誼」，這段歷史被有意地遮蔽起來。而當時擔任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的布柳赫爾正是「松花江戰役」的策劃者和指揮者。經過激烈的戰鬥，「共俘獲八千多名士兵和兩百五十多名軍官，其中包括中國西北護路司令梁忠甲及其司令部」。從中方軍隊的名稱就可以看出，中國軍隊的目的僅僅是「護路」而已。然而，中國捍衛國家主權的行動卻招致了蘇聯大規模的軍事干涉。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布柳赫爾充當了戰爭的急先鋒。以蘇軍的戰鬥力和精良的裝備，以及布柳赫爾一流的軍事才能，中國軍隊哪裡是對手呢？蘇軍僅僅以陣亡一百二十三人的微小代價就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並逼迫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了屈辱的協議。布柳赫爾本人也因此獲得第一號紅星勛章。

元帥和將軍們在戰爭之前悲慘地死去了，他們的消失直接導致了蘇軍在二戰初期的潰敗。然而，元帥們的悲劇絕不僅僅是他們本人的悲劇，而是一個國家、一種制度、乃至一種思想體系的悲劇。不能保護一個元帥生命的制度，當然不能保護每一個普通公民的生命。我相信，正是因為有過那段黑暗陰冷的歷史，俄羅斯人才會倍加珍惜今天他們來之不易的民主。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在反思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時代時沉痛地指出：「當我們痛悼數十萬蘇維埃人，祖國的優秀兒女死於非命時，決不能容忍斯大林使幾百萬人成為他的罪惡行為的消極同謀者，使他們相信『需要這樣做』。斯大林設法預先得到了大批正直公民的一種支持。大規模的鎮壓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 『領袖』造成了暴力的社會慣性，其後果就是告密，喪失原則，謊言和誹謗風行。斯大林的這一罪行尤為嚴重。謊言總是留下深刻的痕跡：在記憶中，在人們的心理上，在文化領域。況且謊言總是企圖給自己披上真理的外衣。一旦真理同良心結成聯盟，謊言就會抵擋不住，不能得逞。良心恰恰是要求最嚴格的法官。良心就像是周圍世界與個人之間的道德中介。多虧良心我們才知道自己道德上不完善的程度，才知道自己對待所崇拜的對象和理想的真誠程度。要欺騙自己的良心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們知道，如果說在那些年裡良心常常保持沉默，那首先是因為周圍沒有真理。」死者已矣，對於生者來說，是否經常在「捫心自問」呢？

（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