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誰在擾亂中國人的視線和思維

由於前蘇聯經濟改革的失敗和崩潰，中國政府在私有化的道路上，選擇了走捷徑來發展經濟，社會資源高速集中在一小撮有錢人和有權人的手中，許多大小官僚和大小富翁橫向縱向聯合，出現了一個千絲萬縷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控制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從而掌握了社會話語權，這就是社會腐敗的形成、發展和壯大；廣大人民群眾則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困境中苦苦掙扎，卻又無法判斷到底是誰傷害了我們；中國社會再次進入叢林，而中國人也只好信奉「叢林法則」，於是弱勢群體無處不在，又無處喊冤。

「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利益」，這種輿論歪曲了一個事實，實際上是犧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來滿足極少數人的利益；「中國社會經濟改革的陣痛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是一種隱性的「休克療法」，造成市民階層和農民階層不知不覺中，被人從口袋中掏空了一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狀態，而中國政府強調自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果，是西方國家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因為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根本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分。中國特色的輿論和理論，可以影響中國人，但無法左右西方人的看法和原則。

在中國極少數人掌握了社會大部分資源後，這些人成為了中國社會的統治階級。馬哲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形成一定的政治關係和思想關係」。也就是說，經濟關係決定國家、政治制度；只要看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成員，看看全國政協的成員，我們會發現這裡面佔大多數的是官僚和資本家，還有社會名人；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解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這說明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它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鄧小平在制定改革開放的政策後，沒有想到政治改革居然會悄無聲息地伴隨經濟改革而來，更沒想到會出現如此的政治局面；在資本追逐利潤的經濟規律下，中國社會變得血腥，人們變得沒有道德感，社會的公平、正義被拋之腦後；這種犧牲一切達到的效益和效率，本質是邪惡的，暫時的效率和效益將最終阻礙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因為階層對立會逐漸發展成階級鬥爭，內耗和腐敗如何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動盪的社會是不會繁榮富強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警惕中國「拉美化」的原因！

朱鎔基在臨退休前的2002年，大力提倡保護弱勢群體。可惜已經晚了，被有錢人和有權人包圍的第三代領導班子，看到和聽到的是歌舞昇平的盛世，在集體退休前，才驚覺統治階級以外的那些廣大人民群眾的困境和苦難；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被剝削和壓迫的最廣大人民群眾開始走上街頭，其實他們只是想表達要生存的訴求……

中國第四代領導班子上臺後，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目的就是希望社會的階層對立不要發展成為階級鬥爭。然而二十多年來的社會發展變化，體現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甚至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保護弱勢群體和關心中下層社會群體談何容易。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制定的法律、法規，是傾向於有錢人和有權人的，通過政策來向廣大人民群眾傾斜是否能夠成功？因為法律、法規是鉗制和限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的！

雖然中國第四代領導班子仍然堅持私有化的進程，但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終於壽終正寢了，人們發現了它的真相後，必然對其拋棄和糾正；張五常、厲以寧之流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必將被歷史反省和譴責，這些大富翁們的言論只能代表本階級的利益，而不會被全社會接納。文章結尾，筆者引述一段蔣介石先生的感嘆，或許能代表歷史的某種再現：「當政二十年，對其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為晚。」

國民黨還能敗退到臺灣，如果共產黨失敗了，能退到哪裡呢？！

(有刪節)《議報》第195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