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誰向日本出賣了中國和國人的利益?

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蘇兩個共產大國徹底決裂之後,毛澤東同時對抗兩大超強的狂妄,使中國的國際處境迅速惡化,毛髮明的自作多情的第三世界理論,對改變中國的惡劣的國際處境,並無多少實質性幫助。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蘇關係因邊境軍事衝突而惡化到極點,蘇聯人甚至準備對中國實施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如果沒有美國的堅決反對,中國說不定將成為第二個被蘑菇雲籠罩的國度。

在前蘇聯共產帝國的高強擠壓下,1972年,毛澤東終於放下瞭解放全人類的狂妄,握住了「紙老虎」美帝國主義伸過太平洋的手。美中聯手抗衡前蘇聯,使兩大超強之間的力量對比向美國傾斜,也使中國走出了孤立於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的危險處境,特別是得以在外交上取得對臺灣政權的優勢。

同一年,毛澤東也握住了「軍國主義」日本的手,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對日本來說,是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促使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跟著到訪北京。對中共而言,本來就對日本皇軍心存功利性感激的毛澤東,接待田中角榮主要是為了臺灣問題。

1972年9月29日,毛澤東以放棄對日索賠換取日本的如下承諾:1,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2、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臺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

這樣的邦交正常化,不能不讓人想起當年的蔣介石政權,為了獲得日本的外交承認來抗衡大陸的中共政權,於1952年4月28日簽署了《臺日和約》,以放棄賠償換取日本對「中華民國」外交承認。

當年,在韓戰的硝煙瀰漫朝鮮半島之時,抗衡蘇中共產同盟便成為美國外交第一要務,美國對日政策也因此而大變,由懲治日本變成扶植日本。為了振興日本,美國加快瞭解除對日本的軍事管制,恢復其主權,復興其經濟,盡快建立美日同盟。作為這一政策轉變的重要一步,就是先簽署其他盟國與日本的和約。於是,美國提議召開舊金山會議。

在會議籌備期間,美蘇對中國合法政府歸屬的看法截然相反,因為中國已經分裂為臺灣政權和大陸政權,在邀請哪一方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問題上發生爭執。美國不承認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力主由臺灣的中華國民參加會議,但遭到了蘇聯政府的堅決反對。美國在無法說服蘇聯的情況下,只能把國民黨政權排除在和約之外,轉而讓蔣介石政府與日本進行單獨談判,商討日本對中國的賠償問題。

對此,國共雙方的最初反應都是憤怒和譴責。7月16日,蔣介石在臺灣發表談話指出:「中國被拒絕參加對日和約簽字,乃破壞國際信義之舉,政府決不容忍。」8月15日,周恩來提出了抗議,指責舊金山會議背棄了國際義務,中國不予承認。

而當《舊金山和約》在1951年9月8日簽訂之後,日本政府卻極為欣慰。作為戰敗國的日本也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欣慰。因為日本可以充分中國分裂為兩個政權的機會,來謀取在戰爭賠償問題上的最大利益。正如當時的首相吉田茂對內閣說:「日本現在有選擇媾和對手之權,對於如何行使此權,應考慮客觀環境,考慮中國情形以及其與日本將來之關係,不擬輕予決定。」言下之意,蔣介石和毛澤東,誰放棄賠償就承認誰。

令人嘆為觀止的是,日本用外交承認換取中國放棄賠償的權謀,在相隔20年的時間裏,居然分別玩了兩次,且不費吹灰之力。國、共這兩個獨裁黨,各自為了獨佔中國統治權而發動比八年間抗戰更為慘烈的內戰,不但讓國家和過人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且把中國分裂成兩個政權。這還不夠,兩個政權還要為各自的權力而再出賣中國一次,先後與日本簽訂放棄賠償的條約。

現在看這兩個條約,真佩服兩黨政權的「心有靈犀一點通」,國、共放棄賠償的措辭幾乎雷同:

《臺日和約》第一條乙項:「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舊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也就是自願放棄賠償要求)

《中日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作為生死對頭的蔣介石與毛澤東,其基於權力自私的極端機會主義,兩個獨裁者真如雙胞胎一樣。只要對一己政權有利,八年抗戰的廢墟,可以不重建,卻一定要打內戰;國人在抗戰中付出的慘烈犧牲和巨大代價,也可以置之腦後,卻一定要為各自的政權爭個國際合法性。

放棄戰爭賠償,只對兩個互為死敵的獨裁政權有利,而對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言,無異於出賣。

2005年4月24日於北京家中

(大紀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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