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為什麼會有諢號曾剃頭

　　曾國藩沒有顯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時才成為當地一個擁有100多畝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親曾麟書43歲時才考取一個秀才。但是中國人總是喜歡把一些靈異之事附會到大人物身上，對曾國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轉世的神話

　　傳說曾國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個夢：一條巨蟒，盤旋空中，旋繞於宅之左右，接著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隨即有人告訴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個曾孫了。」老人一聽，恍然大悟，認為這新出生的曾孫就是那條蟒蛇投的胎。他聯想起唐朝名將郭子儀出生時其祖父也夢見大蟒蛇進門，因此認為曾家將來也要出一個大貴人。很快曾國藩是蟒蛇投胎之說就在當地傳開了。隨著曾國藩的名氣越來越大，這個說法也就越傳越遠。

　　事也甚巧，曾國藩生有疥癬，小時還並無多大痒痛。到了35歲以後，曾國藩的功名官運，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癬也隨著一天一天地擴大，簡直奇痒無比。曾國藩在日記中多次記載，苦不堪言。

　　在曾國藩祖屋的後面，「舊有古樹一株，為籐所繞，樹已槁而籐且益大且茂，矯若虯龍，垂蔭一畝，亦世所罕見者」。這條巨籐，活像一條巨蟒，鄉人稱之為蟒蛇籐。曾國藩在世時，籐葉籐枝，迎風搖曳，得意洋洋；待曾國藩死後，該籐就葉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們對此覺得很是奇怪。

　　這樣，巨蟒入夢，癬如鱗，祖屋籐似蟒蛇，種種異事都發生在曾國藩身上。有人因緣附會，杜撰了曾國藩是巨蟒轉世的神話。

　　當然，上述傳說或巧合、或附會、或杜撰，不足憑信。但是，如果我們拋開評判功過是非的定性評價，曾國藩一生為人處世、成就的事業，確實是常人所難以企及的，有時甚至真有點像是天祐神助。

　　出頭：不信書，信運氣

　　據清人朱克敬撰《瞑庵雜識》記載，曾國藩曾經對吳敏樹和郭嵩燾說，自己死後的碑文由這兩位執筆，但是要加上這樣的話：「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

　　曾國藩的運氣往往表現在人生的關鍵時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曾國藩6歲從師入學，14歲應童子試，先後考了7次，到23歲才成為生員(秀才)，第二年中湖南鄉試第三十六名舉人。28歲那年到京城會試，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一般來說，中了進士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當時的「終南捷徑」就是到翰林院鍍金－－被點了翰林，升遷就會加快。當時的進士分為三甲，一甲的進士三名，即狀元、榜眼和探花，他們一般在發榜之後就會被授職為翰林院的修撰、編修等官。二甲三甲的進士則必須通過下面的「朝考」才能進入翰林院。一般來說，三甲進士入翰林院的機率不大。據說，曾國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後很是喪氣，當即就想打道回府。因為朋友苦勸才勉強參加了朝考。結果，曾國藩的朝考成績卻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試捲進呈御覽後，又特別提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館深造。兩年之後，庶吉士散館，授曾國藩翰林院檢討，秩從七品。從此開始了他12年的京師為宦生涯。

　　權臣垂青，十年七遷曾國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檢討，到1849年已經升任禮部右侍郎，十年七遷，躍升十級，成為二品大員。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 「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中徒步過從，疏野之性，骯髒之貌，不特僕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不敢為此不近人情之稱許。」可見，曾國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遷會如此之快，簡直有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國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於他自己的刻苦自礪，辦事幹練，而更重要的則是得到權臣的賞識和襄助，這個權臣就是在當時權傾朝野、在後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國藩1838年參加會試時的正總裁(主考官)，因此兩人有師生之誼。穆彰阿的賞識和關照，使曾國藩的官職不斷得到升遷。

　　曾國藩仕途順利，自然對他所服務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對當時內憂患的局面，他更急於為這個朝廷做點什麼。也許在他看來，當時最大的禍患，並不是外國的兵艦，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風氣、官吏蠹民引發的深層社會矛盾。因此，他在咸豐皇帝即位後，上了一道名為《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議咸豐皇帝不要因為斤斤於細節而忽略大事，不要因為尚文飾而不求實效，不要因為凡事專斷而使大臣無所措手足。這麼尖銳的批評在唯唯諾諾已成風氣的當時，無疑是有一定風險的。曾國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時，余猶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事實上，咸豐皇帝看了折子後確實很生氣， 「欲罪之」，後因為大臣求情才作罷，還假惺惺地「優詔褒獎」。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他所效力的朝廷還是很有責任感的，這種責任感一方面來自他對朝廷眷顧的知恩圖報，一方面來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個人的命運與這個朝廷的命運休戚相關。曾國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慣官場的腐朽和暮氣沉沉，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現狀。其結果則是，他的要求和建議根本得不到重視，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來越孤立。此時，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罷黜，京師再也沒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間。曾國藩在一首詩中寫道：「補天倘無術，不如且荷鋤。」說明他已經萌生了退志。

　　咸豐二年(1852)，朝廷令曾國藩到江西主持鄉試，他如釋重負，立即離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喪。在曾國藩回鄉後的幾個月的時間裏，全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改變，太平軍的聲勢迅速高漲，清廷所依仗的綠營兵不堪一擊，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緊興辦團練。1853年1月，任命曾國藩為湖南團練大臣。歷史又一次給了曾國藩展示才能的機會。

出名：「曾剃頭」、「曾屠戶」與「中興第一名臣」

　　可以說，曾國藩真正走上歷史前臺，施加他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獨特影響，是以他在原籍襄辦團練，協助地方官籌辦「防剿」開始的。這不僅關係到曾國藩的一生榮辱，而且關係到大清王朝的氣脈運數。從這時起，曾國藩的才能和個性逐漸得到展示；也是從這時起，人們給了他各式各樣的罵名和美譽。

　　「曾剃頭」、「曾屠戶」。在太平軍巨大聲勢的影響下，湖南政局動盪，許多不滿地方官壓迫和地主豪紳盤剝的農民趁機起來活動。曾國藩看到湖南的形勢嚴峻，存在著爆發大規模起義的危險，因此斷然採取鐵腕高壓政策。一方面，鼓勵鄉紳捕殺和捆送本鄉、本族之敢於反抗之民，「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紳平時就欺壓良善，此時更是為所欲為。另一方面，在團練大臣公館直接設立審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審案局成為在司法部門之外可以隨意捕人、審訊、殺人的機構。因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審訊者，很少能夠生還。據曾國藩自己奏稱，截止到咸豐三年(1853)六月，僅僅4個月，審案局就直接殺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達104名， 「立斃杖下」者2名，「監斃獄中」者31名。

　　不僅他自己直接殺人，他的父親和四弟也在家殺人，以至於該縣縣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對自己不利，沒有幾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問他何故，他說：「曾四爺又欲假我手殺人矣。」

　　在曾國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紳勢力又抬起頭來，使湖南不僅沒有成為太平天國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為曾國藩集團鎮壓太平天國牢固的後方基地。咸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做法十分讚賞，他在曾國藩的奏折上朱批道：「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但是老百姓和社會輿論卻激烈地抨擊曾國藩的屠殺政策，「曾剃頭」、「曾屠戶」之類的諢號和詛咒傳遍湘省。

　　「中興第一名臣」。對於清廷而言，曾國藩能夠帶著他培養起來的湘軍將幾乎使清王朝滅亡的太平天國起義鎮壓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將覆亡的命運，並將清王朝帶向了所謂的「同治中興」，自然是「功莫大焉」，也無愧於「中興第一名臣」的「美譽」。關於曾國藩與太平軍之戰，許多歷史讀物中都有介紹，這裡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開始帶兵，從襄辦團練開始，最後練就了近代中國第一支「兵為將有」的軍隊，並把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起義鎮壓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僅是 「天祐神助」了，其人確有非凡之處。

　　從治軍來看清朝的正規軍主要為「八旗」和「綠營」兩部分，八旗和綠營都有兵籍，父死子繼，世代相沿。長期以來因為沒有戰事，養成驕惰的習氣，戰鬥力很差。又因為兵歸國有，「將與將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勝則相妒，敗不相救」，所以戰鬥力很差。曾國藩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爐灶，編練新軍。

　　首先，變世兵制為募兵制。從兵源來說，主要招募那些強健樸實的山鄉農民，不收營兵，也不收姦狡之徒。從軍官來說，主要招聘紳士、文生擔任，曾國藩還提出湘軍軍官的幾條標準：「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見其選拔很嚴。從軍隊組織來看，實行上級選拔下級的層層負責的制度，即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士兵由什長挑選。曾國藩認為，這樣由上級挑選下級，上下級經常是同鄉、朋友、師生等關係，而且下級會感念上級的知遇之恩，這樣平時容易團結，有了危難也會相互照應。他說：「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吾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這樣，基本解決全軍上下團結一心的問題。

　　其次，增加兵餉，誘之以利。湘軍每月餉銀是綠營兵的三四倍，這樣，「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

　　再次，注意對軍隊進行紀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國藩看到清軍因為軍紀渙散，不僅戰鬥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壞。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動，他強調軍紀要嚴明，以爭取民心。曾國藩作為一位文化型的軍事長官，他以理學家的身份，每逢軍隊操演都要親自訓話，對那些以農民為主體的軍人們進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 「反覆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他還自撰一首《愛民歌》：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要先愛百姓。

　　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

　　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做主。

　　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

　　……

　　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上賬房。

　　……

　　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

　　……

　　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

　　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

　　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士兵聽教訓。

　　軍士與民共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

　　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見，在曾國藩心目中，軍隊不僅要會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這也是他選兵要選誠篤的農民，擇將要擇有文化的紳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與同時代的將領相比，確實要高出一籌。

從政治來看在與太平軍的較量中，曾國藩很注意爭取政治上的主動。

　　首先，他把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美化成不僅是「保國」、而且是「保教」，《討粵匪檄》中攻擊洪秀全最激烈的一點就在於：

　　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
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

　　當以大清的名義已經很難喚起百姓支持的時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擊太平軍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滅亡儒教、蕩盡傳統文化，那麼他的鎮壓就成了為延續中國文化血脈而進行的正義行動。曾國藩的這一做法，確實贏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還注意安撫百姓，叫他們不要逃亡，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眾人謠言雖滿口，我們切莫亂逃走！

　　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

　　走盡九州並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

　　別處紛紛多擾動，此處確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記不可聽謠言。

　　任憑謠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

　　一家安穩不吃驚，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鄉本土總不離，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齊心辦，大家吃碗安樂飯。

　　由上述分析來看，曾國藩在對太平軍的戰爭中取得最後勝利確有其內在的原因。如果沒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許抵禦不了太平軍的迅猛攻勢。

　　在鎮壓太平天國的後期，他又以理學家的身份，開近代風氣之先，發起了洋務運動，被後人譽為「中國近代化之父」。我們說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似乎並不為過。在當時，曾國藩也迎來了人生和事業的巔峰，「中興名將」、「曠代名臣」之譽紛至沓來。相對於他的兄弟曾國荃和其他湘軍將領而言，曾國藩還是比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處處謹慎，甚至主動奏請裁撤部分湘軍，讓在攻破天京之後大肆劫掠屠殺的兄弟曾國荃回家養病等。曾國藩之所以這樣做，無非是為了持盈保泰，功德圓滿，但歷史卻偏偏和他開了一個大玩笑，先是因剿捻無功遭到參劾，繼而又因處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鬧得罵聲四起，名譽掃地。

出醜：處置天津教案不力

　　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就在他直隸總督任上，同治九年(1870)發生了天津教案。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教會利用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特權，大量湧入中國，他們並
不單純地從事傳教，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於他們背靠本國政府，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使教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權勢力，成為西方列強侵略勢力的突出代表。中國民眾屢受欺壓，清政府卻一味忍讓，使民眾無處申訴，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高漲，「怨毒積中，幾有『與爾偕亡』 之憤」。因此，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民眾多次掀起反對教會勢力的所謂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發生的。

　　天津作為當時清朝京師門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開放為對外通商口岸，也成為西方列強在中國北方的侵略基地。他們在這裡劃定租界，設立領事館、教會，租地造屋，一味逞強，早為中國人民深惡痛絕。

　　同治九年五月，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不明不白死亡的達三四十人，那時百姓的孩子也經常失蹤，因此百姓中就流行著一種謠言，說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經常派人用蒙汗藥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墳地的嬰兒屍體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百姓見了，更是群情洶洶，說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證據。

　　5月21日，一個名叫武蘭珍的拐犯被群眾當場抓住，扭送天津縣衙。經審訊，武蘭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華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藥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銀5元。教民王三是一個開藥鋪的商人，依仗教會勢力，欺壓良善，早已引起公憤。

　　在這種情況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勛拜會法國領事豐大業，要求調查天主堂和提訊教民王三與武蘭珍對質。

　　豐大業答應了這一要求，將王三交出與武蘭珍對質。結果證明教堂並無挖眼剖心之事。哪知當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時，一出署門，百姓就爭罵王三，並用磚石擲他。王三向神父哭訴，神父又轉告豐大業。豐大業兩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鎮壓。後見崇厚先後只派兩人，不肯應命捕人，豐大業怒不可遏，不僅鞭打來弁，而且還倒拖其髮辮，趕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門找崇厚算賬。他腳揣儀門，打砸傢俱，接連兩次向崇厚開槍，幸被推開，沒有傷人。但槍聲傳出，引起誤解，街市哄傳中法開戰，鳴鑼聚眾，擁往通商大臣衙門「幫打」。崇厚怕出事，勸豐大業等民眾散去後再回領事館。豐不聽勸告，狂吼不怕中國百姓，氣勢洶洶衝出門外。人們見豐出來，自動讓道。不料豐大業走到浮橋時，遇到天津知縣劉傑。豐不分青紅皂白，就向劉開槍。雖沒有打中劉，卻打傷了劉的跟丁。這一來犯了眾怒，百姓一擁而上，你一拳我一腳，將豐大業打死。發怒的民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趕到天主堂，燒燬望海樓教堂，殺死神父兩名，還到仁慈堂，殺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國領事館，殺死兩人。就在同一天，還殺死法國商人兩名和俄國人3名，信教的中國人三四十名，焚燬英國和美國教堂6座。這次事件中先後計打死外國人20人。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從事情的發展過程來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眾自發性的反帝鬥爭，根源還在於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是群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採取的自衛行動。

　　天津教案發生後，法、英、美等國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一面調集軍隊進行威脅。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嚴格保護教堂，彈壓群眾，避免類似事情再發生，一面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查辦。

　　曾國藩聞知天津教案後，十分驚恐。自從與洋人打交道以來，深知中國遠非外人對手，因此對外一直主張讓步，避免同洋人開仗，通過維護洋人在華利益，換取中外所謂「和好」局面。他認為以往教案，僅傷及教士，洋人就出動兵艦相威脅，不達目的不罷休；這次毆斃領事，為前所未有，法國必不肯罷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風好鬥，雙方各不相讓，很可能構怨興兵，釀成大變，自己也可能喪命。因此他寫下遺囑，告訴長子曾紀澤在他死後如何處理喪事和遺物等。基於這種估計，他只得勉強硬撐，硬著頭皮前往天津。

在曾國藩到天津以前，當地官紳對他寄予厚望，認為他會秉公辦事，不會像崇厚一樣，一味「媚外」。他們根據曾國藩的《討粵匪檄》，還認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們認為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無可忍，理在華人這一邊。他們的這種觀點也得到朝廷的頑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當時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理。

　　當時清廷內部圍繞天津教案問題分成兩派：洋務派代表的「言勢者」，頑固派和清流
派代表的「言理者」。雙方在處理天津教案問題上意見有三大分歧：

　　第一，關於天津教案發生的原因和性質。前者認為愚民無知，遽啟邊釁，曲在津民，此刁風不可長；後者認為釁端由夷人所開，津民激於義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國家而不自恤其罪戾，這正是夷務的一大轉機，與刁民鬧事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對參與反洋教鬥爭的群眾的處理意見。前者認為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只有這樣才能安撫洋人人心而消弭禍端；後者認為應該安撫百姓，以激其忠義奮發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則無以制夷人。

　　第三，對天津地方官的處理意見。前者認為地方官失於防範，致釀巨禍，不嚴懲不能平洋人之氣；後者認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動，以此維繫民心。

　　這兩派意見，前者深合當時中國的形勢，為清政府最高統治者所採納；後者在輿論上佔上風，為廣大官紳民眾反對洋務派媚外求和方針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國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但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曾國藩是持洋務派的意見的。因此他於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發布名為《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對天津人民的行動多方指責，誡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並在奏折中為洋人在中國的行為進行辯護和洗刷。該折傳出後，全國輿論大嘩，「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議譏紛起」，「責問之書日數至」。曾國藩自己也承認：「敝處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護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

　　儘管如此，曾國藩仍然堅持己見，按照法國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參加反洋教的群眾，名曰「緝拿凶手」。但天津民眾卻把他們當成英雄，致使曾國藩雖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認不諱的所謂「真凶」只有七八人，其餘都不肯吐供，也不願指證。曾國藩認為只殺幾個人數目太少，難以使洋人滿意，仍不能很快結案。於是一面對被捕群眾嚴刑拷打，一面加緊搜捕，一定要湊夠20人，為豐大業等20個洋人抵命。曾國藩認為：「在中國戕(qiāng)官斃命，尚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釁，刁風不可長。」他的得意門生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曾國藩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洋人滿意，長保「和局」。他在給清廷的奏折中認為「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縣革職並流放黑龍江「效力贖罪」；支付撫恤費和賠償財產損失銀49萬兩；派崇厚作為中國特使到法國賠禮道歉。

　　天津教案辦結之後，對曾國藩的譴責更甚，「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 「悉被擊毀」，並將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認他是湖南籍人。曾國藩聞之引為大恨，中經幾許周折，財、力兼施，只不過將難堪之處略為掩飾了一下。

　　這樣，曾國藩這位「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轉瞬之間變成「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

　　客觀地講，曾國藩也只不過是秉承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意志行事，接替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李鴻章對最後判決並無多大改變，僅因俄國只索經濟賠償，不要中國人抵命，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其餘無一更動。

　　曾國藩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當我們擺脫各種政治因素後，從歷史實際出發，可以看出曾國藩是晚清歷史上一個非常複雜的人，他身上匯聚了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他是中國封建王朝的補天者，他「承往古衰朽之續」，又「開近代風氣之先」，他實現了從理學家到洋務派的轉變；他是近代軍閥的開山鼻祖，是地主買辦階級的精神偶像；他也是中國傳統道德的化身。

　　本文節選自《正說清史十二臣》， 余沐著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