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獻給昔日友人的哀歌----讀司馬璐回憶錄

司馬璐先生和我父親同歲,都是坐八望九的老人了,但他們卻走過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五十多年前,作為中央政治大學的學生,我父親在臺灣實習了一段時間,當時陳誠的國民黨省政府人手不夠,希望他留臺工作,被他以「父母在不遠遊」的理由拒絕了。大陸即將變色前夕,我父親回到家鄉湖南。而後幾十年,戴著內控的「歷史反革命」帽子,為了一大家子的生存,他在政治高壓下戰慄地生活。

身為私生子,司馬璐先生說他的人生第一幕是個悲劇。但是,正因為他孤身一人,無牽無挂,才能在共產黨開始統治中國的時候,捷足先跑,跑出國門,在香港開創一番事業,成為著名的中共黨史專家。人們常說,經歷是最寶貴的財富,和我的父親那被壓抑的卑微一生相比,司馬璐先生具有傳奇性的有為人生,的確是非常的富有和精彩。

溫情懷念昔日同路人
曾經像賈寶玉一樣,在延安圖書館置身於「女兒國」,年輕的司馬璐,因而成為一些高幹眼中的「假想情敵」,以致陷入冤獄,遭到刑求。而後,他看透中共本質,自動脫黨。作為「過來人」,今天已經垂垂已老的司馬璐,撰寫了這本研究中共早年歷史的著作──《中共歷史的見證》,以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披露了大量中共黨內生活的細節,揭露了中共從建黨起就開始黨內政治鬥爭的歷史真相。

在該書的引言中,司馬璐先生寫道:「我這一生中二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這位能夠把江澤民稱為「賢世侄」的人,接觸過的國共兩黨上層人物,以及中國各黨派的知名人士,多得令人驚訝。因此有人認為,司馬臺這本書的價值,主要還是他作為一個黨史研究者對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劉少奇、王明等大人物的分析。但此書更打動我的,卻是司馬璐對一些早期共產黨人的懷念,他說:「我這個人的一生,有一種無可救藥的小資產階級感情,對於往日的朋友和同志,無論已逝的,活著的,我總是懷念著。」

懷著戀舊的溫情,司馬璐先生對昔日的同路人進行了人性化的描寫。無論對共產黨這個專制政權持多麼強烈的否定態度,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作為個人,早期的一些共產黨人是相當優秀的。忠實地描寫他們,把他們從「英雄」或者「共匪」的標籤下,還原為有血有肉、其實的個人,是這本書不可忽略的價值所在。

在司馬瞄筆下,能講一口好俄文的滕代遠,為人謙虛,謹慎,細心;哲學家任白戈為人隨和,是個忠厚長者。喜歡擺龍門陣,還會做點泡菜給年輕人嚐嚐;參加過長征的紅小鬼胡耀邦熱情活潑;女生大隊長張琴秋堅強勇敢,後來在文革中跳樓自殺;被周恩來稱為「紅軍的眼睛」,主管軍事情報的曾希聖卻是「老虎脾氣,菩薩心腸」;儀錶瀟灑的才子潘漢年,是給予司馬璐最多關懷的共產黨人,他甚至操心司馬璐咳嗽痰多的問題。……。

此外,還有在八十五歲之際,與司馬髒先生結成美好姻緣的的戈揚大姐,原《新觀察》主編、大陸著名自由派知識份子。戈揚在抗戰時直接為周恩來工作,在重慶遇上青梅竹馬的老鄉司馬璐。戈揚像其他左派朋友一樣,擔心居無定所的司馬璐營養不夠,常常把他帶進小館子裡「補一補」身子。

在司馬臺的回憶裡,值得他深情懷念的共產黨人還有不少,他們有的態度和藹,親切助人,有的執著地忠誠於理念,工作勤奮,克盡職守。司馬備先生感慨地說:「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青年,的確有理想,有熱情,有獻身的精神,品質高貴,我對他們深表敬意。」

正因為如此,當司馬臺先生在香港觀察和研究中共歷史的變遷時,就不得不面對一個痛苦的問題:「為甚麼我在延安時認為最好的領導,也是我一生中最早進入文化工作的引路者,一個個都逃不出挨整!是我命運中的不幸,影響了他們嗎?還是共產黨制度的本身,整人或被整是必然的嗎?」

考察歷史事件背後的因素
對於歷史傳記,英國著名史學家湯因比說過:不僅要寫出組成歷史的一連串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寫出形成這些歷史事件的歷史因素。當我們考察形成中共歷史事件的因素時,一個長期令人們不解的問題就產生了:既然早期共產黨內有那麼多優秀人士,為甚麼他們不但沒能改變這個黨走向獨裁的命運,反而被這個黨吞噬了了?

對此,司馬璐先生想到的答案是「共產黨制度本身的問題」。如果繼續追問:制度是人制訂的,為甚麼那度多具有優秀品質的早期共產黨人,卻沒能創造一個更為人性的制度?造就涉及到許多複雜而深刻的問題了。

首先是理論的力量。當那些早期共產黨人接受共產主義理論時,他們真誠地相信,這個主義將掃除一切私有制的罪惡,帶來一個嶄新的世界。於是,這批理想主義者毅然投身其中。在司馬璐的書中,延安革命青年吃小米飯、南瓜湯,甘之如始。他們夜以繼日地勞動學習,如疑如醉地攻讀馬列理論,在組織上需要時,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前線流血獻身。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對早期共產黨人有著極大吸引力的主義,實際上是一套缺乏民主、宣傳暴力的理念。當掌權者將其灌輸到追求生命意義的年輕人心裏,於是就造就了二十世紀最殘酷的暴君和人間地獄。

其次是組織的力量。哈維曾經指出,專制「代表一種企圖,以少數冒充唯一科學真理的命題為基礎,按照單一的模式去組織全部生活,使之服從中央計畫,並受中央控制」。司馬璐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作為一個組織,共產黨對個人具有何等可怕的控制力。

在延安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接待的高文華,就給司馬璐上了一堂這樣的訓話課:「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共產黨員是特種材料做成的。』布爾甚維克應該到一切最困難、最艱苦、最危險的崗位上去工作。一個共產黨員,在入黨以後,就像木料一樣的交給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築大廈的時候,你也可能變成棟樑,但是,如果匯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也得嚐嚐臭氣……」不願成為被人隨意劈砍的木料,司馬璐選擇了逃之夭夭。但是,那些與他同喝延安水的年輕人,大都留在共產黨內做了「特種材料」,他們的理想從未兌現過,而他們的青春和生命,卻白白地為之獻祭掉了。

從這個角度看,司馬璐先生這本精彩感人的回憶錄,是獻給昔日共產黨人的一曲哀歌。這位和我父親一樣年邁也一樣熱愛生活的老人,這樣吟誦著他的悼詞:「中共建黨時的風流人物如今都已逝去,共產黨歷史上有多少光輝燦爛的故事,有多少無名烈士像流星象隕石,從天空疾駛而過,無聲無影地消失。南京雨花臺的幽靈在憤怒,北京八寶山的幽靈人鬼不分,這是何等殘酷的歷史諷刺!」

二OO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開放3月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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