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記事以來，所有無比神聖的宣傳、教育幾乎都是關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我的小學語文課本中第一課就是「毛主席萬歲」五個字，而這五個字我在上學前就早已記得滾瓜爛熟了。無論是看電影、讀小人書，都能接受到關於領袖無比偉大的教育。即使走在大街上，也能看到到處是「毛主席語錄」或是推崇他無比偉大的標語。突然聽到廣播中從來的「噩耗」，我實在想不通，這樣偉大的人，怎麼也會死去呢？聽著播音員的話語，我甚至覺得那是對「偉大領袖」的褻瀆。
然而他真的死了。
學校給每個學生發了一條黑袖紗並要求交納1毛8分錢。我回去向父親要錢時，萬沒想到父親竟然沉默許久，好像非常不情願給我錢。父親同宿舍的徐效伯伯見狀急忙對父親說：「老杜，快給孩子。」
父親一邊到口袋裡取錢一邊嘟噥著什麼，我卻一個字也沒聽懂，可徐伯伯又阻止他道：「好了，好了，你難道還沒受夠？小心別人聽見了又是事兒。」
雖然我對父親的表現極為不高興，想不到他對偉大領袖的死，是這種態度，這讓我很傷心，但是我不敢把這想法給別人說，接過父親遞過來的錢，又找到一隻別針，把黑紗仔細地戴好，就飛跑著去上學了。
後來全校師生參加瑤曲公社舉行的追悼會，幾乎所有同學都痛哭失聲。在那間佈置得十分肅穆的大禮堂的中央，擺放著毛澤東的巨幅畫像，兩邊陳列著無數的花圈，四周還有一些軍人和武裝人員嚴陣以待，虎視眈眈地注視著整個會場。一些身穿公安服裝的人不停地向各單位的隊伍吆喝著，要求人們排好隊，有幾次他們走過我的身邊，使我格外緊張，我覺得他們一直在注視著我，似乎父親不敬的態度他們早已知道，隨時都有可能把我也抓起來，送到主席台上進行批鬥。這種感覺現在的年輕人一定覺得奇怪，可那時天天都是批鬥會，隨時都會把思想有問題的人揪出來斗一頓，特別是1973年，我在山東老家上學時，村子裡出了一條「打倒毛主席」的所謂反動標語。我因家庭成份牽連，理所當然受到重點懷疑，被審訊逼供了整整一個月，一個月中，我忍受著恐嚇、打罵、嘲弄和被帶著在大街上巡遊的恥辱。這段經歷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痛苦記憶。
追悼會上，在一片哭聲的感染下，我的淚止不住地流了出來，這淚多半是恐懼，少半是對領袖的敬仰。恐懼來自於無法想像的突變，如此偉大的人物死去了，似乎造成這份大罪的責任也有我的一份，總感覺到會因此而追查到我，就像當年那場莫名其妙的反動標語事件中，重點追查的卻是與之毫不相干的我一樣。為此我格外小心，不時查看左臂上的黑紗，當別人走馬燈似的匆匆走過那幅畫像前時，我則端端正正地站住，盡量在鞠躬時把腰彎得幅度大些，哭出更多的眼淚來，哽咽得更大聲點兒。
學校要求用柏樹枝把校門和圍牆都遮蓋起來，以示敬重。於是老師就領著我們都到山上去採柏樹枝。為了表現得更忠誠、更敬愛毛主席，我當然選擇最艱苦的活兒來做。我是第一個爬到高高的柏樹上的，挑選那些形狀長而又茂密的樹枝折下來。我們小組攀折得最多，最早完成了任務，可就在我下樹時，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我奮力從樹半腰向下一躍，左臂的黑紗掛在了樹叉上，「哧」的一聲，黑紗扯裂了，幾乎就要從骼膊上掉落下來。由於這一挂，我失去了平衡，重重地跌在地上，腿肚處也被劃破，鮮血直流。可是我沒有感覺到疼痛，看著裂開一道大口子的黑紗，我驚恐萬分，急忙用手把裂口捏攏。這時就有同學在旁邊說道：「娘娘，把毛主席的黑紗弄破了，趕緊給老師說。」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這個同學的名字，他姓朱。另外一個姓邱的同學立刻一邊向老師那兒奔跑一邊大叫著：「老師，老師！杜義龍把黑紗扯破了。」當胡老師向我走過來時，我哭了起來。胡老師看著那條快要斷掉的黑紗詢問我緣由，我已經抽咽得不能說出完整的話來了。我不知道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只是感覺到特別的恐懼，小時候鄰居家的孩子不小心把泥水甩到毛澤東的畫像上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
那一次，我們家還住在銅川崔家溝煤礦的家屬區，一個下雨天，鄰居家的孩子（當時和委年齡差不多大，約四五歲）拿了一根細竹條玩耍，不小心把一道黑泥印兒甩到了毛澤東的畫像上，不巧被家委會的一個副主任撞見。孩子的父親母親在當晚的批鬥會上被揪鬥了兩個多小時，許多人把鞋子、垃圾和瓦塊兒向他們夫妻身上扔，兩人回家時，鼻青臉腫，一身穢物。
雖然這條黑紗不是神聖的畫像，卻為悼念神聖領袖專用，那個年代用報紙當手紙也是反革命，輕則受到批判，重則會被毒打判刑，比如報紙上有「毛主席語錄」或是畫像處弄污了，把「革命」、「社會主義」、 「無產階級」等字眼搞髒了，都是有罪的。黑紗是悼念毛澤東的，弄爛了自然也是有罪的了。
心中忐忑的我，看著老師一步步逼近，緊張到了極點，我甚至生出立刻逃跑的念頭，從此逃進深山，不再出來，或許能逃脫這一劫。可是腿腳發軟，別說跑，就是動一動也不能。
那個姓胡的老師用十分冷漠的眼神看了看我的黑紗，然後對大家說：「你們去幹活！把柏樹枝都背回去。」然後回頭對我道：「回去後到校長辦公室來一趟。」
這時賈存勝同學過來，幫我挽起褲腿，這時我才看見，我的腳下是一大灘鮮血，突然感到一陣鑽心的疼痛。賈存勝捧了一捧乾燥的細土──我們小孩子叫做面面土，替我敷在傷口上，止住了流血。賈存勝的家在咀子村住，離瑤曲油廠很近，他好像對什麼都不介意，只注重朋友間的感情。我有時覺得，那時的極左思想的教育，似乎根本沒有影響他。那天在追悼會上，只有他沒有流淚，事後他告訴我，看見別人都哭，沒有辦法，他只好吐了些口水抹在眼睛下面。我對他的這一行為大不以為然，可是因為我們是好朋友，也不好多責備他，還得替他保密。
好在校長那天因為有別的事情，似乎並不重視我把黑紗弄破這件事情，胡老師反覆給他提醒事件的重要性，並在嘴巴裡嘟囔說：「這娃他爸的情況。」可校長只是說，把破了的黑紗換了去。出了校長辦公室，胡老師便衝我吼道：「你不要上課了，回家換黑紗去！」
我像得了大赦令一樣，飛快地往瑤曲油廠跑。
油廠的工作區是在一公里外的三千噸（因設計年產油量3000噸得名）。父親那時在三千噸的木工房上班。木工房實際上是木工和鉗工共用的一間大廠房，木工們在南邊，鉗工們在北邊，父親的好朋友徐效伯伯就是在北邊工作的鉗工。當我汗流浹背地衝進木工房時，父親大吃一驚，其他的叔叔伯伯們也都圍攏了過來，特別是看到我的腿上血跡斑斑時，都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情。直到我說明瞭原委，他們和父親才鬆了一口氣。父親把他骼膊上的黑紗抻下來給我戴上，然後從鉗工那邊找來一卷黑膠布，把那塊撕爛的黑紗粘好，自己戴上，又領著我去油廠的診所看腿。那位慈眉善目的龐醫生，仔細地給我處理著傷口。他用鹽水把我傷口上和血液凝固到一起的泥土清洗乾淨，再用酒精消毒，接著，他用小捏子從我的傷口裡竟然取出一根足有五厘米長、鉛筆粗細的一截折斷的柏樹枝來。看著那截樹枝，周圍的人直咂舌頭。等包紮好傷口後，龐醫生還給我打了一針破傷風。結果我的腿疼痛得兩天不能去上學。
我已經忘記是什麼時候去掉那條黑紗的了。只隱隱約約記得那時好像有個要戴18天黑紗的說法。有一天放學回去發現父親的左臂上沒有黑紗，父親同宿舍其他的叔叔伯伯的骼膊上也沒有，但在大院兒裡見到零零星星幾個人的骼膊上還套著黑紗。偶然還聽到他們受到別人十分謹慎的嘲笑，可我非常羨慕他們的堅持，也想把黑紗戴下去。我希望能成為一個受到重視並能改變老師同學日常那種歧視眼光的人。
第二天上學，看見好多同學沒有戴黑紗，一些戴著的同學見狀也紛紛開始摘下來，那神情彷彿是要摘掉脖子上的繩索似的，隨手把黑紗甩到教室後面的垃圾筐裡去。班級裡只剩下我一個人的骼膊上還戴著黑紗，許多同學用異樣的目光看著我，那個朱姓同學還直撇嘴，說道：「你就是戴十年也沒用。」在這樣的壓力下，我極不情願地也從袖筒上褪下了那條黑紗，折疊整齊後裝進口袋裡。
賈存勝過來小聲告訴我，給死人的東西不能拿回家。我不敢相信他怎麼會這樣說，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不再說什麼，默默地走開了。
回到油廠，父親給我洗衣服時發現了口袋中的黑紗，掏出來就扔到門口的垃圾堆裡去了。雖然我沒有再堅持把它撿回來，可是心中老大的不樂意。過後不久，偶然間我聽到父親和徐伯伯交談中說了這樣的一句話：「早就該死了！」徐伯伯已經喝了不少的酒，臉色紅彤彤的，用濃重的上海口音低聲與父親嘀咕著，時而聽到「老毛老毛」的字眼兒。我非常驚訝，他們怎麼能這樣對毛主席不敬呢？
我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就住在他在油廠的宿舍裡。那間宿舍住了12個人，每側6個人的大通鋪，我和父親擠睡在他的鋪位上，這邊的6個人便都需要擠緊一點，當時他們都主動給我和父親讓出一點地方來，從來沒有人對此表現不滿。
同宿舍有一個拐子，名叫谷林格。他不是天生的拐子，他殘廢前，曾經遭到長期的批鬥和刑訊，在受傷住院時，用刮臉刀想割斷大腿動脈自殺，被醫生及時發現，把他救了下來。可是又被指責想用死來逃避應有的懲罰，還說他的用心是十分險惡的，是想用自殺來污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於是又把他拉出去批鬥。在批鬥會上有一個人指責他是想用假自殺來嚇唬革命人民，以便阻止對他的深入批判。
晚上他被繼續送回醫院治療。由於實在受不了這樣的折磨，他那天晚上又再次割斷了自己的大腿動脈。醫院有了上次的教訓，對他的看護特別緊，所以他第二次自殺失敗。醫院向勞改部門報告了他的情況。這次勞改當局更加氣憤，便在醫生對他進行治療的同時不斷地審訊他，要他交代自殺的用心和目的。結果他的大腿傷勢開始惡化，雖然醫生盡量給他進行治療，那條腿的根部還是潰爛了。勞改當局的當權者，竟然下令把他的腿鋸掉，免得他再去割大腿的動脈，並且警告谷林格：「想自殺逃避懲罰，沒門兒，如果再想自殺，就連剩下的那條腿也鋸掉！」
剩下一條腿的谷林格，再也沒有自殺,他活了下來。據他自己說，他的那條腿開始傷得並不重，只是天天要站著接受審訊，甚至要整天站在會場上接受批鬥，才開始惡化，但是醫生說，如果停止審訊和批鬥，進行治療，他的腿還能夠保住，可是那些人最後還是下令把他的腿鋸掉了。當他給我講這些故事時，我感到十分恐懼，因為有一種權力可以下令把人的腿掉，從此對那種權力更加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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