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白條的由來

今年是２０００年，距離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實施的１９５３年，已有４７個年頭，距離鄧小平經濟「開放改革」政策實施的１９８０年，也有２０個年頭了。６月下旬，新華社發布了一條不很顯眼的消息：中國南方部分省區夏糧收購工作已經開始，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行長何林祥日前表示，全行將積極適應糧棉收購形勢變化的需要，足額及時提供收購資金，支付敞開收購，絕不給農民「打白條」。

甚麼是「打白條」？有必要簡要解釋一下。按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每年都有義務按「收購價格」向政府交售「餘糧」，政府支付糧款，沒有能力支付給農民現金，各地政府的收購站，全部或大部將糧款寫在一張白紙上，蓋上收購站的印章，作為農民賣糧數量和糧款金額的憑據。「白條」雖然是政府出具的票據，但只是一種沒有法律保障的「信用契約」，甚麼時候兌現，同樣沒有法定期限。農民用「粒粒皆辛苦」的糧食，換回幾張「白條」，能否全部兌現，何時能兌現，那就要求求政府「開恩」了。

最新統計表明，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累計發放糧棉油收購貸款３１５９．３９億元，支持政府收購糧食１８１６．５７億公斤，油脂１１．４２億公斤，棉花１億１７１１萬擔。如果三千多億元收購專用貸款，悉數用在收購專項上，並兌現支付給農民，大約就不會出現所謂的「打白條」，或雖有「打白條」也不至於嚴重到此等地步，需要政府年年公開打保票，而又成為年年無法兌現的夢魘。

１９８０年，人民公社正式瓦解，農村實施「包產到戶」，農民﹝原來稱公社社員﹞開始得到「鬆綁」，有一點耕作種植自主權，勞動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的同時，對黨的農業政策依然疑慮重重，收穫的糧、棉、油，大多儲存在家裡，不肯輕易賣給政府。所謂「家有糧，心不慌」，這是中國農民三千年來養成的傳統心理，１９５３年實施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時，農民這種傳統心理「爆發」過一次，威力非常驚人，下文將詳細交代。糧食是影響全局的最重要戰略物資，只有晉惠帝這樣的白痴，才會說出「可令飢民吃肉糜」這樣的蠢話。為了穩住農村的大勢，人口最多的四川和生活最窮的安徽兩省的省委書記趙紫陽和萬里，分別提出好幾項順應民心的重大改革政策，得到農民熱烈擁護，成為十年文革浩劫後農民所能嘗到的「定心丸」。因此，當時流傳著「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佳話。

農村局勢大致穩定了，社會主義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即將經濟改革轉向城市商貿，尤以「對外開放」擺在首位，號召「全民經商」，提出「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誘人口號。這一下可不得了，窮極無望的中國人，好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切向「錢」看，如「野火燒山」，一發不可收。廣東沿海地區的鄉鎮幹部，特別是毗鄰港、澳地區的黨政軍警，無不爭先恐後，引進「外資」，大做「無本生意」，正財與橫財併發。萬元戶，十萬元村，百萬元鄉，億元縣相繼榮登富榜。

既然「對外開放」有大利可圖，「以糧為綱」的農業，即被擺在次要的位置上，每年必備的糧食收購專用款，管理也逐漸鬆懈，許多財政偏緊甚至拮据的地方，挖「肚皮」補「脊背」，試著將購糧款的一小部分，挪作他用。於是，傳統的「信用契約」──即白條，就在新形勢下興起了。看看農民對白條雖不大接受，但也不敢不接受，各地政府，就放膽大干。

「計畫經濟」加黨的絕對領導，人力、物力、財力，絕大多數取自農村，農民除交公糧、賣餘糧外，還要負擔名目繁雜的「派款」，如水利、修路、教育、衛生以至葬喪費等等，不下二百項。有人畫了一幅漫畫：一個被大索小繩牢牢捆綁著、瘦骨如柴的農民，在一架土造的榨油機裡，奄奄一息。這幅漫畫，解放初期用以揭露國民黨政府壓榨農民的苛捐雜稅，而今，又成為現實生活的寫照。

１９８５年以來，農業的所謂「改革」完全停頓，內地農民，紛紛到東南沿海地區打工掙錢，形成了中國現代史上蔚為奇觀的「民工潮」，一波勝似一波，人數超出一億。這支龐大的「盲流」大軍，形同難民，只要有飯吃，有錢拿，甚麼髒、苦、累、賤的活都干。其中有一位從河南農村來的老太太，五十出頭，身板還算硬朗，原是當地基層的黨支部書記，黨政人財一把抓的當權第一把手，如今在廣州街頭拾破爛，掙錢吃飯。當地基層領導要她回去，依然當黨支部書記，她死也不肯。她對人說：終年催耕催種，糧食登場了，公糧照交，餘糧照賣，不見鈔票，只給白條。再給鄉親們唱黑臉，怎麼唱得下去？

白條背後的陰影

公社化時期，沒有所謂打白條，但陰影早已存在，只不過呈現隱性，不經深入觀察和思考，不容易發現。因為那時的「派購任務」，都由「兩級核算為基礎」的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承擔，加上公社一級的「統一調配」﹝實際上的吃大鍋飯﹞，政府所有的農業徵收和收購，都不與農民﹝當時叫公社社員﹞個人直接發生關係，損害農民利益的這一陰影，被掩蓋起來。包產到戶以後，「派購任務」直接與農民發生關係，每年收購糧食的支付款，多達數千億元，成為農業上最大的一筆支付款，也是農民賴以為生的最基本收入。政府規定以「官價」收購糧、棉、油及其他農副產品，農民的產品不能「隨行就市」，無法分享「市場經濟」的好處，打白條更成為農民的一場做不完的噩夢。

東南沿海地區，由於「經濟特區」政策輻射力的影響，鄉鎮企業﹝即原來的農村公社、生產大隊輕工、手工廠﹞發展很快。筆者於１９８７年在珠江三角洲訪問，就發現一家農村小廠，十多名青中年婦女，以一座破舊祠堂作場地，一架簡陋人力印紙機，幾十把剪刀，專門製作冥品，大至洋房汽車，小至鞋帽美鈔，一箱一箱，經香港銷往東南亞，每年賺外匯約達百萬美元。女工仍然按工分計算報酬，所得無多，絕大部分利潤歸政府所有。

在這樣有利可圖的形勢下，各地方政府無不爭先恐後，制定名目繁多的優惠政策，向外招商。其中主要的一項，是提供廉價土地，由外商作商業用地。以廣東為例，至１９９７年不完全統計，出賣出租農村土地總金額達萬餘億元，其中糊塗賬或不明去向的款項，達四千多億元。打白條是近二十年來無法解決的腐敗，而今，更出現了斷絕農民生存後路的腐敗。

因此，農民為最後生存條件被剝奪而奮起抗爭。以廣州市近郊、遠郊為例，１９９４年上半年，相繼發生多起政府無償征地，村民抗議示威的嚴重事件。規模最大的一次，有三千多村民包圍了縣〈市〉政府，並與近千名鎮暴警察發生衝突，警察施放多枚催淚彈，毆打民眾，逮捕了為首的幾名村民，暫時平息事態。

從表面看，是鄉村中共黨支部或基層政府把其管轄區內的農用耕地，轉讓給國有企業，或賣給香港商人作商業開發用地，交易額少則數十萬，多則數百萬、數千萬元人民幣。村民的傳統耕地被徵用、轉賣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補償，有些官員在交易中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憤怒抗爭的重要原因。但從本質上看，郤是農民為生存權而奮起的最後抗爭。

抗爭的首發地區，恰恰是對外開放、經濟改革最早的廣東珠江三角洲腹地，具有特別重要的民主特質。較之內地廣大地區的農民，珠江三角洲農民具有特別濃厚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絕境，包產到戶，爭得種植自主權，擴大農貿市場，發展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個體經濟得到初步恢復和增長，這段擺脫「計畫經濟」束縛的艱難路程，從１９７９年開始，至今足足走了二十年。終於，珠江三角洲農民覺醒了，要為自己最後的、也是最基本的權益──土地所有權而抗爭。

毛澤東借重農民的力量打天下。為了取得農民的支持和擁護，把歷年的戰亂、農村的破敗衰微，農民的貧窮，統統歸罪於地主。一場歷時三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國傳統的土地擁有者和經營者、即佔農村總戶數約達 11 % 的所謂「地主階級」、「富農階級」、「小土地出租者」連同數百萬人的生命，全被消滅了。維繫中國三千年文明史的農業經濟基礎，被摧毀了；與農業經濟不可分隔的城鎮工商業，也遭受嚴重打擊；甚至海外數千萬華僑在國內的利益，也受到嚴重損害。而農民在這場「分田分地」運動中所分得的一份微薄土地﹝以廣東為例，人多地少，一般只分到五分耕地﹞，並沒有因「翻身得解放」而點土成金，許多農民因為生產上所需求的資金、農具、種子、畜力、勞力、運輸等重要環節得不到及時解決，反而生產熱情下降，收穫也不如前。更令農民心寒的是，政府發給的一張標誌所有權的「土地證」，於五年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變成一張廢紙。本來薄有資產(地、耕牛、農具)的農民，從此一律變成「無產者」。美其名曰「公社社員」，實則失去土地的農奴。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一部社會主義意識形狀憲法，實施公有制，廢除私有制。私人財產不受法律保護，農民失去土地，和工商業者(資本家)在「公私合營」改造運動中失去財產一樣，實際上是被政府「依法」剝奪了。

必須指出，與打白條弊端有直接關係的，應追溯到１９５３年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打白條的劣根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起，中央決定對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產品，採取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即實施「統購統銷」政策。根據有關部門概算，因經濟建設而新增加的城鎮人口約達一千七百萬人，政府每年必須掌握７００億斤糧食，才能有把握控制糧食市場，滿足城鎮人口能吃飽飯。

據有關資料統計，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至 １９５４年６月３０日糧食計畫年度，確定收購糧食７０９億斤，實際收購７８４．５億斤，超額７５．５億斤，比上一年度多收了１１７．９億斤，增長率達 ２９．３％，相當於五億多農村人口一個多月的口糧，許多地方的農民因此餓肚皮。

問題的嚴重更在於糧食統購統銷採取強制手段，造成極其惡劣的後果。筆者當年參加過廣東某地的「統購」試點工作，現將個人這段經歷，略述如下。

我們選定的試點工作村，叫新東錫，位於潮州城西十餘裡。工作組進村的時候，由該村黨支部書記、村長、農會長等人接待，安排好住地、伙食(我們工作組各人自帶行李，還帶來一名吹事員，自辦伙食)，就在住地聽取介紹情況。

據介紹，新東錫村三百來戶，一千二百多口人，多數姓盧。水田旱地約一千五百畝，實際水稻種植面積不到一千畝。由於地少人多，土地利用率極高。以水稻為主，還復種、間種小麥大麥、蕃薯雜糧、花生芝麻、各色各樣的時鮮蔬菜。種植技術均做到深耕細作，繡花一般。產量很高，水稻年畝產近千斤。

接著，由我們工作組的組長說明來意，並決定三天後召開全村群眾大會。村黨支部盧書記一聽說我們是來收購糧食的，就不大高興。他說：今年的公糧，全村各戶都已繳清，光榮完成任務，全區排第一名。其他各項征派任務，也都逐項繳清，沒有欠黨一斤糧。在場的村長、農會長，也隨聲附和，都說向來擁護黨，擁護毛主席，入黨、參軍、交公糧，事事不落人後。我們一聽，知道盧書記他們誤會了。

這也難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經四年，全國各地縣、區、鄉、村政權都已先後建立起來，凡全國性的重大政策，必先形成條文，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通過黨內嚴密管道，逐級送交省、地、縣黨委，並貫徹執行。像糧食「統購統銷」這樣重大政策，能看到「中共中央文件」的，只有黨委會書記、常務委員、委員等少數領導人，其餘幹部、群眾，只能聽口頭傳達，有的「文件」只能聽，不能記。我們試點工作組，組長是區黨委農村工作部部長，有資格看「文件」，其他組員，有的不是黨員，有的級別不夠，就只能用耳朵聽了。所以，村幹部弄錯我們的來意，一點也不能怪他們。

為了開展工作，除了召開群眾大會，還分別召開黨支部、團支部、農會、民兵、婦女等各種會議，反反覆覆說明來意。用開會開展工作，是最主要的工作方式，難怪群眾一聽說要開會就害怕，說「共產黨的會，國民黨的稅」。「說明來意」一說就說了一個多月，全村一潭死水，紋絲不動。我們工作組除了炊事員，大家都急了，組長更急。

工作組幾乎每晚都開會討論，如何突破目前這種僵局。一致認為，關鍵在於村幹部的態度不正確，才造成目前頂牛狀態。組長更認為，關鍵的關鍵，在於突破盧支書的思想防線。據組長分析，盧支書是土改運動中入黨的積極份子，年輕，又有初小文化，肯動腦，工作積極，辦法也多，全村人都當他為帶頭人，是走是停，全憑他一句話。

組長在向區黨委王書記請示以後，再一次找盧支書單獨談話。組長啟發盧支書做新舊社會對比，訴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全靠毛主席。這般人人都會說的大道理，報紙天天見，廣播站天天說，大家耳熟能詳。盧支書竟然聽得掉下淚來，組長當然心花怒放，說教的子彈，擊中思想之的，心防瓦解，豁然開朗。

第二天再找盧支書談收購糧食的任務，盧支書只說了一句：我和幹部群眾再商量。掉頭就走，不再照面。其他村幹部和群眾，見到工作組如同遇上痲瘋病人，遠遠就躲開了，別說宣傳黨的「購糧」政策，連打聲招呼都不可得。工作組束手無策，把個組長，堂堂農村工作部部長，氣得說不出話來。

這時，恰好省委一位大官前來試點檢查工作，他就是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安平生。安部長帶著秘書、警衛員五人，在區黨委王書記陪同下，聽取了我們工作組一天半的匯報，作了半天的指示，最後是王書記指示：按照安部長指示的精神辦。

安部長的指示精神，照我們的理解，可以歸納為四個字：階級鬥爭。安部長沒有直接批評我們，繞了個彎，說土改結束才一年，地主富農和其他反動分子，美帝走狗，蔣匪幫特務分子，人還在，心不死，時刻都在反攻倒算；而我們的許多同志，腦子裡面階級鬥爭那根弦，早已鬆掉了，這是多麼危險的和平麻痺思想！用這種思想來指導我們的農村工作，必然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把黨的極其重要的農村工作，統統當作一種純技術性的具體業務，那是十分有害的。凡是不從「階級鬥爭」入手的地方，工作必定死氣瀋瀋。我相信同志們必能鼓起勇氣，發揮鬥志，堅決落實「階級路線」，打開新局面。

工作組很快就統一思想。組長立即召開黨支部會議，把盧支書撂在一邊，大講階級鬥爭，大批和平麻痺思想，甚至指著盧支書的鼻子罵了起來，說有的共產黨員，忘恩負義，黨解放了他，分土地給他，培養他入黨，給他榮譽和地位，現在黨要他賣幾粒穀子，就像割他的肉，喝他的血，這樣的黨員如果不回到黨的立場上來，遲早要滾到地主的地獄裡去，永世不得超生！

盧支書低著頭，臉孔一下青一下白，最後流著淚說：我三代貧農，現在有了土地，家裡有了幾擔穀子，高興得睡不著，半夜起來，摸一摸幾籮谷，就像大熱天吃了一碗草粿，實在捨不得賣。不是忘記黨的恩情，實是一時想不通。組長趁熱打鐵：現在想通了沒有？想通了也不是要你馬上賣糧，而是要你聽黨的話，站起來，領導全村貧雇農，團結中農，對不法地主富農進行堅決鬥爭！

鬥爭地富，三年前的老把戲，對於農村黨支部書記來說，簡直是「三個手指撿田螺」，十拿九穩。更何況，經過土改鬥爭，地主、富農的當家人大都已經死於非命，倖存下來的大都是一些婦女小孩。他們處於被專政的地位，日常生活受當地農會管制，不准「亂說亂動」，不要說反抗，連喘氣的份兒都沒有。

盧支書按照組長的指示，把全村的地、富及其家屬都集合起來訓話，然後逐戶當眾自報「不法」，連心裏想過的甚麼「不滿」、「不服」，都得坦白交代。再由農會會員逐戶予以批判，認為是嚴重罪行，即時鬥爭，有時免不了拳打腳踢。最後一項是自報「賣餘糧」，也是最艱難、最費時、最費口舌的新任務。

地富雖然按人口也分得一份土地，但貧雇農享有優先權，肥田好地早被分掉，剩下最瘦最壞的「水尾田」，加上勞力不足，又缺乏耕作經驗和資金，收成自然不如農民，許多地富家庭連當地平均口糧都達不到，哪有甚麼「餘糧」？

黨的政策自然是正確的，賣不賣餘糧，自然就成為擁不擁護黨的標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甚至敵我問題，誰惹得起？至於有甚麼「實際困難」，自己想法子解決吧。糧食，到底是個關係肚皮的大事。雖說黨不是白要你的，拿錢跟你買，別說紙幣，黃金也不能頂飯吃。因此，即使文鬥武鬥，渾身解數使盡，也難免「拉橡皮」，「擠牙膏」，一點一點將糧食挖出來。限時限刻，自己到糧站，送上門去「賣餘糧」。

在逼斗地富賣餘糧過程中，全村農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尤其是作為依靠對象的黨、團員、民兵、貧雇農，都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只得按額按時，完成賣糧任務。剩下少數中農最難搞，勸說不聽，打罵不得，老鼠咬烏龜，不知從何處下嘴。因為中農是團結對象，不是敵人，也不算自己人，鬥爭不要你上火線，分田分地當然也沒你份，只要你站在一旁助長聲勢。不過，到了最後，大勢所趨，不得不隨大流。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實施的同時，全國的糧、棉、油市場，隨即關閉，由政府通過專賣機構，實行「計畫供應」。到了公社化時期，衣食住行全由政府一手包辦，此是後話，有機會再慢慢聊。

2000年7月11日

(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