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白條的由來

白條如何出籠

今年是2000年,距離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實施的1953年,已有47個年頭,距離鄧小平經濟「開放改革」政策實施的1980年,也有20個年頭了。6月下旬,新華社發布了一條不很顯眼的消息:中國南方部分省區夏糧收購工作已經開始,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行長何林祥日前表示,全行將積極適應糧棉收購形勢變化的需要,足額及時提供收購資金,支付敞開收購,絕不給農民「打白條」。

甚麼是「打白條」?有必要簡要解釋一下。按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每年都有義務按「收購價格」向政府交售「餘糧」,政府支付糧款,沒有能力支付給農民現金,各地政府的收購站,全部或大部將糧款寫在一張白紙上,蓋上收購站的印章,作為農民賣糧數量和糧款金額的憑據。「白條」雖然是政府出具的票據,但只是一種沒有法律保障的「信用契約」,甚麼時候兌現,同樣沒有法定期限。農民用「粒粒皆辛苦」的糧食,換回幾張「白條」,能否全部兌現,何時能兌現,那就要求求政府「開恩」了。

最新統計表明,1998年和1999年,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累計發放糧棉油收購貸款3159.39億元,支持政府收購糧食1816.57億公斤,油脂11.42億公斤,棉花1億1711萬擔。如果三千多億元收購專用貸款,悉數用在收購專項上,並兌現支付給農民,大約就不會出現所謂的「打白條」,或雖有「打白條」也不至於嚴重到此等地步,需要政府年年公開打保票,而又成為年年無法兌現的夢魘。

1980年,人民公社正式瓦解,農村實施「包產到戶」,農民﹝原來稱公社社員﹞開始得到「鬆綁」,有一點耕作種植自主權,勞動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的同時,對黨的農業政策依然疑慮重重,收穫的糧、棉、油,大多儲存在家裡,不肯輕易賣給政府。所謂「家有糧,心不慌」,這是中國農民三千年來養成的傳統心理,1953年實施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時,農民這種傳統心理「爆發」過一次,威力非常驚人,下文將詳細交代。糧食是影響全局的最重要戰略物資,只有晉惠帝這樣的白痴,才會說出「可令飢民吃肉糜」這樣的蠢話。為了穩住農村的大勢,人口最多的四川和生活最窮的安徽兩省的省委書記趙紫陽和萬里,分別提出好幾項順應民心的重大改革政策,得到農民熱烈擁護,成為十年文革浩劫後農民所能嘗到的「定心丸」。因此,當時流傳著「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佳話。

農村局勢大致穩定了,社會主義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即將經濟改革轉向城市商貿,尤以「對外開放」擺在首位,號召「全民經商」,提出「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誘人口號。這一下可不得了,窮極無望的中國人,好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切向「錢」看,如「野火燒山」,一發不可收。廣東沿海地區的鄉鎮幹部,特別是毗鄰港、澳地區的黨政軍警,無不爭先恐後,引進「外資」,大做「無本生意」,正財與橫財併發。萬元戶,十萬元村,百萬元鄉,億元縣相繼榮登富榜。

既然「對外開放」有大利可圖,「以糧為綱」的農業,即被擺在次要的位置上,每年必備的糧食收購專用款,管理也逐漸鬆懈,許多財政偏緊甚至拮据的地方,挖「肚皮」補「脊背」,試著將購糧款的一小部分,挪作他用。於是,傳統的「信用契約」──即白條,就在新形勢下興起了。看看農民對白條雖不大接受,但也不敢不接受,各地政府,就放膽大干。

「計畫經濟」加黨的絕對領導,人力、物力、財力,絕大多數取自農村,農民除交公糧、賣餘糧外,還要負擔名目繁雜的「派款」,如水利、修路、教育、衛生以至葬喪費等等,不下二百項。有人畫了一幅漫畫:一個被大索小繩牢牢捆綁著、瘦骨如柴的農民,在一架土造的榨油機裡,奄奄一息。這幅漫畫,解放初期用以揭露國民黨政府壓榨農民的苛捐雜稅,而今,又成為現實生活的寫照。

1985年以來,農業的所謂「改革」完全停頓,內地農民,紛紛到東南沿海地區打工掙錢,形成了中國現代史上蔚為奇觀的「民工潮」,一波勝似一波,人數超出一億。這支龐大的「盲流」大軍,形同難民,只要有飯吃,有錢拿,甚麼髒、苦、累、賤的活都干。其中有一位從河南農村來的老太太,五十出頭,身板還算硬朗,原是當地基層的黨支部書記,黨政人財一把抓的當權第一把手,如今在廣州街頭拾破爛,掙錢吃飯。當地基層領導要她回去,依然當黨支部書記,她死也不肯。她對人說:終年催耕催種,糧食登場了,公糧照交,餘糧照賣,不見鈔票,只給白條。再給鄉親們唱黑臉,怎麼唱得下去?

白條背後的陰影

公社化時期,沒有所謂打白條,但陰影早已存在,只不過呈現隱性,不經深入觀察和思考,不容易發現。因為那時的「派購任務」,都由「兩級核算為基礎」的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承擔,加上公社一級的「統一調配」﹝實際上的吃大鍋飯﹞,政府所有的農業徵收和收購,都不與農民﹝當時叫公社社員﹞個人直接發生關係,損害農民利益的這一陰影,被掩蓋起來。包產到戶以後,「派購任務」直接與農民發生關係,每年收購糧食的支付款,多達數千億元,成為農業上最大的一筆支付款,也是農民賴以為生的最基本收入。政府規定以「官價」收購糧、棉、油及其他農副產品,農民的產品不能「隨行就市」,無法分享「市場經濟」的好處,打白條更成為農民的一場做不完的噩夢。

東南沿海地區,由於「經濟特區」政策輻射力的影響,鄉鎮企業﹝即原來的農村公社、生產大隊輕工、手工廠﹞發展很快。筆者於1987年在珠江三角洲訪問,就發現一家農村小廠,十多名青中年婦女,以一座破舊祠堂作場地,一架簡陋人力印紙機,幾十把剪刀,專門製作冥品,大至洋房汽車,小至鞋帽美鈔,一箱一箱,經香港銷往東南亞,每年賺外匯約達百萬美元。女工仍然按工分計算報酬,所得無多,絕大部分利潤歸政府所有。

在這樣有利可圖的形勢下,各地方政府無不爭先恐後,制定名目繁多的優惠政策,向外招商。其中主要的一項,是提供廉價土地,由外商作商業用地。以廣東為例,至1997年不完全統計,出賣出租農村土地總金額達萬餘億元,其中糊塗賬或不明去向的款項,達四千多億元。打白條是近二十年來無法解決的腐敗,而今,更出現了斷絕農民生存後路的腐敗。

因此,農民為最後生存條件被剝奪而奮起抗爭。以廣州市近郊、遠郊為例,1994年上半年,相繼發生多起政府無償征地,村民抗議示威的嚴重事件。規模最大的一次,有三千多村民包圍了縣〈市〉政府,並與近千名鎮暴警察發生衝突,警察施放多枚催淚彈,毆打民眾,逮捕了為首的幾名村民,暫時平息事態。

從表面看,是鄉村中共黨支部或基層政府把其管轄區內的農用耕地,轉讓給國有企業,或賣給香港商人作商業開發用地,交易額少則數十萬,多則數百萬、數千萬元人民幣。村民的傳統耕地被徵用、轉賣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補償,有些官員在交易中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憤怒抗爭的重要原因。但從本質上看,郤是農民為生存權而奮起的最後抗爭。

抗爭的首發地區,恰恰是對外開放、經濟改革最早的廣東珠江三角洲腹地,具有特別重要的民主特質。較之內地廣大地區的農民,珠江三角洲農民具有特別濃厚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絕境,包產到戶,爭得種植自主權,擴大農貿市場,發展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個體經濟得到初步恢復和增長,這段擺脫「計畫經濟」束縛的艱難路程,從1979年開始,至今足足走了二十年。終於,珠江三角洲農民覺醒了,要為自己最後的、也是最基本的權益──土地所有權而抗爭。

毛澤東借重農民的力量打天下。為了取得農民的支持和擁護,把歷年的戰亂、農村的破敗衰微,農民的貧窮,統統歸罪於地主。一場歷時三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國傳統的土地擁有者和經營者、即佔農村總戶數約達 11 % 的所謂「地主階級」、「富農階級」、「小土地出租者」連同數百萬人的生命,全被消滅了。維繫中國三千年文明史的農業經濟基礎,被摧毀了;與農業經濟不可分隔的城鎮工商業,也遭受嚴重打擊;甚至海外數千萬華僑在國內的利益,也受到嚴重損害。而農民在這場「分田分地」運動中所分得的一份微薄土地﹝以廣東為例,人多地少,一般只分到五分耕地﹞,並沒有因「翻身得解放」而點土成金,許多農民因為生產上所需求的資金、農具、種子、畜力、勞力、運輸等重要環節得不到及時解決,反而生產熱情下降,收穫也不如前。更令農民心寒的是,政府發給的一張標誌所有權的「土地證」,於五年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變成一張廢紙。本來薄有資產(地、耕牛、農具)的農民,從此一律變成「無產者」。美其名曰「公社社員」,實則失去土地的農奴。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一部社會主義意識形狀憲法,實施公有制,廢除私有制。私人財產不受法律保護,農民失去土地,和工商業者(資本家)在「公私合營」改造運動中失去財產一樣,實際上是被政府「依法」剝奪了。

必須指出,與打白條弊端有直接關係的,應追溯到1953年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打白條的劣根

1953年10月起,中央決定對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產品,採取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即實施「統購統銷」政策。根據有關部門概算,因經濟建設而新增加的城鎮人口約達一千七百萬人,政府每年必須掌握700億斤糧食,才能有把握控制糧食市場,滿足城鎮人口能吃飽飯。

據有關資料統計,1953年7月1日至 1954年6月30日糧食計畫年度,確定收購糧食709億斤,實際收購784.5億斤,超額75.5億斤,比上一年度多收了117.9億斤,增長率達 29.3%,相當於五億多農村人口一個多月的口糧,許多地方的農民因此餓肚皮。

問題的嚴重更在於糧食統購統銷採取強制手段,造成極其惡劣的後果。筆者當年參加過廣東某地的「統購」試點工作,現將個人這段經歷,略述如下。

我們選定的試點工作村,叫新東錫,位於潮州城西十餘裡。工作組進村的時候,由該村黨支部書記、村長、農會長等人接待,安排好住地、伙食(我們工作組各人自帶行李,還帶來一名吹事員,自辦伙食),就在住地聽取介紹情況。

據介紹,新東錫村三百來戶,一千二百多口人,多數姓盧。水田旱地約一千五百畝,實際水稻種植面積不到一千畝。由於地少人多,土地利用率極高。以水稻為主,還復種、間種小麥大麥、蕃薯雜糧、花生芝麻、各色各樣的時鮮蔬菜。種植技術均做到深耕細作,繡花一般。產量很高,水稻年畝產近千斤。

接著,由我們工作組的組長說明來意,並決定三天後召開全村群眾大會。村黨支部盧書記一聽說我們是來收購糧食的,就不大高興。他說:今年的公糧,全村各戶都已繳清,光榮完成任務,全區排第一名。其他各項征派任務,也都逐項繳清,沒有欠黨一斤糧。在場的村長、農會長,也隨聲附和,都說向來擁護黨,擁護毛主席,入黨、參軍、交公糧,事事不落人後。我們一聽,知道盧書記他們誤會了。

這也難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經四年,全國各地縣、區、鄉、村政權都已先後建立起來,凡全國性的重大政策,必先形成條文,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通過黨內嚴密管道,逐級送交省、地、縣黨委,並貫徹執行。像糧食「統購統銷」這樣重大政策,能看到「中共中央文件」的,只有黨委會書記、常務委員、委員等少數領導人,其餘幹部、群眾,只能聽口頭傳達,有的「文件」只能聽,不能記。我們試點工作組,組長是區黨委農村工作部部長,有資格看「文件」,其他組員,有的不是黨員,有的級別不夠,就只能用耳朵聽了。所以,村幹部弄錯我們的來意,一點也不能怪他們。

為了開展工作,除了召開群眾大會,還分別召開黨支部、團支部、農會、民兵、婦女等各種會議,反反覆覆說明來意。用開會開展工作,是最主要的工作方式,難怪群眾一聽說要開會就害怕,說「共產黨的會,國民黨的稅」。「說明來意」一說就說了一個多月,全村一潭死水,紋絲不動。我們工作組除了炊事員,大家都急了,組長更急。

工作組幾乎每晚都開會討論,如何突破目前這種僵局。一致認為,關鍵在於村幹部的態度不正確,才造成目前頂牛狀態。組長更認為,關鍵的關鍵,在於突破盧支書的思想防線。據組長分析,盧支書是土改運動中入黨的積極份子,年輕,又有初小文化,肯動腦,工作積極,辦法也多,全村人都當他為帶頭人,是走是停,全憑他一句話。

組長在向區黨委王書記請示以後,再一次找盧支書單獨談話。組長啟發盧支書做新舊社會對比,訴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全靠毛主席。這般人人都會說的大道理,報紙天天見,廣播站天天說,大家耳熟能詳。盧支書竟然聽得掉下淚來,組長當然心花怒放,說教的子彈,擊中思想之的,心防瓦解,豁然開朗。

第二天再找盧支書談收購糧食的任務,盧支書只說了一句:我和幹部群眾再商量。掉頭就走,不再照面。其他村幹部和群眾,見到工作組如同遇上痲瘋病人,遠遠就躲開了,別說宣傳黨的「購糧」政策,連打聲招呼都不可得。工作組束手無策,把個組長,堂堂農村工作部部長,氣得說不出話來。

這時,恰好省委一位大官前來試點檢查工作,他就是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安平生。安部長帶著秘書、警衛員五人,在區黨委王書記陪同下,聽取了我們工作組一天半的匯報,作了半天的指示,最後是王書記指示:按照安部長指示的精神辦。

安部長的指示精神,照我們的理解,可以歸納為四個字:階級鬥爭。安部長沒有直接批評我們,繞了個彎,說土改結束才一年,地主富農和其他反動分子,美帝走狗,蔣匪幫特務分子,人還在,心不死,時刻都在反攻倒算;而我們的許多同志,腦子裡面階級鬥爭那根弦,早已鬆掉了,這是多麼危險的和平麻痺思想!用這種思想來指導我們的農村工作,必然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把黨的極其重要的農村工作,統統當作一種純技術性的具體業務,那是十分有害的。凡是不從「階級鬥爭」入手的地方,工作必定死氣瀋瀋。我相信同志們必能鼓起勇氣,發揮鬥志,堅決落實「階級路線」,打開新局面。

工作組很快就統一思想。組長立即召開黨支部會議,把盧支書撂在一邊,大講階級鬥爭,大批和平麻痺思想,甚至指著盧支書的鼻子罵了起來,說有的共產黨員,忘恩負義,黨解放了他,分土地給他,培養他入黨,給他榮譽和地位,現在黨要他賣幾粒穀子,就像割他的肉,喝他的血,這樣的黨員如果不回到黨的立場上來,遲早要滾到地主的地獄裡去,永世不得超生!

盧支書低著頭,臉孔一下青一下白,最後流著淚說:我三代貧農,現在有了土地,家裡有了幾擔穀子,高興得睡不著,半夜起來,摸一摸幾籮谷,就像大熱天吃了一碗草粿,實在捨不得賣。不是忘記黨的恩情,實是一時想不通。組長趁熱打鐵:現在想通了沒有?想通了也不是要你馬上賣糧,而是要你聽黨的話,站起來,領導全村貧雇農,團結中農,對不法地主富農進行堅決鬥爭!

鬥爭地富,三年前的老把戲,對於農村黨支部書記來說,簡直是「三個手指撿田螺」,十拿九穩。更何況,經過土改鬥爭,地主、富農的當家人大都已經死於非命,倖存下來的大都是一些婦女小孩。他們處於被專政的地位,日常生活受當地農會管制,不准「亂說亂動」,不要說反抗,連喘氣的份兒都沒有。

盧支書按照組長的指示,把全村的地、富及其家屬都集合起來訓話,然後逐戶當眾自報「不法」,連心裏想過的甚麼「不滿」、「不服」,都得坦白交代。再由農會會員逐戶予以批判,認為是嚴重罪行,即時鬥爭,有時免不了拳打腳踢。最後一項是自報「賣餘糧」,也是最艱難、最費時、最費口舌的新任務。

地富雖然按人口也分得一份土地,但貧雇農享有優先權,肥田好地早被分掉,剩下最瘦最壞的「水尾田」,加上勞力不足,又缺乏耕作經驗和資金,收成自然不如農民,許多地富家庭連當地平均口糧都達不到,哪有甚麼「餘糧」?

黨的政策自然是正確的,賣不賣餘糧,自然就成為擁不擁護黨的標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甚至敵我問題,誰惹得起?至於有甚麼「實際困難」,自己想法子解決吧。糧食,到底是個關係肚皮的大事。雖說黨不是白要你的,拿錢跟你買,別說紙幣,黃金也不能頂飯吃。因此,即使文鬥武鬥,渾身解數使盡,也難免「拉橡皮」,「擠牙膏」,一點一點將糧食挖出來。限時限刻,自己到糧站,送上門去「賣餘糧」。

在逼斗地富賣餘糧過程中,全村農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尤其是作為依靠對象的黨、團員、民兵、貧雇農,都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只得按額按時,完成賣糧任務。剩下少數中農最難搞,勸說不聽,打罵不得,老鼠咬烏龜,不知從何處下嘴。因為中農是團結對象,不是敵人,也不算自己人,鬥爭不要你上火線,分田分地當然也沒你份,只要你站在一旁助長聲勢。不過,到了最後,大勢所趨,不得不隨大流。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實施的同時,全國的糧、棉、油市場,隨即關閉,由政府通過專賣機構,實行「計畫供應」。到了公社化時期,衣食住行全由政府一手包辦,此是後話,有機會再慢慢聊。

2000年7月11日


(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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