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富裕的宋朝反而強盛不起來呢?

唐強宋富,這已是歷史的定論。但學生常問起,既然宋朝比唐還富裕,人口也要多得多,且在宋代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水利工程的興起,使宋的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眾所周知,中國的四大發明中的三項:印刷術、指南針與火藥,正是在宋代出現的。那麼,為什麼富裕了的宋朝,反而強盛不起來呢?

也許,宋代的建築可以給我們提供某種答案。

宋代建築藝術,較之漢唐,發生了相當巨大的變化,這是中國建築最大的一次轉型,它由漢唐的雄渾質樸、宏偉大氣,轉變為宋代的柔麗纖巧、清雅飄逸。最具特徵的是,宋代建築挑檐,不似漢唐的沉實穩重,而是翹立飛揚,極富藝術感,而且相當柔美細膩、輕靈秀逸。這其實較集中體現出了宋代建築的風格。

這顯然是一種世俗化亦貴族化的表現。而這,可以說是受到唐代晚期市民社會的興起,及至到宋代,整個社會的市井化、商業化的影響。南宋年間,偏安的國都臨安,人口逾百萬,但皇族與官吏竟佔全城總人口的1/4弱,他們大都是北宋的王公貴戚南下而來的,於是,一般花天酒地,夜夜笙歌。這一來,刺激了城市經營手工業、商業的人口,他們也佔去人口的近1/4。酒肆、歌館、青樓,以及小攤販,可謂夜以繼日,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驕奢淫逸,醉生夢死。與此同時,海上絲綢之路也空前繁榮,靠近臨安的泉州,一躍為中國第一大港,雖說只紅火南宋元初一段,卻也可見宋代商貿之昌盛。因此,宋代建築,正是適應了這種貴族化了的市民社會的生活,食不厭精,寢不厭軟,住也就更追求精美、精細與精緻了。

北宋之汴梁、南宋之臨安,都形成了官民雜處、商民相間的住宅格局,外城更按商業自然發展而形成了街道,古制的裡坊為此瓦解而商業街、夜市出現並興盛,也就使建築變得靈活、順勢並富於享樂的世俗意味。園林藝術也在宋代臻於完美。

耽於享受、疏於治國,外弱而內斂,今朝有酒今朝醉,社會的頹風,不可因高度的富裕而沖淡,反而只會更不可救藥,以為能賠給人家幾萬萬兩銀子、幾萬匹絲綢,便足以買來平安,照舊可以燈紅酒綠,顛鸞倒鳳。結果呢,多麼美輪美奐的建築,多麼富足的糧倉,也敵不過人家的鐵蹄!

美國學者斯塔夫裡阿諾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這麼寫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不管他這一描述是否準確,但是,當時的中國城市,如泉州、廣州等,的確已是以商業為中心的城市了,其城市格局,理所當然屬商業性而非行政性的,這一來,城市建築的品格,也就走出了漢唐大一統的模式而出現了新的轉換。平心而論,這種轉換,在建築藝術上無疑也是一種發展與進步,所以,宋代的各類建築都很發達,儘管沒漢唐的大氣,卻在藝術上,也包括技術上,都有相當高的造詣,更貼近人的世俗生活,宋代之「繁華一夢」,都可以從宋城、宋代建築中看出來。過於藝術化、夢幻化,是否會因此輕飄起來而失重呢?但責任並不在藝術,也不可歸咎於夢幻。

馬可.波羅是元代來到中國遊歷的,他筆下的城市,自然是宋代留下來的繁華、富裕,以致他認為自己到了天堂,甚至他把「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誤譯為蘇州為「地上的城市」,杭州為「天上的城市」。杭州的民宅,也「建築華麗、雕樑畫棟」;西湖的亭臺樓閣,與遊艇畫舫,相映成趣,讓人賞心悅目……光他這些描繪,對於已亡國了的宋朝遺民,當是怎樣的一種諷喻--也許,這可以回答文前學生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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