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宋代的建筑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答案。
宋代建筑艺术,较之汉唐,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这是中国建筑最大的一次转型,它由汉唐的雄浑质朴、宏伟大气,转变为宋代的柔丽纤巧、清雅飘逸。最具特征的是,宋代建筑挑檐,不似汉唐的沉实稳重,而是翘立飞扬,极富艺术感,而且相当柔美细腻、轻灵秀逸。这其实较集中体现出了宋代建筑的风格。
这显然是一种世俗化亦贵族化的表现。而这,可以说是受到唐代晚期市民社会的兴起,及至到宋代,整个社会的市井化、商业化的影响。南宋年间,偏安的国都临安,人口逾百万,但皇族与官吏竟占全城总人口的1/4弱,他们大都是北宋的王公贵戚南下而来的,于是,一般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这一来,刺激了城市经营手工业、商业的人口,他们也占去人口的近1/4。酒肆、歌馆、青楼,以及小摊贩,可谓夜以继日,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骄奢淫逸,醉生梦死。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空前繁荣,靠近临安的泉州,一跃为中国第一大港,虽说只红火南宋元初一段,却也可见宋代商贸之昌盛。因此,宋代建筑,正是适应了这种贵族化了的市民社会的生活,食不厌精,寝不厌软,住也就更追求精美、精细与精致了。
北宋之汴梁、南宋之临安,都形成了官民杂处、商民相间的住宅格局,外城更按商业自然发展而形成了街道,古制的里坊为此瓦解而商业街、夜市出现并兴盛,也就使建筑变得灵活、顺势并富于享乐的世俗意味。园林艺术也在宋代臻于完美。
耽于享受、疏于治国,外弱而内敛,今朝有酒今朝醉,社会的颓风,不可因高度的富裕而冲淡,反而只会更不可救药,以为能赔给人家几万万两银子、几万匹丝绸,便足以买来平安,照旧可以灯红酒绿,颠鸾倒凤。结果呢,多么美轮美奂的建筑,多么富足的粮仓,也敌不过人家的铁蹄!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这么写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不管他这一描述是否准确,但是,当时的中国城市,如泉州、广州等,的确已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了,其城市格局,理所当然属商业性而非行政性的,这一来,城市建筑的品格,也就走出了汉唐大一统的模式而出现了新的转换。平心而论,这种转换,在建筑艺术上无疑也是一种发展与进步,所以,宋代的各类建筑都很发达,尽管没汉唐的大气,却在艺术上,也包括技术上,都有相当高的造诣,更贴近人的世俗生活,宋代之“繁华一梦”,都可以从宋城、宋代建筑中看出来。过于艺术化、梦幻化,是否会因此轻飘起来而失重呢?但责任并不在艺术,也不可归咎于梦幻。
马可·波罗是元代来到中国游历的,他笔下的城市,自然是宋代留下来的繁华、富裕,以致他认为自己到了天堂,甚至他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误译为苏州为“地上的城市”,杭州为“天上的城市”。杭州的民宅,也“建筑华丽、雕梁画栋”;西湖的亭台楼阁,与游艇画舫,相映成趣,让人赏心悦目……光他这些描绘,对于已亡国了的宋朝遗民,当是怎样的一种讽喻--也许,这可以回答文前学生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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