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女孩在上海日本人集中營的親歷

2005-02-23 22:11 Betty Barr，1933年在上海英國鄉村醫院(今華東醫院)出生，父親John Barr為英國最大教會倫敦會派來中國的神職人員，在麥倫中學(現繼光中學)任英語教師，母親RuthBarr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化專業的碩士，1930年來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工作，後在上海滬江大學任英語教師。直到1952年才離開上海。Betty Barr先後在上海西童女校和美國
學校接受教育直至1950年離開上海赴美上大學。
　　上海淪陷期間她與父母一起被日本人關押在龍華集中營。70年代，對上海充滿感情的Betty Barr又回到上海，受聘在上海外國語學院任英語教師。1984年Betty Barr嫁給上海一位英語教師王正文先生正式成為一位上海人。她與先生合作在國外出版了「Shanghai Boy，Shanghai Girl」專述他們有關老上海的記憶。經他們授權於程乃珊女士，將此書編譯改寫成中文。本刊刊發其中一段，這是上海淪陷期間日控集中營的歷史材料的首次公布。也是本刊向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而奉獻的第一份紀念。

　　進入龍華集中營

　　1943年4月10日，日本人進駐租界後的一年多時光，Betty的10歲生日剛過了兩天之後，那可怕的一天終於來了－－進集中營。兩張長長的封條交叉貼在大門口。這是日本當局的命令－－所有在上海的外僑必須在指定日期內入集中營。

　　其實早在珍珠港事件爆發、美日宣戰之後不久，Betty已經聽到雙親憂心忡忡地在談論，英美僑民已開始被提到提籃橋監獄問話。更有人已被送到Haiphong Road(海防路，那裡曾為公共租界美軍兵營)專押外國人的集中營。

　　當時Betty父母每天都過得提心吊膽，為家庭命運前程擔憂，並且日本當局已通知他們作「入營準備」。基於日本人規定，每個入營家庭只允許帶四件行李，但他們並未限制行李的尺碼大小。父母們叫來幾個中國打包工，做了一個足以放入全家四張床、被褥的大行李。再用布將這件大行李縫起來。而且，再塞入四把折椅、蚊帳、園藝工具……反正，連帶杯盤掃把洗衣板常用藥品冬衣甚至Betty母親的皮草大衣等等都打入那巨大的四件行李中。他們已預料到，將在集中營裡熬過一個長期的暗無天日的艱苦日子！

　　少年不知憂愁味，10歲的Betty還緊緊抱住自己的洋娃娃，開始她的集中營生涯。

　　4月10日，Betty永遠忘不了這一天。自那天起，她的金色童年結束了。從此，四個號碼伴隨了她全家800多天：22/225、22/226、22/227、22/228，那是他們一家四口在集中營的代號。Betty的號碼為22/228。她清楚記得那一天，清晨7點半三部三輪車將Betty一家四口送往原為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現西郊公園)－－入營者的報到點。就這樣，Betty父母在上海辛苦經營了十幾年的家，三部三輪車就載走了！

　　他們的營號為22，包括了60個入營的西方僑民，所以辦理登記手續需要等候很長的時間，他們已筋疲力盡，紛紛癱倒在俱樂部寬大舒服的大沙發上。就在這裡，這些曾為天之驕子的西方僑民，度過了多少快樂悠哉的週末時光。然現今時過境遷，身在他們昔日熟悉的鄉村俱樂部，往日的主人卻成為階下囚，不少僑民潸然淚下。不諳世事的孩子們，包括Betty，照舊在四周嬉鬧，總算令沉悶的氣氛有點生氣。

　　「一些被日本人從北方帶到這裡的羈扣在俱樂部的教會女員工，給大家準備了好多英國紅茶，但少有人有心思去碰它們。後來大巴士來帶我們走，在這整個過程中，尚看不到一個日本人。「我們被告知按照我們的編號上巴士，一切顯得秩序良好，沒有人哭喊也沒有人喧嘩，有的只是死一樣的沉默。」Betty如此回憶。

　大約在上午10點30分光景，車起動了。有兩輛分別載有日本人和國際紅十字會的瑞士官員的車帶頭，然後是十輛載著西方僑民的紅色巴士，後面跟著塞滿行李的卡車，還有一輛修理車隨行。每輛車有一半空間讓隨身攜帶的行李佔了，以致一些男人們全程都只好站在那裡。幾乎每輛巴士都安排有個日本衛兵，不過Betty乘的那輛沒有。

　　猶如那部著名的電影《一個快樂的遊戲》一樣，慈愛的猶太爸爸在集中營裡，還要盡力呵護愛兒，騙他說，只是參加一個快樂的遊戲。Betty回憶起那天，所有的孩子們也只是以為出去野營度假。一路上經過美國禮拜堂徐家匯天主教堂……自從原法租界當局離開法租界後，這裡的街道，開始變得雜亂無章、骯髒不堪，沿路走過的郊區田野，也顯得滿目荒蕪。最後，到達目的地－－龍華集中營。

　　顧名思義，龍華集中營就在龍華，在鐵絲網圍起的營地內，可以遙望到那著名的龍華塔。龍華集中營的官名為C.A.C，就是今天的上海中學校址。

　　當車子在集中營大門口停下時，大約有千來名外僑已被關押在裡面。他們在建築物屋頂向這批新來者揮手－－又來了一批風雨共舟的難兄難弟！Betty與家人努力在這批難友中搜尋了一遍，發現並沒有一張相熟的臉孔。他們頓覺十分孤單，一種舉目無親的感覺。

　　作為營內第十組的成員，Betty目睹雙親填寫了一張類似行為守則的表格，大意為入營者必要遵守營內一切規章制度，不做有害於日本國的任何支敵助敵活動，不違抗營內任何指令，服從營內當局人員管約等等。

　　待大家都領到營卡入營號碼時，被再次集合在一起，由集中營的日方司令HaYaShi先生給眾人訓話。HaYaShi說他本人也在英國學習了一段時間，所以他也十分體諒大家的難處和困難……假惺惺地顯出通情達理的樣子。

　　訓話完畢，就各自開始安頓「新家」。Betty一家四口，被分配到一幢兩層紅磚小樓朝西北的只有12×14英尺大小的房間，比Betty在愚園路家她自己獨立的房間還小。不過，他們還是值得慶幸的，他們總算還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而許多家庭必須合住一間房間，至於那些單身的難友更慘，他們像沙丁魚一樣50多人擠在一間長房間裡。

　　最大的困難是，那小小的16平方房間如何都容不下他們的行李。光那四張床鋪就已將房間塞滿了，其他東西只好堆塞在門外過道上。因為大家都如此將東西儘可能堆垛在過道兩側，以致過道只留出窄窄一條通道。整個二樓住著24戶人家，共用一個盥洗間。

　　整個龍華集中營內共有10幢房子，其中E樓和F樓最靠近大門，這大概是上海中學被日軍佔領前的教學大樓。那裡的房間都很大，想來原先應是教室，現在用被單、紙板等分割開，幾戶合住一大間。在F樓後面是禮堂，禮堂後面就是幾排長長的低矮的平房，分別為A、B、C、D座。而圍繞著這些建築的一些小別墅式房子，則被日本官兵們佔用。還有一個18張床位的醫院和一個小農場，農場養著兩頭奶牛、幾頭豬和一些家禽。整個集中營有兩個公共食堂和兩個公共廚房。

　　進營後這些向來養尊處優的西方僑民首當其衝的考驗是－－伙食。他們從前一向是舒服地坐在鋪著漿洗得筆挺的餐布的餐桌前，等候著上海佣人將菜一道道送上來。現在，只好端著洋鐵碗，排著長龍，眼光緊盯著伙食配給員吝嗇而精確的「施舍」。在飢腸轆轆的難友們虎視眈眈之下，伙食配給員的分配自然比天平還要公平正確。早餐通常就是一碗粥、半隻硬麵包和一杯綠茶；午餐晚餐是米飯和麥糊。

這些外國人很快就被迫正視現實。應該說西方人非常講究秩序和科學管理的傳統，即使在集中營裡，也會頑強地表現出來。現在他們已是一個團體，所以必須有高度的組織性和團體意識。大家決定推選出一位集中營代表，以統籌關心難友的眾多日常生活起居事宜；每一幢樓，有一個樓長；每一個由幾個家庭合住的大間，都選出一個室長。

　　集中營裡的每一個成年難民都要勞動。Betty的父親，斯斯文文，盡心致力中國教育事業的麥倫中學老師，一個從前連一隻雞蛋都不會煮的洋老師，開始做起苦力的工作。不久，他被「提拔」為管理人員。他的管理工作是十分難堪的，就是要確保在廚房工作的難友不可以將食物偷出去。而對女人來講，將蔬菜洋山芋藏在圍裙裡偷出去是太容易了。而這些從前活躍在私人會所豪華酒會的洋行大班夫人、大企業老總夫人們，在飢餓與絕望的重壓下，往往就會做出連他們自己都不會相信的事。另外，廚房的洗切工作對這些新入行的洋人們，也是最痛恨的。特別在寒冬臘月，整個上午和下午，他們雙手都浸泡在冰冷徹骨的冷水中，沒有間歇，單調沉悶，就在潮濕的廚房裡，洗呀，切呀……幹著以前家中佣人幹的活。

　　在龍華集中營，Betty全家得以維持生存的最基本卡路里是由國際紅十字會安排的，一月一次來自他們的上海朋友送來的食物小包裹。一位丹麥朋友送來自製的蛋糕和曲奇餅乾，葡萄牙朋友送來花生醬、果醬和麵粉……其實當時大家食品都十分短缺，但他們還是沒有忘記關在集中營的朋友們。寫到這裡，筆者記起，當年聖約翰大學校長、教導主任和外籍教師也全部被關押至集中營，不少上海學生和老師也會帶著香菸罐頭去看望他們。

　　有了食物，這些向來注重生活質量的外國人紛紛動腦筋改善伙食。一些人將空餅乾罐改裝成烙爐烘箱等小炊具代用品。Betty父親從來不擅手工，Betty母親就向其他難友求助。不久，自製小炊具成為沉悶單調的集中營生活中一個重要的內容，既解決了生活問題，也成為一種消遣和社交渠道。他們紛紛動腦筋，用番茄醬罐頭做成吹風筒；用餅乾罐做焗爐，自製蛋糕；用水管做落地檯燈……用以打發沉悶無聊又物質貧乏的生活。

　　雖然這種菸嗆得人眼淚直流的自製小炊具一點都沒有任何烹調樂趣，然而可憐天下父母心，Betty的母親就用這些簡陋的自製炊具，利用那少得可憐的朋友們送進來的食物，為孩子們烤了夾肉麵包，橘子布丁，甚至雞蛋糕。

　　食物短缺之外，缺少乾淨的水，也是集中營生活中一個嚴峻的問題。集中營遠在鄉下，雖有自己的水泵間，但因為缺煤，所以水泵間幾乎從不運作。水泵不工作，龍頭裡就放不出水。一度只好用井水。所以，營內用水是十分受到限制的。

　　首先，洗澡就是個很大問題。

　　洗澡時大家分成10組，分批進入集體澡室。當眾人各就各位準備好了，負責開水龍的就會叫道：「準備好了嗎？開水龍了。」

　　一分鐘後，叫聲又起：「關水。擦肥皂。」半分鐘後，又叫：「好了嗎？水來了……」眾人盡快衝走肥皂擦乾，在登記本上簽了名，再換下一批人進來。

　　後來，連淋浴也取消了。至於熱水供應，那更是天方夜譚之說。隆冬臘月都無熱水供應。

　　在Betty住的G號樓，110個女難友只有4個廁所。特別在早上和晚上，上廁所就會排成長龍。幸好，Betty印象中，這是一條友善的長龍，同是天涯淪落人呀！在排長龍時，大家互相交流消息，互相撫慰。如果廁所沒有水，大家就會提起水桶到外面水塘去提水來，而且還要小心不將其潑出來。

食用水是配給的，一天每人只有5品脫。所以如果人們要在營內互相串門，必須自帶飲用茶。通常意義上的下午茶，在龍華營內，幹點還可以招待，至於「茶水」是必須自備的，因為太稀罕了！

　　水，在集中營中變得如金剛鑽般珍貴。Betty的母親甚至開始將雨水都積儲起來。到後來，她已成為節約用水的高手，可以用兩茶杯水來洗淨一家四口的碗碟刀叉。

　　不過，連Betty都承認，今天看來，他們在集中營受到的種種「苦難」，與上海當時的廣大勞苦大眾相比，實在是算不了什麼。Betty就知道，後來成為她丈夫的王正文，這位從小在南市高昌廟貧民區長大的上海先生的童年，就是一直生活在缺水缺食物，居住空間擠逼，沒有私人空間的陰影下。只是因為這些西僑在上海過慣了優裕舒適的生活，才會有巨大反差，覺得真正是落難了。

　　作為熱水供應和廚房供應的唯一能源－－煤，在集中營內顯得十分珍貴。於是，關押在營內的約300來個外國孩子們，就去鍋爐間拾煤渣，跟著運煤的苦力後面爭撿散落下來的煤渣。要知道，不過一兩年前，他們還都是有中國阿媽服侍的，在上海美國學校讀書的小公主小王子們，一下子就淪為衣衫襤褸、撿煤渣煤塊的上海街頭常見的小癟三，甚至不怕手指灼痛，將未燃盡的煤塊也小心撿起！連那些運煤的苦力都驚呆了！

　　集中營裡多的是外交官、跨國企業CEO、專業人士，他們當然不允許自己的孩子們在這裡虛度光陰。戰爭是暫時的，和平的一天一定會來。因此，在父母們的關注下，即使在集中營內，孩子們的大部分時間，仍是學習。

　　基於集中營內關押著太多的在上海各教會名校任教的外籍教師，他們對教學有豐富的經驗。所以，一所具備一流師資人才的高質量的可以講是當時上海最優秀的學校，在集中營內成立，取名為龍華公學。這些西僑甚至還特別為學校設計了個校徽。那是一個盾形造型，一面是龍華塔圖案，另一面是交纏在一起的龍和花卉，以顯示漢字「龍華」的意思。

　　應該承認，西方強調的創意開放哲學與東方強調的忍耐閉目修煉哲學，前者更顯主動、進取和樂觀。當然，這或許與他們西方人的基督信仰也有關係。所以，當Betty與我談起《太陽帝國》一片時，她對片中所描述的西僑在集中營內的生活，表示出很大的異議。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她是親歷目睹者，她最有發言權。

　　戰後好久，Betty的母親還保留著一張印有龍華公學校徽硬印的寫字板。

　　初時，這些小難童們集中在食堂裡上課。每個班級分布在一個角落。聽來有點像從前中國的農村小學，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在一個教室內。不久，另一幢用鐵絲網將其與集中營主樓隔開的樓也併進營地，難友們幽默地稱其為「新領地」。如是，學校可以寬敞點了。

　　Betty的父母本來就是教師。所以他們在擔當了集中營內繁重的勞動之餘，又義不容辭地在龍華公學做義務教師。

　　於是，在大人們的努力爭取下，在集中營的日子裡，這些孩子們並沒有荒廢學業，而且還有一個相對正常的「校園生活」。Betty回憶她們女孩子們當年還成立了一個女童自衛隊，她們甚至還爭取到在集中營外支了帳篷露宿了一個晚上。對長年封關在集中營裡的女孩子們，這一晚，是何等珍貴難忘，起碼可以享受到一個晚上集中營外的沒有鐵絲網的自由！

　　龍華公學還有運動會。Betty因為個頭矮，還是左撇子加近視眼，很遺憾不能參加運動會。當哥哥Dick與同伴們比賽足球時，她就起勁地做拉拉隊員。

　　集中營內的學校，並不因為是非常時期處於非常地點而顯松垮和馬虎。整個龍華公學執行的是英式教學體制。所以，一樣也有寒暑假。

　　暑假期間，孩子們也有指定的活。Betty的活是放鵝。每天，她將鵝群趕到鐵絲網後一小片草地上。在那裡，Betty開始了她的一些人生啟蒙課。包括一次，透過稀稀疏疏的草叢，她看到兩個緊緊擁抱的男女人影。她和她的同伴們羞怯好奇地遠遠張望著。

　　營內的成人們當然沒有他們這樣輕鬆，他們都被要求干很重的活。Betty猶記得上海天主教的大主教Anglican神父和他的朋友們自動要求干最惡劣的工作－－清潔下水道。此外，還有燒磚的苦役。那些年紀不輕的男人們半裸著身子在磚窯邊幹活，要知道，這些人以前可都是跨國公司的大班。

　　對Betty的雙親來講，生活是單調沉悶和與世隔絕的。唯一一次與外界接觸，是在國際紅十字會幫助下實現的。在1943年11月3日，即Betty全家入營的半年後左右，他們被允許發一封只能有25個字的電報，給他們在美國達拉斯的外祖父母。當時，Betty根本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再見到外祖父母。

　　就這樣，光陰在無望中消耗著。極少數幸運的人給放出去。但包括Betty在內的1750名難友一直被關押其內。

出於信仰，出於對生活的熱愛，Betty的父母盡力在集中營內維持正常的生活。他們常邀請朋友們到他們房內打橋牌。Betty還記得，來得最多的兩個：一個是英國銀行家，一個是比利時銀行家。Betty十分盼望他們來打橋牌，因為每逢此時，母親總會在簡陋的自製炊具上，烘烙一些布丁水果麵包。

　　集中營裡還有一個圖書館，好壞給集中營帶來一些文化氣息。集中營比較明快的回憶，是有時會舉行音樂會，都是唱片音樂會。在F樓E樓屋頂上舉行。音樂會的唱片都是一些難友們在入營時帶進來的。他們還成立了一個合唱團，常常在食堂裡演出。在沒有樂譜沒有劇本，一切只是憑記憶的情況下，這些難友們甚至演出了一場兩幕歌劇《卡門》。要知道，在這些被關押的西僑中，本來就是音樂人才濟濟，修養極高呢！

　　這些西方僑民竭力所做的，就是要維護一個人的尊嚴。人，無論在任何逆境困境，只要還有尊嚴的意識，那就不會被擊垮。

　　黎明前的黑暗

　　上面還有些美好的文字，其實只是來自一個還不甚諳世事的女孩的回憶。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熟了的Betty，也越來越感受及親眼目睹集中營內的恐怖及殘酷。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早晚兩次的點名。當日本兵來查房時，每人都必須站在自己房間門口大聲報出自己的號碼。如果有誰在點名時不在位子上，那其他同樓的難友都會因此受株連。有時，這種查房也會在半夜時分突擊進行。有一次，住在Betty鄰室的一位老人動作慢了一點，就被日本兵一頓拳打腳踢。日本兵還常會入室搜查一切可能剪割鐵絲網的工具。每當他們入室搜查，Betty的心總會陣陣狂跳，因為母親將一把長長的廚房用刀藏在她的洋娃娃小床內。

　　1944年8月19日，有三個難友出逃了。寫到這裡，筆者記得母親對我講過，當年聖約翰大學的教導主任「小卜」，是美國校長「老卜」與他的中國太太所生的混血兒，從小又是由上海阿媽帶大的，所以講得一口曹家渡上海本地話。當年就是憑著一張混血兒臉和一口上海本地話，從日本集中營逃出來，在上海朋友的幫助下到了大後方昆明。不知他的這次出逃是否就是Betty所指的出逃事件？這下日本人狂怒了，開始加緊對羈押營員的限制。首先，室與室之間禁止走動，除非上廁所或盥洗室；一天只供應兩餐；圖書館關閉，所有唱片私人藏書全部沒收；不許通信不許私自用小灶具做伙食；一切工具必須沒收。

　　那天(1944年8月19日)下午，不知何故幾個日本兵在追打一個難友，只見那位難友一路狂奔一路慘叫。最後，日本人把他一把抓住五花大綁，開始用扁擔狂打他。霎時，空曠的營地震撼著他淒慘的叫聲。這時，D樓的難友首先向著日本兵怒罵，然後，潮水樣從樓裡湧出去搭救那位難友。這股憤怒的人群如火山爆發，積壓地下多時的岩漿一旦噴發，勢不可擋。一時，聲勢壯大，場面失控。這樣，就造成F樓幾個人趁勢逃脫的機會。最後，日本當局還是鎮住了這次事件，並且從市區調來大批持來福槍和機關鎗的憲兵，日夜包圍待命。

　　這次難友們的反抗事件給集中營內的孩子們印象太深刻了。一個星期後，人們才被允許在白天離開房間，但晚上熄燈時間仍然十分早。從A樓到F樓四周加固了電鐵絲網以防再次有人逃跑。

　　1944年11月，集中營裡終於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他們聽到了美國飛機在集中營上空低空飛行並開始轟炸龍華機場。飛機離他們是如此近，有些難友們甚至已看得見機艙內的美國飛行員們在向他們揮手！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消息。人們紛紛從窗口探首出來傾聽著隆隆的轟炸聲，觀望著濃煙從天邊升起。孩子們爭相撿彈片，互相比較著誰撿到的更大，一股按捺不住的喜悅之情在難友們心中升起。

　　空襲開始變得越來越頻繁。人們默默向這些空中英雄歡呼祝福。

　　日美空戰十分劇烈。有時，難友們眼看著美國飛機冒著黑煙被擊落在田野裡。當時日偽辦的英文報紙Shanghai Time(這是營內唯一能讀到的英文報紙)，曾懸賞一百萬偽幣活捉一個美國飛行員。營內悄悄傳播著日本節節敗退的消息。有些人消息就是特別靈通，戰後才知，原來他們有一架收音機，秘密藏在田裡一個磚窯裡。而這個磚窯離日本司令部一碼都不到。

　　不過，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難熬的。1945年開始，人們的健康每況愈下，並且開始染上可怕的瘧疾。雖然在集中營，不僅有全上海最優秀的教師，也可以講有全上海最優秀的醫生，但他們面對疾病無能為力－－因為藥品短缺！

　　這期間Betty的哥哥Dick就在醫院裡躺了幾個月。Betty猶記得，有個難友在集中營農場擠了點牛奶讓Betty送去給她哥哥。半路上捧著這小半碗白白稠稠的香味濃濃的液體，Betty忍不住偷偷啜了一小口。為此，好長一段時間，她對Dick都有深深的犯罪感！

　1944年到1945年的那個冬天特別冷，那是上海有歷史記載以來最冷的一個冬天。Betty家住的那朝西北的房間寒氣逼人，溫度計一直在冰點以下。他們只好將所有衣服全部穿在身上，為了保暖，他們將那少得可憐的熱水灌在熱水瓶裡，再把熱水瓶捂在被窩裡，以便次日早上還可以喝到一杯熱茶。這樣的嚴寒在上海持續了三個月！為了這樣的嚴寒，龍華公學延
長了寒假。

　　隨著戰事的推進，到了1945年早春，集中營裡的伙食已降到最低。根據Betty母親當年的日記記錄，早餐一週四天只有一杯茶，另三天是一盎司的麥糊；午餐只有白煮捲心菜湯和一隻洋山芋；晚餐根本就沒有。而那每月一次的營外上海朋友的援助食物包裹早已被禁止了。

　　另外，衣著也成了大問題。孩子們都在長身子。於是，難友們只好把孩子們的衣服統一起來，互相輪著穿。這裡也有一則黑色幽默：瑞士大使館曾送一大包規格齊全同一款式的校服進來，結果這款衣服似成為制服，連帶孩子們的老師，也穿上與學生一樣的制服。

　　在整個關押集中營期間，Betty一家從美國紅十字會收到過兩次裝滿食品的包裹。這對他們全家真是大喜的日子。包裹裡面有白脫、巧克力、牛肉乾、速溶咖啡、果醬和乳酪。Betty記得她母親在日記上如此寫道：「這是我進集中營多日來第一次帶著滿足的心情上床－－再也不是憂心忡忡和絕望。」他們覺得他們並不是孤立和被遺忘的……

　　因為紅十字會寄來的包裹裡有口香糖，龍華公學為此不得不訂出一條新校規：不准咀嚼口香糖。但咀嚼的感覺是多麼好啊！特別對這些幾年沒吃飽肚子的難友，他們幾乎要忘記咀嚼的動作了，雖然口香糖已經咀嚼得淡而無味，但他們仍捨不得把它扔掉，而是小心地把它放在杯子裡，留著明天可以再嚼。

　　包裹內食品的包裝紙被小心地揭下以作他們上課用筆記本的封面。

　　1945年2月，國際紅十字會又從倫敦往集中營內送包裹。那時英國人的生活條件仍然十分艱苦。英國人自己食物都十分短缺，但他們仍千方百計為在上海被日本人扣押的同胞送來慰問。

勝利和離開

　　1945年4月的一天，難友們突然發現，美國飛機在碧空藍天不時排成V形隊列低空掠過。Betty甚至都能以肉眼看到飛機尾部留在藍天的久久不散的白煙。

　　「看呀，大家過來看呀。那是什麼？」

　　「那不就像個V字母嗎？」

　　「對，是V。但那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Victory，勝利呀。」確實，美國飛機在向集中營的同胞們傳遞聯軍在歐洲戰場獲勝的捷報！

　　難友們興奮無比。不過，對何時可以重獲自由，仍心中無數。不久，又輾轉傳來聯軍在菲律賓告捷的消息。但對這些被日本當局關押在集中營的西僑，生活，只是更顯難熬。不僅如此，各式謠言滿天飛。有的說，他們會被轉移至內地；也有說，在盟軍登陸前他們會被全部就地槍斃。

　　到了8月，和平的訊息已傳遍全營。人人歡欣鼓舞，振奮無比。1945年8月15日，在Betty母親的日記本上這樣寫著：

　　中午時分，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營，這最終證實戰爭結束了。天亮了！熬出頭了。下午7點，全體難友在室外露天作了感恩禮拜。在我家所在的F樓屋頂上，六面國旗迎風招展：美國、丹麥、英國、中國、比利時、蘇聯。難友們都湧到屋頂上歡聚，直到半夜。天是那樣藍！月亮是那樣明亮－－一切是那麼好！那麼好！

　　第二天，大家都走出平時戒備森嚴、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大門。走在窄窄的煤屑路上，感覺真好。為了享受好久未曾享受到的一種心情，Betty全家甚至在一個高高的可以望得到黃浦江的小坡上野餐。

　　接下來的幾天，成百上千的人從上海趕來這裡看望劫後餘生的老友們，大家相擁而泣。營內處處可見到這種催人淚下的場景。

　　8月17日，日本軍隊悄悄地撤離了集中營。二戰勝利了，日本投降了。集中營開始進入結束階段。為了令這段勝利後的收尾工作進行順利和有條有理有秩序，難友們被勸告暫時仍留在營內。因為此時上海市區的情況反而不及營內安全。

　　當時有兩件事讓Betty印象最深。一是盟軍入營進行解放儀式時，Betty的母親，營內為數不多的美籍女難友之一，被推選作為難友代表來歡迎入營的美軍。這著實讓Betty十分自豪。另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是在1945年9月7日這天，美國飛機向營內投下大量的裝有食品的包裹。為了給長期關押的難友們一點「驚喜」，這次空投完全是突然襲擊。當艷麗七彩的降落傘繫著包裹突然從碧空中天女散花般徐徐降下時，眾人都振臂歡呼，好像是上帝在給他們送禮物來。令大家興奮的不僅是因為包裹內的花生白脫巧克力，更是那層層佈滿各色降落傘的天幕所呈現斑斕多彩的壯觀。這些給他們帶來久違的歡樂的包裹皮，Betty一家一直珍藏了好久！

所有的難友們，都渴望著立即離開集中營，越快越好。但悲慘的是，他們中大部分都已無家可歸。因為他們原先在上海的家園，仍給日本人佔據著。許多難友們選擇回自己的老家，但這也是需要時間安排統籌的。

　　據Betty母親後來在日記本裡的回憶，那時的營內生活，管理反而變得十分困難。因為不少人自說自話就離開營址。有很多人不想再擔任原先在營內分擔的工作，以致如廚房、食堂、鍋爐間、園藝、清潔等的勞力工作都顯週轉不及。最後，營內不得不下命令，但凡任何人在營內缺席達48小時以上，就會失去他的「營民」資格。這一來會影響到他日後在安置方面種種權利。那些要求遣返回國的西僑開始分國籍填表格等候返程。

　　Betty的父母已幾次進市區，去查看那些好心的中國朋友仍為他們保管的剩餘下的財物。Betty的哥哥Dick則成天泡在營地附近的龍華機場，興致勃勃地觀看泊在那裡的美國飛機。Betty也被她的一個丹麥朋友接去市區玩了幾天。只是她和父親又復發了一次早期染上的瘧疾，入營以來她和父親已發作了好多次了。

　　到了9月尾，突然的，一切像是上足了發條似的快速運作起來。Betty一家在很緊迫的時間內被告知有一艘美國船和一艘英國船可以運載少量的僑民回美國和英國。Betty父親雖然思鄉心切，但還是決定先在上海留半年以幫助麥倫中學的復校事宜。而Betty的哥哥Dick已到了入寄宿學校的年齡，所以他登上了赴英國的船，就讀他父親曾讀過的那所寄宿學校。而Betty，則由母親帶著回到美國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

　　9月26日，Betty和母親登上這艘USSRefuge號船。那是一艘專用以接送美軍傷病員的運輸船，順便也載了一些營內的美國僑民回美。經過六天的航程，給擠得滿滿的船隻抵達Okinawa。然後他們轉上另一艘運輸船，與幾百名傷病員再一起擠得滿滿實實地往美利堅駛去。因為人太多，每次進餐都要排長隊。但無所謂，畢竟是在歸航途中，眾人心情都特別好，處處聽到笑聲。

　　甲板上的男孩子們開始給年僅12歲的Betty寫信。不過，只是詢問她有否一個十七八歲的姐姐？戰爭結束了，船未及抵岸，小夥子們已迫不及待地要約會女孩子了。

　　這艘傷兵船沿途在關島和珍珠港都靠岸。只見一車車救護車運上大批大批的呻吟不已的傷兵。戰爭雖然結束了，即使在歡欣的回家路上，它投下的陰影，仍然處處可見。

　　10月，太平洋名副其實地太平，和風細浪，藍天白雲。運輸輪向舊金山加足馬力行駛，順風順水。10月22日，船已抵達舊金山港口。人們像蟻群一樣湧上甲板，萬千雙眼睛，盯著罩在薄霧中的金門大橋。大橋的橋纜線條，被朝霞灑上一層玫瑰色。當USS Sanctuary在金門橋下通過時，不知是誰開始鼓掌，接著是一片歡呼聲：我們回家了！

　　船緩緩駛入金門港。右岸碼頭區懸掛著白布紅字的大標語：「歡迎回家。」在歡迎的人群中，Betty的祖父和親友們特地從達拉斯趕來歡迎他們。然後，再經過幾日火車車程，Betty終於回到她的外婆家Dallas。這也是她第一次來到外婆家。

　　一抵達外婆家門口，在餐廳裡，Betty的母親就輕聲在她耳邊說：「你看見酒吧台上有什麼嗎？」「看見了！」Betty同樣輕聲回答。她們看見什麼了？原來，那裡擱著一種她們已有好多好多年沒見到的水果－－香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