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圈為戰劃地為牢 中國人為什麼愛「窩裡斗」?

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政治學的中國學者,也沒有過過真正的公共生活,不習慣妥協,不會求同存異,不自覺地追求零和博弈,劃圈為戰,也劃圈為牢

  都說中國人窩裡鬥,柏楊先生當年給國人頭上加上「醜陋」兩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人的這種特別能戰鬥的習性。其實,更早一點,在中國走向現代世界之初,我們的志士仁人也經常為國人的這種習性而懊惱頹喪,因此而出家做和尚的不知凡幾。

  窩裡斗多半是因為派系。孔夫子說,君子群而不黨。這裡所謂的黨是指阿黨,以私利結合的一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總是能找到一個個的小圈子,說話、做事,往往以小圈子為依據,想不鬥都難。

  中國人祖祖輩輩活在鄉村世界。在這個世界,每個人都處在一個個如洋蔥頭結構的圈圈裡,圈圈有核心有邊緣,每個人位置不同,說話的份量各異,多數人注定是要別人替他們說話的。不過,洋蔥頭裡的每個人有一點是絕對一樣的,那就是對圈子的依賴。

  當人們還生活在農村的時候,由於家庭既是生產單位,又是生活單位,鄉村裡的公共生活,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參與,但畢竟有人替他們說話,人們生活的各個環節基本上包在家庭和家族的圈子裡。可是一旦離開了鄉村,脫離了原來的生活環境,家庭的圈子不再能包住人們的活動,原來公共生活的情景無法再現,難免手足無措,於是複製類似的圈子,江湖上的結拜,行會裡的師徒等等都屬此類。

  進入現代之後,城裡的人似乎離中世紀很遠了,離農村也很遠了,但活動在潛意識裡的暗流,卻跟從前沒有什麼區別。

  人們不拜把子磕頭了,但不靠上個小圈子心裏就不塌實,沒有辦法寄託自己的情感,甚至沒法子給自己找樂。小圈子無形中成了家庭和家族結構的替代品,難免在行動中以小圈子為依托,動機和衝動,是非和曲直,全以小圈子為準。如果說過去的中國人,家庭具有價值觀的意義,那麼,現在的小圈子,也有半個價值觀的份量。

  古代中國的鄉村,雖然不能說沒有公共生活,但在洋蔥頭的結構中,不可能是人人參與公共生活。洋蔥頭的核心人物鄉紳和精英才可以參與議事,而且說話的份量各有不同,其他人只有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所謂的labor(勞動)而沒有action(行動)的份,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公共生活。

  而在那個時代在鄉村以外的生活場景,是一種非穩態的情景,屬於無法用「禮」來約束和安排的生活情景,城市(包括集市)和江湖難分彼此,相互滲透,從來沒有形成穩定的市民社會。在一般老百姓眼裡,商人已經不算是好人,而車、船、店、腳、牙,則跟黑社會沒有多少的差別了(俗諺: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因此,在農村社會以外,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生活。

  進入近代以後,在西方的介入下,中國的沿海都市總算有了市民社會的雛形,但建國後的社會主義改造,又將每個人都變成了單位人。一個個獨立的單位,儘管處在非農村的場景裡,但至少在外觀上很像是鄉村。在其中的人,也像農村人一樣,彼此沒有隱私空間,可以嘰嘰喳喳,但是跟過去的農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是,所有的資源都掌握在單位領導手上,人的行動,不再以家庭為基本單元,更重要的是,單位沒有了過去農村的公共空間,每個人都垂直與領導發生聯繫,沒有過任何一種公共生活的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爭取到更多的資源,每個人都會追求跟領導或者跟領導關係密切的人,套上某種關係,地緣、親緣、業緣等等都成了現成的工具,而各個領導間的分化,則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派系。實際上看起來派系間的爭鬥往往是無原則的,甚至像是鄉下婦女間莫名其妙的鬧劇,但事實上都有其利益爭奪的背景,比如,高校資深教授之間,近乎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最早大多起源於建國後第一次職稱評定。

  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政治學的中國學者,也沒有過過真正的公共生活,不習慣妥協,不會求同存異,不自覺地追求零和博弈,在學術討論中,沒有fair play的風度,沒有弄清問題的預設,甚至想把對方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幫腔是自己人,批評者必是敵人,其實,我們一直陷在祖先傳下的圈子裡而不自知,劃圈為戰,也劃圈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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