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前國安會官員論中國經濟發展

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我大概分幾個部分來談，包括改革開放、民主化條件、周遭國家所受影響，以及臺灣生存發展之道。

改革進展不大 開放流血輸出

鄧小平在1978年以後提出改革跟開放，其實，他改革方面的進展不是很大，但在開放方面的進展就比較大、比較積極，也就是說國外的部門進展比較大。

改革方面可以從幾點來看：第一，市場機制仍然不健全。從1950年代建立計畫經濟以來，一直施行到1978年，以經濟學來講，就是很多市場都失靈了。到目前為止，雖然沿海地區有很多市場的建立，但還是可以看到很多市場並不健全，尤其是很多的資訊不對等，最重要的是，全國沒有形成一個一致的市場，所以烏魯木齊的物資波動跟上海是沒有關係的。

一個國家的市場機能其實應是一體化，但形成市場一體化並不是這麼容易，還有很多硬體設備要建立，譬如很多交通條件等等，像美國在六、七○年代大量建造公路。

第二，所有制方面仍然沒有很大的進展，所以它的很多企業雖然已經採股份制等，但其實背後還是公有制在主導，所以還是受到預算的軟約束，也就是說投資的成敗不完全由自己負擔。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從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一直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過一陣子就投資膨脹，尤其是在地方。

為了壓下那些過度膨脹的投資，從1978年改革以來一直到現在，中國已經發生了五次的宏觀調控：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 1993－1996年，最近的一次是2003年。可能比較令人有印象的是1993年下半年朱鎔基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上海等一些地方的房地產。其後， 2004年下半年以來，主要是針對一些過度使用原材料，像鋼鐵、能源等產業。每一次宏觀調控的市場都不一樣，表示市場失衡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市場出現，國內的改革還存在很多很多的問題。

在國外部門比較積極開放，吸引大量外資湧入，包括臺灣的商人。它採取二個辦法，可用「流血輸出」來形容，一是人民幣幣值的低估，二是使用大量民工。所謂民工，就是從內地來的農民，他們到珠江三角洲或到沿海做加工出口工作，可是他們沒有辦法取得城市居民的資格。中國城市居民的待遇跟農民差異很大，假如取得城市居民的資格，包括配給、教育等跟農民是完全不一樣的系統。民工是以農民的待遇做工人的工作，待遇很低。在很多開發中國家其實也有這種現象，譬如墨西哥、菲律賓在城市邊瞪枇撕芏嗥睹窨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