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在六四那一場人性與獸性的鬥爭中，放棄最高的權力，自願選擇站在失敗者一邊，回歸民間道義立場，成為有漫長強大專制傳統的中國歷史上一個人格奇蹟。
紫陽去世，當局不許悼念，民間自發悼念，這位知名老人的亡靈屬於民間。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最紅的一天，暴政露出其最野蠻的獸性，民間顯出其最高貴的人性。
自願選擇站在失敗者一邊
也是在那一天，時任中共黨魁的紫陽先生，以中共最高決策層中唯一反對暴政的政治道義，成就了中共掌權以來的歷任黨魁的最大異數：他從青年時代就加入中共，從基層起步達到中共官場的權力頂點，而在那一天他卻選擇了與中共決裂，站在和平抗議和要求民主的民間立場，而拋棄了暴力鎮壓和維持專制的官權立場。
自然地，在現實的力量對比之下，也就等於他自願選擇了與具有道義正當性的失敗者站在一起，而離開了臉上沾滿鮮血的實力派勝利者。六四之後，紫陽一直被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所軟禁，而且對他的限制之嚴格，遠遠超過對其他異見人士。然而，失去人身自由的紫陽，不但堅守八九時的反對軍管的道義立場，且公開表示出鮮明的支持自由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是烏托邦，西式的議會民主道路發展得比較成熟。紫陽說：「國家領導人和議員，如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
失去十五年自由的紫陽，已經屬於民間。再向前追溯，紫陽先生由中共黨魁一步步走向民間道義象徵的過程，清晰可見，其轉擇點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那一天，中共高層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軍事戒嚴。管鄧小平、李鵬、姚依林依然堅持軍管，開始持反對態度的楊尚昆、喬石改變了立場，胡啟立的態度也變得曖昧，只有紫陽一人堅持鮮明的反軍管的立場。至此，紫陽為了推進政治改革、實現官民和解與避免民眾流血，在體制內已經竭盡全力了。在太上皇「垂槍聽政」的人治制度環境下，在其他常委臨陣轉向的力量對比中，僅憑紫陽一人的堅持，根本無力改變鄧的鐵血政策。但紫陽先生的高貴在於：他沒有為保住烏紗帽而屈從於太上皇及其御用政治局的壓力，而是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也就等於主動選擇了與中共官場及其暴政的決裂，即人性與獸性的決裂。
隨即，紫陽被鄧小平剝奪權力，但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他不顧高層禁令，毅然親赴廣場。那一刻的紫陽，已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黨魁，而是擔心青年學生的生命與前途的長者，其憂心如焚的熱忱，淋漓盡致地表達在他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他流著淚向學生們致歉，也是向參與、支持、同情八九運動的民意致歉：「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至今讀來，仍然感人肺腑。
正如當年的學生領袖之一江棋生先生在《悲情悼紫陽》一文所言：「正是在那個夜晚，我從響徹人大校園的廣播聲中，聽到了紫陽先生反對用兵、堅持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理性主張，聽到了反腐敗先從他自家下手的真誠宣示。從那一刻起，我覺得與他的距離一下子縮近了，縮得很近很近。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一個無黨無派的學子，在做人良知和共同理念的燭照下，就這樣從心靈上走到了一起。」
曾被指控為六四「黑手」的著名異見人士王軍濤先生也對記者說：「八○年代的時候，我們與趙紫陽不是一個陣營的人，」但當紫陽親赴廣場向學生們道歉時，他的感受是：「我覺得，雖然來晚了，但是從那個時刻起，趙紫陽就與我們站在一起了。」
政治經濟雙改革的趙紫陽模式
如果說，八九運動之前的趙紫陽，從主政四川到主政全國，其執政方向一直符合社會進步的大勢所趨，特別是他出任總理和總書記之後，他致力於推動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並行不悖的改革。這種區別於「鄧小平模式」的「趙紫陽模式」，是最有可能把中國引向政經協調的健康發展之路。前蘇聯總統、共產極權制度的掘墓人戈爾巴喬在回憶錄中曾透露，一九八九年他訪華時與趙紫陽會面，兩人曾坦誠談到社會主義國家能否放棄一黨制、實行多黨制的想法。即便如此，當時的紫陽，也至多是中共黨內罕見的具有現代政治理念和寬容姿態的開明高官。
如果說，實施軍管之前的趙紫陽，從反對「四二六社論」到「亞銀會議」講話至開啟官民對話，他一直以寬容和理性的姿態，保護民間的反腐敗、促政改、爭民主的政治熱情，主張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以對話和協商等和平方式解決官民衝突。但以我當時的感受，同樣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的長期政治傳統和中共幾十年的特權地位，已經養成了執政者們居高臨下「父母官」的人格，即便開明、肯傾聽異見如趙紫陽者，也不習慣於放下「父母官」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態面對民意。所以，紫陽的姿態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官權恩賜。
那麼，在實行戒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在完全無望的現實條件下，紫陽以放棄最高權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來堅持自己的政治道義，從那一刻起，紫陽雖然還是中共黨員，但他在政治上已經與官方決裂，回歸到心向自由中國的民間。因為，在中共掌權五十年的歷史上，當官民之間發生重大衝突時，紫陽作為現任黨魁，居然公開拋棄官權立場而站在民間立場一邊，這種為義舍利的抉擇姿態乃前所未有。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江棋生先生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夜晚的感受，越來越代表著八九運動參與者的主流。
堅持不認錯的體制內高官很少
凡是獨裁社會向自由社會的轉型，在自下而上推動轉型的民間反對運動中，皆有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是從體制內走向體制外，他們或被迫或自覺地走向民間，中國的轉型當然也不例外。比如，八十年代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吳祖光、王若水等人，他們都曾經是中共黨員，在體制內的級別也都不低，但一場「反自由化運動」使他們與官方體制決裂。八九運動及其血腥屠殺，更使許多人退黨、離開體制而走向民間，有的變成持不同政見者，有的變成民間知識份子，有的變成民營老闆。據我有限的瞭解，當年與趙紫陽持相同立場且堅持「不認錯」的體制內高官，少之又少，只有時任政治局秘書的中央委員鮑彤先生，時任團中央常委、工委書記的張祖樺先生，時任天津市開發區主任的張煒先生（歡迎知情者提供更多的名字）。
所以，對紫陽先生之去世，官方的禁錮亡靈和民間的自發悼念，恰好從正反面凸現了紫陽精神及其事業的歸屬。
贏得了民間道義上的勝利
在後毛時代的中國，從六四冤魂到紫陽亡靈，一個不准公開悼念的政權是冷血的、虛弱的、可恥的，而一個敢於公開悼念的民間是熱血的、堅韌的、尊嚴的。
現政權如此驚恐地對待紫陽亡靈，非但不能證明其強大，反而凸現了現行制度的內在貧血，也凸現了唯利是圖的權貴們的內在虛弱。貧血的政權及其虛弱的權貴，可以掩蓋和歪曲歷史事實，不給紫陽以公正的評價；也可以逞政治強權的野蠻，壓制民間的自發悼念；曾經是紫陽部下的現任高官們，也可以為了官位及其既得利益，而出賣為官之德和起碼人性。但，紫陽先生在中共官場上的失敗，卻贏得了民間道義上的勝利，即便在強權高壓的恐怖之下，發自民間聲音仍然以其勇氣和良知表達著心底哀悼：
天安門母親的悼文象徵著草根民間的哀思，鮑彤先生對中共現政權的抗議代表了紫陽的忠誠部下的悲悼；
即便在極為狹窄的網路縫隙中，網民們也要想方設法地突破官方的封鎖，發表了數不清的詩文、跟貼和獻歌，為紫陽先生祈禱；
網上設立了多個紫陽紀念堂，為悼念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紫陽亡靈；更有民間的勇士把悼念的花圈帶到公共場所，也有人舉行了小型追思會。
從一月十八日開始，紫陽的家人宣布：北京燈市口西街富強胡同六號設置的靈堂向公眾開放，儘管當局戒備森嚴，但當天就有六十多批人次前往悼念。據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一月十九日說：已經有數千人前來弔唁，「前來弔唁的人中沒有政府官員，很多是不相識的，很多鄰居，很多普通的市民，我們很感動。」
在中共的恐怖政治失去效力的境外，對紫陽先生，一些國家的政要加入悼念，美國政府發言人更讚譽紫陽「在道義上英勇無畏」；民主派議員在議會內向紫陽致哀，港支聯在維園舉行悼念紫陽的燭光晚會，世界各地的華人也紛紛集會追思紫陽；港臺媒體給予高度評價，西方國家的媒體給予連續關注和報導評論，表達的是世界性的正義之聲對紫陽先生的尊敬。
在此意義上，國內民意的民心所向和世界潮流的大勢所趨，正在使中共的獨裁統治逐漸失效，官方無論採取多麼嚴厲的措施，製造多麼恐怖的氣氛，萬馬齊□的沉默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所以，官權的壓制和禁錮越要遺忘和抹殺紫陽，國內外的自由力量就越要記住和凸現紫陽。
在六四後的中國，紫陽精神及其事業，活在大陸民意的由衷懷念中，也活在國際輿論的高度尊敬裡，活在中國民間和世界性的爭取自由的偉大事業中。這一事業的正義性，早已經把屬於紫陽的歷史地位和政治榮譽還給了紫陽先生，而根本無需中共官方的恩賜性平反來給予。在民間自發力量的持續推動下，中國的改革也終將拋棄鄧小平的跛足模式而走上趙紫陽的雙足模式。
在紫陽先生的遺像前，民間燃起的點點燭火照亮漫漫黑暗，民間獻上的朵朵鮮花點綴祭奠的荒野。
中國專制傳統的漫長和強大
必須承認，六四後很少以公開發言來積極抗爭的紫陽，會讓敬重他的民意感到些許遺憾：身居黨魁高位的紫陽無法成就中國的戈巴契夫，下臺後被軟禁的紫陽也無力成為中國的葉利欽，而只能在禁錮中消極抗爭到黯然離世。然而，在我看來，這樣的悲劇，並不能全部歸之於紫陽本人，而主要是中國特定的歷史和現實所限。
就歷史而言，中國獨裁傳統的漫長、深厚和強大，超過世界上的所有處於轉型時期的國家，而且中國也沒有能夠足以抗衡世俗皇權的宗教信仰及其教會組織。在這樣的歷史傳統中，近代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道路之曲折多難，也可以用著名改革派領袖的不斷夭折來表徵，從血灑菜市口的譚嗣同到遭到暗殺的宋教仁，中國在通向憲政民主之路上邁出的每一小步，皆伴有大曲折和傑出領袖的喋血。再看中共八十年多年的歷史，凡是在晚年與中共體制決裂且轉向自由民主的黨魁，也都是現實政治中的失敗者，從在孤獨中謝世的陳獨秀到在軟禁中離開的趙紫陽。這個令人扼腕惋惜的名單，甚至還可以加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和開明清廉的胡耀邦。
就現實而言，中國本來就欠發達的民間社會，在毛時代被絕對極權體制徹底掃蕩，「組織人」成為國人的第一身份。雖然，改革以來，經濟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觀念的多元化個人化，使民間社會有所恢復並逐漸壯大，但時至今日仍然只能算「半吊子民間社會」。加之中國沒有能夠凝聚民間的價值共識的宗教信仰，民間社會的發育就更為艱難。所以，在無法造就偉大的改革領袖的現實侷限中，民間社會的不發達無疑是重要的侷限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一個能夠造就薩哈羅夫或索爾仁尼琴的民間，相應地也會在體制內產生戈巴喬夫和葉利欽；而無法造就中國的薩哈羅夫或索爾仁尼琴的民間，也相應地很難產生體制內的中國的戈巴喬夫或葉利欽。
在此意義上，鑒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所限，中共黨內能夠出現紫陽這樣的政治領袖，在我看來已經屬於人格奇蹟了。
紫陽先生生前，他的自由被囚禁在六四大屠殺那一刻，自此以後的十五年來，他已經成為大陸民間所追求的自由中國的道義象徵；紫陽先生身後，趙公家人讓時鐘停擺在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七時零一分，這一刻，已經銘記在大陸民間的悼念中，載入中國人爭取自由的漫長歷史中。
紫陽精神及其事業在未來中國的實現，也只能在民間的努力之中。
二○○五年一月十九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開放雜誌2005年2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紫陽去世，當局不許悼念，民間自發悼念，這位知名老人的亡靈屬於民間。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最紅的一天，暴政露出其最野蠻的獸性，民間顯出其最高貴的人性。
自願選擇站在失敗者一邊
也是在那一天，時任中共黨魁的紫陽先生，以中共最高決策層中唯一反對暴政的政治道義，成就了中共掌權以來的歷任黨魁的最大異數：他從青年時代就加入中共，從基層起步達到中共官場的權力頂點，而在那一天他卻選擇了與中共決裂，站在和平抗議和要求民主的民間立場，而拋棄了暴力鎮壓和維持專制的官權立場。
自然地，在現實的力量對比之下，也就等於他自願選擇了與具有道義正當性的失敗者站在一起，而離開了臉上沾滿鮮血的實力派勝利者。六四之後，紫陽一直被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所軟禁，而且對他的限制之嚴格，遠遠超過對其他異見人士。然而，失去人身自由的紫陽，不但堅守八九時的反對軍管的道義立場，且公開表示出鮮明的支持自由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是烏托邦，西式的議會民主道路發展得比較成熟。紫陽說：「國家領導人和議員，如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
失去十五年自由的紫陽，已經屬於民間。再向前追溯，紫陽先生由中共黨魁一步步走向民間道義象徵的過程，清晰可見，其轉擇點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那一天，中共高層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軍事戒嚴。管鄧小平、李鵬、姚依林依然堅持軍管，開始持反對態度的楊尚昆、喬石改變了立場，胡啟立的態度也變得曖昧，只有紫陽一人堅持鮮明的反軍管的立場。至此，紫陽為了推進政治改革、實現官民和解與避免民眾流血，在體制內已經竭盡全力了。在太上皇「垂槍聽政」的人治制度環境下，在其他常委臨陣轉向的力量對比中，僅憑紫陽一人的堅持，根本無力改變鄧的鐵血政策。但紫陽先生的高貴在於：他沒有為保住烏紗帽而屈從於太上皇及其御用政治局的壓力，而是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也就等於主動選擇了與中共官場及其暴政的決裂，即人性與獸性的決裂。
隨即，紫陽被鄧小平剝奪權力，但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他不顧高層禁令，毅然親赴廣場。那一刻的紫陽，已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黨魁，而是擔心青年學生的生命與前途的長者，其憂心如焚的熱忱，淋漓盡致地表達在他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他流著淚向學生們致歉，也是向參與、支持、同情八九運動的民意致歉：「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至今讀來，仍然感人肺腑。
正如當年的學生領袖之一江棋生先生在《悲情悼紫陽》一文所言：「正是在那個夜晚，我從響徹人大校園的廣播聲中，聽到了紫陽先生反對用兵、堅持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理性主張，聽到了反腐敗先從他自家下手的真誠宣示。從那一刻起，我覺得與他的距離一下子縮近了，縮得很近很近。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一個無黨無派的學子，在做人良知和共同理念的燭照下，就這樣從心靈上走到了一起。」
曾被指控為六四「黑手」的著名異見人士王軍濤先生也對記者說：「八○年代的時候，我們與趙紫陽不是一個陣營的人，」但當紫陽親赴廣場向學生們道歉時，他的感受是：「我覺得，雖然來晚了，但是從那個時刻起，趙紫陽就與我們站在一起了。」
政治經濟雙改革的趙紫陽模式
如果說，八九運動之前的趙紫陽，從主政四川到主政全國，其執政方向一直符合社會進步的大勢所趨，特別是他出任總理和總書記之後，他致力於推動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並行不悖的改革。這種區別於「鄧小平模式」的「趙紫陽模式」，是最有可能把中國引向政經協調的健康發展之路。前蘇聯總統、共產極權制度的掘墓人戈爾巴喬在回憶錄中曾透露，一九八九年他訪華時與趙紫陽會面，兩人曾坦誠談到社會主義國家能否放棄一黨制、實行多黨制的想法。即便如此，當時的紫陽，也至多是中共黨內罕見的具有現代政治理念和寬容姿態的開明高官。
如果說，實施軍管之前的趙紫陽，從反對「四二六社論」到「亞銀會議」講話至開啟官民對話，他一直以寬容和理性的姿態，保護民間的反腐敗、促政改、爭民主的政治熱情，主張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以對話和協商等和平方式解決官民衝突。但以我當時的感受，同樣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的長期政治傳統和中共幾十年的特權地位，已經養成了執政者們居高臨下「父母官」的人格，即便開明、肯傾聽異見如趙紫陽者，也不習慣於放下「父母官」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態面對民意。所以，紫陽的姿態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官權恩賜。
那麼，在實行戒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在完全無望的現實條件下，紫陽以放棄最高權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來堅持自己的政治道義，從那一刻起，紫陽雖然還是中共黨員，但他在政治上已經與官方決裂，回歸到心向自由中國的民間。因為，在中共掌權五十年的歷史上，當官民之間發生重大衝突時，紫陽作為現任黨魁，居然公開拋棄官權立場而站在民間立場一邊，這種為義舍利的抉擇姿態乃前所未有。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江棋生先生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夜晚的感受，越來越代表著八九運動參與者的主流。
堅持不認錯的體制內高官很少
凡是獨裁社會向自由社會的轉型，在自下而上推動轉型的民間反對運動中，皆有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是從體制內走向體制外，他們或被迫或自覺地走向民間，中國的轉型當然也不例外。比如，八十年代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吳祖光、王若水等人，他們都曾經是中共黨員，在體制內的級別也都不低，但一場「反自由化運動」使他們與官方體制決裂。八九運動及其血腥屠殺，更使許多人退黨、離開體制而走向民間，有的變成持不同政見者，有的變成民間知識份子，有的變成民營老闆。據我有限的瞭解，當年與趙紫陽持相同立場且堅持「不認錯」的體制內高官，少之又少，只有時任政治局秘書的中央委員鮑彤先生，時任團中央常委、工委書記的張祖樺先生，時任天津市開發區主任的張煒先生（歡迎知情者提供更多的名字）。
所以，對紫陽先生之去世，官方的禁錮亡靈和民間的自發悼念，恰好從正反面凸現了紫陽精神及其事業的歸屬。
贏得了民間道義上的勝利
在後毛時代的中國，從六四冤魂到紫陽亡靈，一個不准公開悼念的政權是冷血的、虛弱的、可恥的，而一個敢於公開悼念的民間是熱血的、堅韌的、尊嚴的。
現政權如此驚恐地對待紫陽亡靈，非但不能證明其強大，反而凸現了現行制度的內在貧血，也凸現了唯利是圖的權貴們的內在虛弱。貧血的政權及其虛弱的權貴，可以掩蓋和歪曲歷史事實，不給紫陽以公正的評價；也可以逞政治強權的野蠻，壓制民間的自發悼念；曾經是紫陽部下的現任高官們，也可以為了官位及其既得利益，而出賣為官之德和起碼人性。但，紫陽先生在中共官場上的失敗，卻贏得了民間道義上的勝利，即便在強權高壓的恐怖之下，發自民間聲音仍然以其勇氣和良知表達著心底哀悼：
天安門母親的悼文象徵著草根民間的哀思，鮑彤先生對中共現政權的抗議代表了紫陽的忠誠部下的悲悼；
即便在極為狹窄的網路縫隙中，網民們也要想方設法地突破官方的封鎖，發表了數不清的詩文、跟貼和獻歌，為紫陽先生祈禱；
網上設立了多個紫陽紀念堂，為悼念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紫陽亡靈；更有民間的勇士把悼念的花圈帶到公共場所，也有人舉行了小型追思會。
從一月十八日開始，紫陽的家人宣布：北京燈市口西街富強胡同六號設置的靈堂向公眾開放，儘管當局戒備森嚴，但當天就有六十多批人次前往悼念。據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一月十九日說：已經有數千人前來弔唁，「前來弔唁的人中沒有政府官員，很多是不相識的，很多鄰居，很多普通的市民，我們很感動。」
在中共的恐怖政治失去效力的境外，對紫陽先生，一些國家的政要加入悼念，美國政府發言人更讚譽紫陽「在道義上英勇無畏」；民主派議員在議會內向紫陽致哀，港支聯在維園舉行悼念紫陽的燭光晚會，世界各地的華人也紛紛集會追思紫陽；港臺媒體給予高度評價，西方國家的媒體給予連續關注和報導評論，表達的是世界性的正義之聲對紫陽先生的尊敬。
在此意義上，國內民意的民心所向和世界潮流的大勢所趨，正在使中共的獨裁統治逐漸失效，官方無論採取多麼嚴厲的措施，製造多麼恐怖的氣氛，萬馬齊□的沉默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所以，官權的壓制和禁錮越要遺忘和抹殺紫陽，國內外的自由力量就越要記住和凸現紫陽。
在六四後的中國，紫陽精神及其事業，活在大陸民意的由衷懷念中，也活在國際輿論的高度尊敬裡，活在中國民間和世界性的爭取自由的偉大事業中。這一事業的正義性，早已經把屬於紫陽的歷史地位和政治榮譽還給了紫陽先生，而根本無需中共官方的恩賜性平反來給予。在民間自發力量的持續推動下，中國的改革也終將拋棄鄧小平的跛足模式而走上趙紫陽的雙足模式。
在紫陽先生的遺像前，民間燃起的點點燭火照亮漫漫黑暗，民間獻上的朵朵鮮花點綴祭奠的荒野。
中國專制傳統的漫長和強大
必須承認，六四後很少以公開發言來積極抗爭的紫陽，會讓敬重他的民意感到些許遺憾：身居黨魁高位的紫陽無法成就中國的戈巴契夫，下臺後被軟禁的紫陽也無力成為中國的葉利欽，而只能在禁錮中消極抗爭到黯然離世。然而，在我看來，這樣的悲劇，並不能全部歸之於紫陽本人，而主要是中國特定的歷史和現實所限。
就歷史而言，中國獨裁傳統的漫長、深厚和強大，超過世界上的所有處於轉型時期的國家，而且中國也沒有能夠足以抗衡世俗皇權的宗教信仰及其教會組織。在這樣的歷史傳統中，近代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道路之曲折多難，也可以用著名改革派領袖的不斷夭折來表徵，從血灑菜市口的譚嗣同到遭到暗殺的宋教仁，中國在通向憲政民主之路上邁出的每一小步，皆伴有大曲折和傑出領袖的喋血。再看中共八十年多年的歷史，凡是在晚年與中共體制決裂且轉向自由民主的黨魁，也都是現實政治中的失敗者，從在孤獨中謝世的陳獨秀到在軟禁中離開的趙紫陽。這個令人扼腕惋惜的名單，甚至還可以加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和開明清廉的胡耀邦。
就現實而言，中國本來就欠發達的民間社會，在毛時代被絕對極權體制徹底掃蕩，「組織人」成為國人的第一身份。雖然，改革以來，經濟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觀念的多元化個人化，使民間社會有所恢復並逐漸壯大，但時至今日仍然只能算「半吊子民間社會」。加之中國沒有能夠凝聚民間的價值共識的宗教信仰，民間社會的發育就更為艱難。所以，在無法造就偉大的改革領袖的現實侷限中，民間社會的不發達無疑是重要的侷限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一個能夠造就薩哈羅夫或索爾仁尼琴的民間，相應地也會在體制內產生戈巴喬夫和葉利欽；而無法造就中國的薩哈羅夫或索爾仁尼琴的民間，也相應地很難產生體制內的中國的戈巴喬夫或葉利欽。
在此意義上，鑒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所限，中共黨內能夠出現紫陽這樣的政治領袖，在我看來已經屬於人格奇蹟了。
紫陽先生生前，他的自由被囚禁在六四大屠殺那一刻，自此以後的十五年來，他已經成為大陸民間所追求的自由中國的道義象徵；紫陽先生身後，趙公家人讓時鐘停擺在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七時零一分，這一刻，已經銘記在大陸民間的悼念中，載入中國人爭取自由的漫長歷史中。
紫陽精神及其事業在未來中國的實現，也只能在民間的努力之中。
二○○五年一月十九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開放雜誌2005年2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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