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仁全：江澤民留下的頑疾中國(下)

壓在農民頭上的苛稅猛於虎
朱鎔基任期快結束時，感慨地發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的總結，而製造「三農」問題的罪魁禍首是江澤民，朱鎔基也脫
不了「幫凶」的干係。

首先，是沒有制約、缺少透明度的政策給地方官員以可乘之隙，農民負擔越加越重。江澤民執政的當初，農村的稅費由八十年代的七八種逐漸增加到三十多種，有些地區達五十項之多。在各種壓力下，村官只有在農民身上出氣，在農民身上巧取豪奪、橫徵暴斂。到二十世紀末期，各種捆綁式稅費強加於農民頭上，每畝田一年收入不到八百元人民幣，農藥種子要開支四五百元，但是苛捐雜稅就是三四百元，農民辛苦勞動一年，最後還入不敷出。由於負擔過重，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嚴重受到挫傷，很多農民放棄種田遠走他鄉打工謀生。一時間，在江浙及江南一帶，成片成片的良田荒蕪了。

三十幾種稅費，幾乎都是攤派型。縣一級政府組織將稅費任務連年遞增，一級一級組織進行攤派，最後按田畝、按人頭攤派到農民的頭上。除農業稅及「三提五統」外，農林特產稅、世界銀行還貸款、基本水費集資等十多種稅費都是按田畝攤派，屠宰稅、血防滅螺、鄉村公路集資等十多種稅費基本上都是按人頭攤派，龐大的地方官僚體制像蝗蟲一樣凶猛，靠吃稅費的機構及人員不斷膨脹。農村的經管站、財管站在公、檢、法的配合下，長年的中心任務就是在農民身上抽筋剝皮的收稅工作。在農民家裡牽豬趕羊、奪糧搶錢的事例屢見不鮮，交不出稅費，動輒就關人打人，一些村子雞犬不寧，一些農民只差賣兒賣女。

被透支的村級財政
胡溫當政後，首先解決的是「三農」問題。農民的負擔由原來的每畝田三四百元減少到現在的二十多元人民幣，減少了近二十倍，農民繁重的負擔問題解決了，但新的問題又出現──歷史遺留下的村級財政組織的債務。現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