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與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歷史命運

得悉趙紫陽與世長辭的噩耗，我欲哭無淚、感慨萬千。這篇急就的短文，所記錄的只是因趙公仙逝而觸發的對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悲運以及中國民主憲政轉型之坎坷的些許感想。就人世事功而言，在以一九八九那場政治風波為背景的較量中，趙紫陽的政治對手大獲全勝，結局是趙紫陽時運不濟、作為一位失敗者帶著淚水離開了政壇。然而，從歷史功名的角度看，趙紫陽守住自己的良知底線和民主法制的原則而不顧個人安危、不惜失去官位權柄的義舉，於舉手投足之間在全世界樹立了他那壯志未酬的仁賢君子的光輝形象，名垂千古；而他那麼些「勝利」了的政治對手，鼠目寸光地拚命爭一時而不顧百世，在歷史記錄中不過是千夫所指、遺臭萬年的姦邪小人。在趙公撤手人寰之後，中國民主憲政轉型似乎顯得更加任重道遠。當今入承大寶的新一代領導人，正面臨促進還是阻礙中國民主憲政轉型的歷史選擇。何去何從，當君子還是做小人，他們智商不低，理當能夠擇善而從。下文挂一漏萬，對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歷史命運作粗淺的反思，希望對人們的歷史選擇尚能多少有點補益。


一、 中共與自由民主的歷史淵源

歷史譜系一清二楚，共產主義運動是自由民主主義運動的接續，中外皆然。在歐洲，現代社會主義思想萌芽於十八世紀法國那場以自由民主主義為核心的啟蒙運動，社會主義在啟蒙運動的晚期作為這場運動的左翼出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 社會主義運動已在西方世界洶湧澎湃，並分解為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其它流派。而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興起的邏輯前提，是自由民主主義的實踐效果與很多人的理想相去甚遠。在那個年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看來，自由、民主、憲政、理性、平等、博愛等自由民主主義理念落實、外化到現實中，儘管掃除了封建等級特權和中世紀的思想與政治專制，並沒有真正帶來人的解放、特別是無產者的解放。因而他們認為，光是實現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還不足以帶來人的普遍解放和自由。要實現人的普遍解放和自由，必須將平等和民主等理念落實到經濟和社會等領域中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說社會主義學說是「18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更徹底的、進一步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6頁）

在中國，中共創黨兩巨頭陳獨秀、李大釗，本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和傑出的民主主義者。他們兩位在五四後期改宗共產主義，乃是根源於陰差陽錯的歷史際遇。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為了給辛亥革命補上一課應運而興。民初官僚軍閥的倒行逆施和帝制復辟的鬧劇，使陳獨秀、蔡元培等人認為，革命黨人「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換得假共和」的根本原因，在於專制思想、奴隸倫理、朦昧迷信還統治著國人的心靈。所以，他們千辛萬苦從西方請來「德先生」 (民主主義)和「賽先生」（科學理性），以促進國人實現「倫理的覺悟」，並藉此落實「真共和」 。由於早期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展現的主題，是以現代自由民主主義思想觀念攻擊中國傳統的專制朦昧思想觀念，與西方以前攻擊中世紀的專制朦昧思想觀念的狂飆如出一轍，因而被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或「中國的啟蒙運動」。豈料恰恰是在這個時候，西方文明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相互殘殺；戰後又恃強凌弱，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弱小國家進行殖民主義分贓，使部分中國啟蒙戰士在絕望中得出了「西方文明破產」的結論。他們當時無法將西方國家尊從不同原則的內政和外交分開，也沒有心境和能力去區分本來屬於完全不同領域的西方自由民主主義文明和西方列強在國際事務中的霸道行為。再加上取得「十月革命」勝利的俄國共產黨宣告「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向世人許諾了一個比「西方文明」美麗得多的社會主義天堂，那裡不再有壓迫和剝削，有的只是和平、自由、平等、富足和幸福。於是乎，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便張開雙臂緊緊擁抱了共產主義，並在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的直接支持下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他們當時確實虔誠地相信，他們可以「畢其功於一役」 ，通過一場革命來在中國同時實現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目標。此後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許多熱血青年，也都有過對自由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初戀。

問題在於，當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堅守自由民主主義的底線、通過議會民主的道路追求社會主義目標的時候，共產主義運動越來越遠地偏離了它的最初軌道。上文提到，共產主義運動初興之時，其邏輯前提是自由民主主義只足以構成人類解放和幸福的必要條件，而不是人類解放和幸福的充分條件。因而，要實現真正的人類解放和幸福，就需要社會主義的補充。然而，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共產黨的領袖和黨徒們，有意無意地忘記了社會主義本來只是自由民主主義的補充，沒有自由民主主義這一前提條件和基本平臺，社會主義或人類解放和幸福就無從談起。抽掉自由民主主義這一必要條件，抽掉自由民主主義這一基本平臺，人類歷史便只會掉回到專制主義傳統，或者發展出更為精緻、同時也更為殘酷的專制主義。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形成新的統治集團與既得利益集團，那是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始料莫及的事情，但他們鍤幼雜芍饕宄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