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晗的欺師篡史看其死有餘辜

如此近乎讚歌的感恩信發出幾十年後，一九六二年，吳晗兩次接受《北京日報》記者的採訪，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時，強調的是自學他這樣說：『胡適之做過我的老師，沒給過我什麼。我之有些知識，主要是靠自學。」這時的吳晗已把先前恩師說得一無是處，他的一切所為，已完全是「遵旨」而做了。

他聽說毛澤東要提倡學海瑞，便趕緊投其所好寫海瑞，哪知正如清代一些文臣給皇帝祝壽，效忠詞竟被誤認為有諷刺而掉腦袋，《海瑞罷官》終於因為受執政者的特殊需要而作了替罪羊，吳晗最終也走到始亂終棄的未途，自己和妻女都先後含冤而死了。這個在不少公開場合大談「紅太陽」如何對他的《朱元璋傳》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見的學者兼副市長，終於嘗到了他遵旨刪去朱元璋文字獄酷事的惡果。如果我們不含惡意，民間一句「自作自受」的俗話，也未必不能送於吳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