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驕傲地稱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有這稱呼各處都是家庭，無非人種黑白棕黃紅。這是我們心裏的歌。
現在有人說，那種感情是一個人年輕時幼稚單純的感情。我想，那其實不是一個人的，而是我們的民族的精英當時都處在那麼單純到透明的時代的感情啊！不止我們這些年輕人，我就見過足以做我的父輩的也和我們一樣！（謝老覺哉、李老六如、魯老佛如、錢老來蘇、董老必武……我是都見過。也認識的。）
到1982年，有一個去美留過學的中年人告訴我：他在美國見到幾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華人科學家，他們在美國的地位極高。其中一個科學家告訴他：「我是 『一二．九』，那時候的學生。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學校只是一個中等的學生，一點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嶄露頭角的，是那些當時參加運動投奔了革命的同學。如果他們不幹革命而來這裡學習，那成就不知要比我這類人高多少倍！」我間接地聽到了這位遠隔重洋的老同學的心裏話。他說的全是事實。我們這個革命隊伍裡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重大的事件，對世界革命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我能置身其中是很榮幸的。但在這場鬥爭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邊區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擊是「審查幹部」，後來改名「搶救運動」。
我第一次聽到「審查幹部」這個名詞是在綏德地委的院子裡。組織部長白治民按照中央的部署給我們作報告。我記得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我們自搬凳子，沐浴著陽光坐在空氣清新的大院裡，完全是一次機關裡的普通會議。白治民站在我們的面前。他說：「現在要審查幹部了。我們是黨員幹部，當然應該亮出自己的歷史來接受黨的審查。」我當時一聽就想：這是當然的，還有什麼疑問？我的一切歷史（極其簡單的歷史，一個想革命的學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來了。還要多詳細我就補充多詳細，那還有什麼說的？可是，接著他講的是：「如果黨懷疑我們是特務，是特務的，那就要如實交代，不允許任何不老實……」
天！審查幹部是在說幹部，怎麼扯到特務上去了？當時我還以為他是失口說錯了話，要不就是他沒把中央文件看清楚，這分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兩回事，怎麼攪在一起？
可是，轉眼之間運動就掀起來了。
當時我和我的愛人楊述在地委編《抗戰報》。領導上告訴我們，綏德師範學校發現特務窩，要我們即往報導。幾天內綏德師範就被封鎖了，門口站上了崗，不允許我們再進去。我們兩人本來都是在綏師教過書的，這裡竟有那麼多的特務，實在使我們震驚。當時只有埋怨自己政治嗅覺太遲鈍，敵我不分；只有一面趕緊接受階級教育，一面抓報導，天天連夜看材料。
開始時，那材料的輪廓大致是：綏德分區由共產黨接收時，有相當大一部分原國民黨的省立綏德師範的教師留下來工作。這批教師中有一個暗藏的特務系統，他們發展了一批學生特務，特務的範圍在綏德本地的師生中間。一下子，本地人都成為受懷疑的對象。我們到綏德師範去聽特務「坦白」會。在大禮堂裡，只見一個比桌子略高的學生上臺去坦白，自稱是「特務」。還記得一個叫白國璽的小青年上去說：是特務組織指示他，叫他在廁所牆上胡亂畫猥褻的畫。又一個學生說，他搞的「特務破壞」是用洗腳盆給大家打飯打菜……後來呢，「運動」越搞越深入，綏德師範的「整風領導小組」給我們交來了他們「深挖」出來的特務材料，讓我們登載。原來綏德師範還存在著特務美人計。領導人就是楊述所熟識的一個語文教師，隊員是許多女孩子。據說這些女學生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美人計」，三年級「春色隊」……當時真把我嚇了一跳，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我不認識那個被稱為「美人隊」的隊長，私下向另一個熟識的教師打聽，他說：「是個20歲的姑娘，喜歡說笑，哪裡想到她會是川島芳子！」可是那位被稱為「特務頭子」的語文教師欒丁生就在大會上講：「劉鍈（她的名字）走了，後來不大容易找到她這樣的特務女性……」
真的是特務女性啊！於是我們把一個女學生劉國秀寫的標題為《我的墮落史》的文章登了報。我是深信不疑的。而這樣的文章一登，後面來稿就越來越踴躍，越寫越奇。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12歲的、11歲的、10歲的，一直到發現出6歲的小特務！這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懷疑。直到有一次，我們報社新來了兩位年輕的文書，其中一個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報點名的小特務。我問她：「你弟弟怎麼會參加了特務組織啊？」對這樣的一個理應驚心動魄的問題，她只報以淡淡的一笑。她說：「他啊？你只要給他買些吃的，叫他說什麼他就說什麼！」
(思痛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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