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當我們討論到盲流時，我竭力在文峰面前掩飾自己的不安，但我知道，他一定看出來了。善解人意的文峰並沒有追問，這讓我更加不安。目送他離開花園酒店的咖啡廳，一直到他消失在外面的人群和夜色之中，我才微微喘了口氣。
他怎麼突然為盲流憂心忡忡，並且在這個我最想忘記的時候提出來？莫非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數？呵呵，自己哪裡還像一個老共產黨員，老無神論者！不過與自己如此相像的人在這個時候突然提出了盲流問題不能不讓我忐忑不安。我不是已經答應他要和他一起關心流動人口，同他分憂解難嗎？剛才還擊掌為約了。
不過我們能夠做些甚麼呢？恐怕一切都太晚了！
文峰不知道的是，我對盲流的情況瞭如指掌，我知道全國到底有多少盲流，甚至精確到萬位數字；我熟知全國流動人口的分布情況，並且可以準確預測出他們的流動趨勢；我還掌握幾乎每一個大中型城市的盲流數量以及他們的分布城區……，可是我卻在離開北京前，幾乎沒有接觸過一個盲流。退休後自己走出國家安全部西苑大院，特別是到南方來之後，舉目都是盲流，那時才開始親身接觸到一些盲流。他們都是充滿活力的活生生的生命，那時我就開始感覺到自己人生中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當年是我最先提出那個提議，當時，我心裏只有中華民族、祖國統一、我們的黨，我心裏甚至沒有自己，也沒有這些盲流。現在我才隱隱約約感到自己忽視了最重要的東西，可是到底是甚麼呢？我還有時間找出來嗎？
也許一切都晚了，我當初一提出那個建議，就應該想到，是我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我已經無法控制它了。這些年，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讓自己忘卻。
我原以為自己豐富多彩的一生中值得回憶的東西多不勝數，如果我能夠安心細細品味風雨一生中的輝煌和成功的話，那麼我根本沒有時間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失誤和錯誤。然而我哪裡會料到，活到七十多歲的今天，不但自己以前一直強壯的身體開始走下坡，而且我一直認為訓練有素的腦袋瓜也慢慢地不受控制。
這些日子，我開始覺得過去的輝煌在記憶中變得模糊，常常記不起自己不想忘記的，而那些自己曾努力想忘記的卻不時浮現在腦海之中。
我緩緩站起來離開咖啡廳，走兩步後回頭朝那個一直盯著我們聊天的漂亮女服務員笑著點點頭，她發現我突然朝她笑，先是一驚，隨後有些不好意思地揮揮手。我一直沒有看她一眼，但我知道她從頭到尾盯著我和小楊看。我老了，但幾十年的職業習慣不但沒有老，而且更加敏銳。
出到花園酒店外面，沉沉的夜幕和一陣陣熱浪立即包圍過來，我渾身打了個熱顫。我喜歡這種從涼颼颼的冷氣跨進熱浪之中，也喜歡從酷暑之中跳進冷氣之時的剎那感覺，讓我能夠品味人生的冷暖。我也喜歡在廣州夜幕低垂華燈初上的時候在街頭散步。從花園酒店順著環市東路慢慢溜踏到國家安全廳招待所大概需要半個小時，這之間要經過假日酒店以及附近閃耀著霓虹燈的酒吧，路上會被至少十幾個娼妓攔住去路，不過我不和她們搭話的，她們經常對無意嫖宿的路人冷嘲熱諷。我更多的是觀察路邊三五成群的民工。我觀察他們，但我從不盯著他們看；他們對於路過這裡的我倒是盯著看，可我感覺不到他們的目光。
最近我總是感覺到有些躲在角落的目光射向我。我雖然沒有看見那些盯著我的眼睛，但我感覺到了那些目光。五十五年的職業習慣已經融進我的血液裡。
不過五十五年已經結束了，雖然記憶讓我無法劃上一個完整的句號，但我想過另外一種生活，哪怕幾年，幾個月或者幾天也好，我的時間不多了。你們如果願意盯，就盯吧。
五十五年，風雨倉皇的五十五年……
那天早上，眼睛有些紅腫的父親小聲對我說，你不用上學了，收拾一下你捨不得丟下的東西，「我們回家去！」我沒有聽懂，站在那裡呆呆地看著父親。這不是我們的家嗎？雖然位於紐約貧民窟的這兩房小公寓不盡人意，但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們不是一直以此為家嗎？我當時已經17歲，我不會聽錯父親的話，我只是聽不懂。
父親臉上難以掩飾興奮之情，對我擠了擠眼，又輕聲但加重語氣說：「我們要回到真正屬於我們，也是我們歸屬的那個家！」
父親不便再進一步解釋，他害怕隔牆有耳。從父親那一兩個月的舉止來看，我知道我們這次要永遠離開美國了。雖然生活在美國紐約，但父母卻是完全用中國的教育方式把我養大。我當然知道，無論在父親的口中還是心中，我們真正的家只有一個：地球那一邊的中國。
對於父親，我們居住的房子不能稱為家，一家人住在一起也不能算是家，這個城市這個地區更加不是家。在父親的口裡，中國才是我們的家。地球那邊的家雖然太遙遠，但我知道這些年，父親一直把那個家裝在他心裏，所以就連我這個已經成為紐約客的年輕人，也時時感覺到那個叫中國的家離我很近。現在父親就是要領我回去太平洋那邊的家，也是回到他心裏的那個家。
我說：「爸爸，要回到那個心中的老家，我現在就可以走，沒有甚麼捨不得丟下的東西。」
當時是1950年。父親按照周恩來總理的親筆命令，成功轉移了35位在美國的華人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返回新中國。父親在安排一位後來成為中國原子彈主要設計者的科學家離開美國時，聯邦調查局產生了懷疑。組織上為了我們一家人的安全，決定撤回父親。我當時不知道的是，父親接到這個密令後，激動得夜不能眠，偷偷哭得眼睛都紅腫了。
一家人輾轉到舊金山，幾乎花光了所有的家產才搭上前往香港的郵船。顛簸的航程有一半時間父親嘔吐不止，不過這也沒有影響他用另外一半時間對我嘮嘮叨叨不停。父親每一句話裡都少不了「中國」兩個字，從中國歷史到中國人民，從中國人民到中國共產黨，父親實在是太興奮，他忘記了那一個多月在船上告訴我的事情都是在我十七年的生活中他已經講述過好幾百遍的。然而，那次是唯一一次他在講述的過程中不需要掩飾自己的感情，我至今還清清楚楚地記得父親從喜馬拉雅山講到一望無際的內蒙古大草原、從海南的天涯海角講到東北的林海雪原時那栩栩如生的充滿憧憬和自豪的表情。
全家人在香港下船後，本來計畫住一個晚上。但父親歸心似箭，帶著母親和我當天匆匆趕到了鄰近深圳的羅湖口岸。
羅湖橋！那條當時連接英殖民地香港和祖國大陸深圳的羅湖橋上面由於鋪了一層鐵皮，我們雖然邁著疲憊的步子，仍然敲出了急促的「咚咚咚」的腳步聲。那聲音直到五十五年後的今天仍然不時在我腦海裡縈繞。前幾年聽說舊的羅湖橋拆掉了，想必新的羅湖橋再也不會發出那種聲音。不過那聲音已經永遠留存在我腦海裡。
父親肯定沒有聽到我們在羅湖橋上敲出的腳步聲，因為他大概只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吧。過了羅湖橋，我們聽到鑼鼓喧天，原來當時由於經常有海外華人華僑從羅湖橋回到祖國的懷抱，周總理指示廣東省政府在羅湖橋設立鑼鼓宣傳隊，歡迎背井離鄉的海外遊子回來參加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當時已經有組織上的人在口岸等我們。看到廣東省政府的同志手捧鮮花朝我們走來，聽著陣陣象徵著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的鑼鼓聲，我心潮澎湃，激動萬分。我也為父親高興，不過這時我一側頭，卻沒有看到父親。
原來父親一跨過羅湖橋，就全身伏在地上，用自己的嘴巴親吻著這塊讓他朝思暮想的土地，這塊一直裝在他心中的土地！
廣東來迎接我們的同志一點也沒有表示出驚奇，靜靜等著熱淚盈眶的父親慢慢平靜下來。後來他們才告訴我，那幾年經過羅湖返回祖國的海外華人有一半是在一踏上深圳的土地就伏地親吻或者長跪不起的。
正是父親那個動作，正是父親那個表情，也正是父親那顆赤子之心，伴隨了我一生，影響了我一生，決定了我一生。在後來風雨倉皇的半個世紀裡，我有過彷徨，有過迷茫，也經歷過痛苦和絕望，但都是父親那匍匐在土地上的高大形象讓我挺過來。
父親在1958年帶領一隊特工人員潛伏到金門收集炮轟後相關數據和情報時被國民黨軍隊抓獲後殺害。我回國後繼續學習，大學畢業後，進到情報部門加入對美情報。半個世紀過去了，父親的樣子漸漸模糊，唯獨那一天，我們跨過羅湖橋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五十五年，彈指一揮間！
從調查部到國家安全部，我生活在神秘的幾乎是與世隔絕的世界裡，三年自然災害離北京西苑是那麼遙遠，我們情報人員在最困難的時期都有充足的供應，後來聽說餓死了幾千萬，但那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個數字，就像我們每天分析的那些情報數據；文化大革命，我們情報部門和軍隊一樣受衝擊最少，聽說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幾百萬人受迫害致死，但那仍然是主要發生在西苑高牆外面的；而且後來也撥亂反正了，中國經濟建設在鄧小平和江澤民的領導下高速發展，雖然也聽說有工人下崗和農民受苦，然而這和國家安全部關係不大，中國要養精蓄銳，中國要和平崛起，必須不斷擴大情報機關的編製，增加情報活動的經費。所以工人在失業，農民在受苦，國家安全隊伍卻日益擴大，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生活在西苑情報部門的高牆內，我的心思全部花在營建海外情報網、派遣情工和發展情報關係上，與高牆外的中國相比，我更加瞭解莫斯科紅場上發生的事件，也更有興趣觀察華盛頓的一舉一動。
從普通幹部到科長，又從科長到局長，我把全部身心獻給了黨和國家的情報事業。我每天想著如何挑選特工，如何培訓，如何派遣，我也研究如何有效收集情報，收集情報後如何最好的分析情報，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何在祖國從獨立走向繁榮，從繁榮走向富強的過程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如何做好黨的順風耳，國家的千里眼。我沒有時間考慮個人的事情，更沒有時間胡思亂想。直到後來有一天，從二十二歲就嫁給我，伴我走過半個世紀，當時已經是滿頭白髮的老伴對我說：「你大概不會思想！」我才悚然動容，我不是不會思想，我只是太用心太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也許只是忘記了如何去思想。
我當時看著老伴，笑著說：「哦，那你說說我們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
老伴滿面皺紋地笑著說：「早上我們去上班，晚上我們回到家，吃完晚飯，我們在西苑裡散散步，回來後你繼續看文件工作……，我們就是這樣生活的，或者說，我們就是這樣工作的。」
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生活的，或者說就是這樣工作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沒有時間干其他的，沒有時間想其他的。這些年就是這樣過來的，不過那次我安慰老伴說，等退休了，我們就可以享受只屬於我們兩人的晚年了。
於是先退休的老伴就默默地看著我工作、默默地在我身邊等著那一天的到來。等我最後超齡退下來，老伴已經默默離開了這個世界，孩子也不知道在甚麼時候已經在美國定居，只剩下孤零零的我。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一天，老伴陪著兒子進入我的書房，說找我商量件事，她說兒子一家打算到美國去求學，但由於年紀不小了，辦起來不容易。兒子知道我是在美國出生的，想利用這個關係辦理到美國的簽證。老伴雖然甚麼話也沒有說，但我看得出來，她是想讓我幫助孩子到美國的，她知道我當時手裡主管著至少兩百家在美國的中資公司，只要我簽個名字，甚麼樣的美國簽證都可以辦到。
我當場拒絕了，告訴他們，我的父母到美國是組織派遣的，回來時是撤退，為了保密，這些舊帳都不宜再翻。如果兒子要去美國，應該自己想辦法辦理。後來我私下又告訴老伴，不管人家怎麼做，我絕對不會利用派遣間諜的特權讓孩子到美國去。聽了我的話，他們母子倆就自己去想辦法。半年後，我有一次問兒子辦理到美國留學的情況如何。
兒子的話讓我震驚。他說：太難了，我已經連續一個星期在美國使館門口通宵達旦地排號，可是還沒有輪到。輪到我還不知道是否可以通過。
「有甚麼通不過的，不就是留學嗎？」我冷冷地問。
「你哪裡知道，我是去留學，可也得美國人相信呀。在他們看來，我們中國學生都是想移民的。」兒子說，「不過現在想移民的也太多了。」
我聽後很不舒服，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又是甚麼時候出現的，我是真不知道，還是其實已經知道，只是假裝不知道，又或者不願意想這件事？我想起了自己和父母一起跨過羅湖橋的情景，耳邊又迴響著那急促的「咚咚咚」的聲音。
兒子後來幾經周折，終於獲得了簽證，前往美國波士頓留學。我沒有能力幫助他們，他們生活一開始過得很艱難。老伴一直為此事惴惴不安。好在孩子有出息，畢業後就獲得了綠卡，幾年後已經開始自己創業。後來打電話告訴我們，他們要申請美國國籍了，他們一家人會在美國住下去，孩子聲音裡透露出的興奮讓我沉默不語，孩子大概也感覺到，最後說：「爸爸，來到美國後，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以前在國內整天就是政治，特別是和你這樣的父親在一起，你都快讓我們成為政治動物了。除了政治、民族和國家，我發現無論是媽媽還是我，都在你心裏找不到位置。為了換一種生活，我選擇離開中國。到了美國，我們果然找到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在這裡我們活得很輕鬆，也許這裡不是我們的國家，也沒有我們的民族，所以我們不為國家民族在生活，我們只為自己生活，在這裡，我們不用擔心政治錯誤和政治迫害，也活得很自由，如果我現在回國，一定不適應了。我喜歡這裡，我們一家人都喜歡這裡。我覺得辦理來美簽證時所受的辛苦和氣都值得。如果有甚麼遺憾的話，那就是我快三十了才過來美國，如果能夠早一些，生活會更加美好的。我甚至想，爸爸當初為甚麼要回國，如果一直在美國，那會是怎麼樣的一種生活？爸爸，你多次告訴我，五十年前你從美國回到中國，從此你找到了生命的意義，五十年後的今天，我離開中國來到美國，同樣找到了我生命的意義。」
那天我氣憤地摔下電話後，老伴過來安慰我好久。她說得也有道理，這孩子從小就缺乏和我的溝通，長大了，他有權力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是我不喜歡他說我回來錯了之類的話。我回來錯了嗎？雖然我有很多彷徨，而且後來從工作中接觸的機密材料上得知，建國初期匆匆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老華人華僑，有超過半數的在後來歷次政治運動中非死即傷。另外的一半也大多精神受到創傷，一蹶不振。可是我卻從來沒有認為回來錯了，而且，也從來沒有後悔過。
所謂後悔是如果時光倒流的話，你可以有另外一種選擇。可是對於我，我有另外的選擇嗎？如果再讓我選擇一遍，我會選擇其它的路嗎？不，我沒有選擇，也不想選擇其它，所以我至死都不會後悔。
我不會後悔，但卻會痛苦。聽到孩子這樣說，每當我獨自一人時，就會陷入沉思，這種沉思讓我痛苦。雖然我一直在北京西苑高牆內，但過去半個世紀，我卻是站在保衛共和國的最前沿陣地上。我所做的一切，那些讓我廢寢忘食讓我公而忘私的工作都是為了保衛共和國，捍衛黨和人民的利益。而且我到今天也堅信，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只是我工作太忙，我忽視了去瞭解共和國，忘記了去瞭解黨，更沒有時間去瞭解人民到底怎麼樣了？！
前幾年受到國家安全部許部長的最後一次委託，到南方瞭解發放香港單程證件的情況。由於中國最大的貪污犯賴昌星是通過從共和國情報機構購買的單程證到香港的，中央領導人非常震驚，下令徹查。香港單程證件一直由我公安機關掌握髮放，主要發放給中港聯姻或者子女團聚的大陸人到香港定居。但由於長期以來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成為對華情報和反情報的前沿陣地，為了加強這個陣地的力量，中央決定從我單方面簽發到港單程證件中撥出少量分發給各情報機關，方便我情報人員赴港定居開展情報工作。僅僅改革開放以來，軍隊和國家安全部通過這種手段派遣到香港的「情工」前後多達數萬名，但是身在北京的我從來沒有看到這些人報回甚麼有意義的情報。但直到賴昌星事件的曝光才引起北京高層的重視。
我到廣東後不久才知道，目前被各情報機關掌握的赴港單程證件竟然早就在市場上被明碼標價，已經達到150萬元。這個本來作為情報人員派遣的證件被有些不法情報幹部賣來賣去，確實讓人痛心，而更讓我心痛的是，購買那些單程證的大多是不明不白髮達了，心中有鬼想提前找好後路的貪官污吏們。而對於普通的南方民眾來說，香港早就是自由富裕民主之地，是大家嚮往的地方，大多以過去旅遊一趟為榮。這些讓我寢食難安。讓我難過的是羅湖橋已經成為國人跨向美好生活，追求自由的橋樑。這還是五十多年前我和父親一起跨過的那座鐵皮橋，橋那邊還是五十多年前父親連一個晚上都不願意停留的香港嗎？
這兩件事給我很大的衝擊。其實，作為情報首長，我經常出國，就是美國在沒有要求打指紋前，也去過好幾次。只是帶著工作任務到西方時，我從來不想這些事，或者說我從來不從這個角度想問題。
我當然看到實行了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日新月異，人民徹底脫離了政治迫害和政治壓迫的災難，我也看到五十年前不比中國大城市強的香港在英國人的統治下繁榮昌盛起來。唉，我的心情誰願意理解呀，又有誰能夠理解呢？這些我只是偶爾向文峰傾訴過。
有一次他問我：「周伯伯，您後悔嗎？」
我反問他：「後悔甚麼？」
小楊笑笑：「您知道我問甚麼！」
我當然知道，文峰不是問我是否對當初回國後悔，而是問我是否對自己五十多年的人生後悔！於是我就慢慢告訴他。
你知道五十年前的美國是甚麼樣子嗎？你當然知道，因為美國有那麼多文學和歷史書籍。不過我是問，你知道五十年前的美國在我眼裡是甚麼樣子嗎？那時作為華人的感覺又是怎樣的？那時美國的歷史是白人寫的，但你不要忘記我們不是白人。所以當你看西方的歷史的時候，最好想像一下當時的華人是怎麼生活在那段歷史裡的。你們這一代年輕人每每讀到美國憲法，特別是讀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字句時就忍不住對憲法起草人傑弗遜讚不絕口，可是你們忘記了，當時傑弗遜擁有一百多名黑人奴隸。如果你是活在那時的黑人，那句「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還能讓你激動嗎？
我們華人當時在美國的地位並不比黑人高多少。如果說到黑人，你也可以從書上瞭解到他們當時生活的狀況和地位。他們不能和白人同乘公共汽車，不能進同樣的餐廳，不能……，他們只能幹粗活髒活沒有人幹的活。這就是那個兩百年前就制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國。換句話說，雖然我們在那裡可能可以多賺點錢，但我們卻不是他們所說的「人人生而平等」中的那些 「人」！
可是文峰，你再想一想1950年的中國是個甚麼樣子，我想你沒有經歷過但一定聽說過。那時中國在經受百年外辱和內亂之後，建立了主張人人平等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雖然物質條件差一點，可是1950年的時候，誰敢否認，那個靠農民起義、靠無數農民子弟兵的生命和鮮血奪取了政權的毛主席和共產黨建立的國家，那個實行公有制、主張天下為公的國家，那個人人平等，廢除剝削和剝削制度的國家不是世界上最有前途最美好的國家嗎！特別是對我們這些漂泊在外受盡欺凌和污辱的華人華僑，新中國就是我們心中的天堂。
唉，這半個世紀彈指一揮間，我都彷彿還活在半個世紀前的衝動之中，我甚至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世界在變化，中國也在發展。然而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好像中國和世界都沒有按照我們當時看到的軌道發展變化下去。今天的中國貧富懸殊大，廣大農民仍然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工人下崗農民流浪，貪污腐敗全世界排名遙遙領先；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絕跡的異議份子在我們國家還越來越多──到底是怎麼了？！
再看看美國和西方，當初的惡魔，當初歧視華人的國家如今成了中國年輕人嚮往的樂土。自由平等逐漸深入到每一個層次，每一個種族。有時我出差到西方和美國，就在路上邊走邊琢磨：這就是五十年前我離開的國家嗎？是甚麼東西讓他們這五十年逐漸自我完善？又是甚麼東西讓我們國家從當初那充滿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演變到今天這不倫不類的怪胎？
我不是後悔，只是搞不懂。這些年我一直以為自己是這個世界上最明白的人，我派遣的情報人員深入到美國和西方各個領域各個角落，他們每天都向我報回有價值的情報。我不但知道美國領導人當面講甚麼，也知道他們在背地策劃甚麼，而且我甚至通過情報瞭解到他們在想甚麼。可是我就是不願意相信也搞不明白，這樣一幫人怎麼就把他們的國家搞得越來越好，而我們……，我們畢竟是出現過偉人孫中山，李大釗，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國家，再看看我們的國家。
我曾經有機會到德國和日本去參觀訪問。到那裡後，我看到彬彬有禮的德國人和點頭哈腰的日本人一個個西裝革履和藹可親，我就納悶：僅僅幾十年前，就是這幫人的父輩把猶太人的人皮剝下來做成人皮燈罩，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是甚麼東西讓他們脫胎換骨呢？我在這兩個國家駐留期間，晚上到街道上散步，月明星稀，清風徐徐，本來應該心情輕鬆，但我卻感到一種沈重。這兩個國家的治安都很好，犯罪率遠遠低於中國。小楊，你知不知道，這些年我在廣州都不敢晚上出門，我被偷被搶了不下十次。現在我出去散步身上都固定帶一個假錢包，裡面放二十塊錢。我們國家到底怎麼了？我真想不通呀！
也許不是想不通，而是我從來沒有去想。就像去世的老伴說的，也許我已經不會思考了。可是半個世紀中光是經過我的手送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桌子上的情報資料就足足可以堆滿三間房子，那些還不是一般的資料，而是為國家的決策者提供信息提供依據的。我為此自豪！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黨，獻給了國家，獻給了黨和國家的情報事業。在我的一生中，我每時每刻都在思考民族和國家、黨和黨的情報事業，我沒有時間考慮其它的，我也不想考慮其它的。在這樣崇高的獻身於黨和國家的情報事業面前，其他的一切還有甚麼意義嗎？
我不是沒有感覺到生活中好像缺少了點甚麼，生命中少了點甚麼！可是缺少了甚麼呢？
伴隨了我走過半個世紀的老伴總是那麼默默陪伴著我工作，這讓我想當然地認為她永遠都會在我的身邊。直到那一天醫生「命令」我立即趕到醫院時，我才知道老伴走到了人生的盡頭。我催促醫生快點說，我心裏著急呀，美國剛剛轟炸了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我國家安全部三個技術人員和兩個情報幹部受傷，我們不知道美國下一步幹什麼，中華民族面臨著考驗……，醫生表情奇怪地看著我，冷冰冰地打斷我說：「病人肝死已經到了末期，如果在一個星期內不能實行肝臟移植手術的話，我們就回天乏力了！」
甚麼？我的頭嗡地一聲，一屁股坐在凳子上。醫生用毫無感情地聲音解釋道:按說，這個年紀的病人不應該再作肝臟移植手術，但根據具體情況，也就是病人的身體狀況，我們認為如果你老伴可以成功完成肝臟移植手術的話，至少還有兩到三年的時間可以活著。
美國轟炸大使館是誤聒□O肆意挑釁？使館代表一個國家的國土，如果是有目的的轟炸，那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來受到的最大的挑釁！黨和國家領導人正在等著我們的情報去作生死攸關的決策。我心裏亂極了，我說：那就趕快做手術吧！我的時間很緊。
醫生橫了我一眼沒好氣地說：我的時間也很緊，不過你妻子的時間更緊！看到我的樣子，醫生才稍微耐心一點地解釋道：不是那麼容易，目前北京屍肝捐獻大概一年只有三十具，但現在在各大醫院等待著屍肝救命的至少已有三百人，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半患者是排隊超過半年的。考慮到你老伴的年紀和她在單位的級別待遇，她沒有可能等到救命的屍肝。
如何成功掩護我使館中受傷的同志返回北京而不暴露他們真正的身份，同時又可以讓他們負傷的血淋淋鏡頭傳遍全世界而不引起西方情報機關的懷疑，已經不僅僅是關係到情報工作的事，而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尊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格，在處理過程中，我絕對不能有半點的差錯。我皺著眉頭問：那麼就做活肝移植吧！
醫生說：我們的活肝移植表面是靠其他人士捐獻自己的肝臟，但其實都是黑市裡私下買賣的。例如有些人為了供養孩子讀大學而偷偷去賣腎賣肝等，我們醫院只管移植手術，至於捐肝和肝的來源，得你們自己去搞。你可以到黑市去看一下，估計要20到30萬人民幣。
自己早上才剛剛探望過受傷同志的在京家屬，得把他們好好安排好，他們的丈夫兒子都是祖國的英雄，而且是無名英雄，不能讓他們有後顧之憂。我對醫生說：你說甚麼？到黑市去買賣人體器官，你以為這是在甚麼國家？人體器官也可以買賣的嗎？
醫生奇怪地看著我，轉身想走，我急了，攔住他。「一定褂斜鸕陌旆ǎ 蔽掖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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