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仁全：民願與民怨

挑夫余繼奎只是一個普遍的打工者，他靠雙肩的勞動掙一點小錢養家餬口，走在路上碰上路邊行人、弄髒行人的衣服也決不是有意的，他的身份雖然是低等的挑夫，但他是一個「人」，他有他的人格及尊嚴，那個打他耳光的女人曾慶容及自稱是國土局局長的胡權宗，他們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人」，他們眼裡沒有低賤的余繼奎的尊嚴，所以這是爆發矛盾的起因。

幾萬人與一個挑夫非親非故，為一個挑夫抱打不平那是為了甚麼？那是他們有太多的怨氣，有太多的不平無處發泄。一個挑夫被打、甚至是被打斷腿，這在中國是極平常的事，實際上中國的民眾願望很簡單、樸實：只要司法公正、地方官員為他們主持正義，將打人的人繩之以法，問題就解決了，但為甚麼爆發了幾萬人響應及抗議示威呢？那是因為社會不公的矛盾已轉化為仇恨型社會矛盾，弱者的吶喊一直是脆弱的，他們不再相信司法的公正，不再相信官員們能為他們「打抱不平」，百姓的普遍願望已發展成為民怨。民願已變成民怨的因為，民怨已成了乾柴烈火，一點就燃。最後發展成為可怕的暴力衝突。

官逼民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每個朝代的腐敗沒落都離不開民眾的暴力革命，最初的暴力運動都是沒有組織、沒有目標的個人抗爭運動，但是，一旦這種沒有組織、沒有目標的抗爭運動自發的、波瀾壯闊地興起，就會產生許多民族領袖來，中國目前的暴力運動雖然沒有形成氣候，但是，已充分顯示出具有代表性的特點。其一，農民為土地而爭的維權運動已演變為原始的暴力運動，在將近五年時間裏，以土地為本的中國農民，而對土地被圈，資源被強佔，一部分官員肥了，一部分投機者成了富豪，而失地的農民沒有得到真正的實惠。一些農民由匿名舉報、申訴、打官司上升到圍攻地方政府、圍攻司法機關的大規模抗爭運動，在將近五年時間裏，筆者初步統計了一下，全國農民控告土地被地方官員廉價出賣、地方官員中飽私囊而激起的民憤、抗議浪潮達一千餘起，最近的一起是八月一日的「鄭州風暴」。鄭州市師家河村村幹部強行賣地，把賣地四千多萬元所得中飽私囊，村民的人均耕地越來越少，引發群眾不滿，多次逐級上訪無效。在上訪過程中還發生了一起車禍，造成1死6傷，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慰問，群眾揚言要告到中央，卻遭到政府武力壓制。7月31號凌晨兩點多鐘，數百名防暴警察乘數十輛警車包圍村莊，要抓捕上訪的帶頭人。村民與村長矛盾日漸尖銳，多次到上級機構上訪，均不得要領。當局得悉村民意圖後，出動防暴警察企圖用武力阻止上訪，釀成流血衝突。村民在睡夢中被驚醒，組成人牆與警方對峙，阻止警察抓人。雙方迅速爆發大規模衝突，防暴警察以霰彈槍、催淚彈、電棒等武器對付村民，衝突中造成三十多名村民中彈，其中六人重傷，四人被捕。受傷村民被送入鄭州市中心醫院搶救，部分輕傷村民敷藥後出院，六名失血過多村民仍然留院。

其二，工人們為生存出路而爭的維權運動已蛻化為瘋狂的暴力運動。在所謂的企業改制浪潮中，企業被地方官員變戲法兒地賣掉了，買工廠的老闆更富了，成了更大的富豪，成了紅色資本家，他們自然要吸收新的「血液」──招收更年輕、更廉價的工人。曾經是企業的「主人」的老工人們，像是被擠完了的牙膏，被無情地踢出企業的門外，地方政府所謂的買斷「工齡」的政策是對工人的又一次愚弄，幹了幾十年的工人，在很多地方被「賣」的金額還不如一頭驢、一匹馬的價錢，於是，各種方式的抗爭自發地形成了，最著名的鐵嶺、遼陽、大慶及前不久深圳數萬名工人都是採取和平的方式進行抗爭，但這些和平的抗爭幾乎不同程度地與警察發生了暴力衝突，當地政府組織以抓逋工運領袖而平息事端，一些地區零星的暴力衝突更是層出不窮，各地工人堵塞工廠大門、堵塞地方政府大門、堵塞交通要道的現象已成了家長便飯，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權益得不到保護的農民、工人對社會的矛盾轉化為對富豪、對官僚的仇恨、對地方政府的憤怒，這種愈演愈烈的矛盾，已遠遠超過毛澤東時代所描繪的，對資本家、對軍閥的階級仇、民族恨。

北京天安門、國務院、中組部等地的門前，發生一起又一起的自焚事件、自殺事件、跳樓事件已不單純的是「個案」了，這些民眾多數都是房屋撤遷得不到富豪們公正的補償、打工後老闆不給工錢，在無處投拆的情況下，在冤屈得不到申張的情況下，選擇了結束生命來抗議制度之惡，司法之惡。

「挑夫事件」集中反映了中國社會矛盾的嚴重性，突出性，「仇富」現象日趨凸現的同時，就是官逼民反的誘因，「殺富濟貧」、打砸、攻擊政府的歷史事件是中國最殘暴的歷史，如果當權者不希望這個現象重演的話，就應該從腐敗、落後的政治體制中進行反省，從獨裁專制的制度中走出來，其它的方法都是徒勞。

2004年10月21日

(大紀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