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國標專訪——不准教書不言悔

焦國標新學年被剝奪給學生上課的權利,悲憤難言,但不後悔今年初抨擊中宣部之舉,並堅信中國人的思想言論自由,總有一天和今日婚姻自由一樣,不再受到黨政領導的掌控。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撰寫的《討伐中宣部》,在網際網路和境外媒體上廣為流傳,激起巨大反響。半年過去了,正當人們為當局至今沒有對焦國標採取措施而慶幸「寬容」之際,不幸消息竟接踵而至。九月十七日,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一位領導告訴焦國標,碩士研究生指導老師名冊上,他的名字已被除去。焦國標問:「為什麼被除名?」那位領導回答:「這是上面的意思,我們只是通知你而已。」這此之前,即九月二日,學院另一位領導通知焦國標,他任教的《對外傳播學》,新學期不要他再上課教學了。這是上學期就排好的課,由焦國標任教,每週三節課,二十名學生。焦國標問:「為什麼被停課?」這位領導回答說:「這是有關方面的精神。」

十七日,即被除名的當晚,心情沈重的焦國標獨自騎自行車,繞著北大未名湖緩緩轉了一圈,他說:「當時,對著湖水夜色,我全身湧起哭的感覺,真想流淚啊,那一種昏天黑地的感覺。就像李白詩『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路難行》),大道像青天那樣四通八達,但唯獨我沒路可走。回到家看電視,什麼都看不進去,拿著遙控器,一個一個轉臺。」九月二十七日,焦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專訪。以下是訪談摘要:

剛接到通知時,你是怎麼想的?

我一直想問校方:為什麼停課,為什麼除名?停課多少日子,除名何時恢復?是停課一學期,還是永久?我知道那兩位領導不是決策人,說不出什麼理由,他倆始終對我不錯的。但應當給我一個說法,我究竟錯在哪兒?有錯應該停課,但得有個理由,不作說明,不說我對還是錯,是不尊重我,起碼是對我不禮貌。作為北京大學的一名教師,對我自己的命運應該有知情權。錯了,錯在哪兒;判刑,該判幾年。否則,我不就成了軟體動物,任由拿捏嗎?這在程序上有很大缺陷。

你家人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我沒有把這些情況立即告訴家人,也瞞著朋友和學生。朋友路上遇見我,還問我最近怎麼樣,我都回答:還行,正忙著呢。我不知道學校老師怎麼看我,學生又怎麼看我。但這樣的決定,對我心理影響很大,那些天我很痛苦。

你寫了《討伐中宣部》,遭如此處置,後悔嗎?

沒有什麼可後悔的,自己做的事要由自己承擔。《討伐中宣部》如此傳播廣泛,當時是陰差陽錯的感覺。其實,寫出初稿後,我是傳給一位朋友看看的,讓他從不同角度作些切磋,我再作些修改,沒想到一下就傳開了。

那只是初稿?原想要修改的?

對,現在看,從表達方式上,整篇文章確實有可以磨合的地方。時代發展到今天,要表達不同的聲音,也還得有紳士風度,我的風度還不夠好,有些提法,有些用詞,可以修改得更完善。但文章所表達的觀點,我至今堅持。

今後還會寫這類時政文章?

我還是要寫,表達自己的看法。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要辦成世界一流大學,但目前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距離目標太遠,至少相距一千年。現在這樣的狀態,人文科學許多方面,還是一千年前歐洲中世紀水平,是大學與教會之間撕扯得很麻煩的年代,中國現在也是大學受意識形態控制的狀態。教學、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空間還很小。中國應該看到這一問題。

據說你對校方有過兩個承諾?

我原先對學校院長和書記答應不接受境外記者採訪,不再寫時評文章。我確實作過承諾。但我再細想想,覺得這兩條都與憲法精神不合,是違憲的承諾。我非常抱歉地對他們說,我突破了這一協議。我對領導的承諾是個人性的,當然也應該遵守,但這承諾骶觸了憲法,因此是無效的,即使是一般法律與憲法違背,也是無效的。因此,我會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也還會寫一些時政類的文章。

你的精神力量來自哪些方面?

有幾個來源。第一,人的文明是有規律的,何時昌何時亡,很難講,但必然是浩浩蕩蕩的。社會人類文明是矢箭頭方向的,不是渾沌而無方向的,我的一些做法是合箭頭方向的。

第二,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不斷發展,它是「量」的一部分,我相信社會往文明方向走。第三,我對北京大學還是信任的,它給了我力量,它的歷史是與時代方向相吻合的,有時確實也有不吻合的,但總體上它的優秀傳統,與文明保持同步的傳統,還是比別的學校強烈得多。

還有,就是我對是非標準的判斷,按人類文明的指標去做,人的最後依據是信仰,認為對的就要去做,認為不對的,我不這麼做,也不讓社會那麼做。價值觀是自己最後的力量,所有的外在力量都靠不住了,就只能靠自己的信仰了,這是最後的支柱。

不上課了,你是從事研究還是寫作?

學校領導對我說,不上課就集中精力寫書吧。那是一本對外傳播學專著,二十五至三十萬字,是學院教材建設的一部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對這本學術著作還抱有濃厚興趣。目前已寫十多萬字,估計年底完稿。今年八月底,日本草思社出版了我的一部書,我還沒有拿到樣書,此書收錄了我的關於新聞傳播的一些文章,我不知道最後的書名是什麼,當初出版社想用那篇文章題目《討伐中宣部》作書名。學校停我的課,不再讓我任碩士研究生指導老師,核心問題是我那篇批評中宣部的文章。

但我相信,不出三年,中宣部就會與其他部委一樣,是可以被批評的。最近雲南和重慶等五六個省市宣傳部長被揪了出來,由媒體報導了,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雖然中國的一些事情還是有無邊無際、天何時能亮的感覺,其實還是在變化的。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力量所在,是中國社會有希望的體現。我認為,中國社會還有兩個較大的社會解放。

怎麼理解「兩個比較大的社會解放」?

一個是新聞出版系統從中宣部控制下解放出來,再一個是按憲法規定的政治自由,從行政領導的掌控中解放出來。

學校停我的課,顯然不是我的教學有什麼問題,而是我的言論有什麼問題。言論有問題,應該是憲法管的,不是學校領導管的,憲法規定我有這樣的權利,我履行憲法規定的自由,而學校因此停我的課,我當然不服氣。過去,單位領導還控制你的婚姻和私生活,你的職務比較重要,領導就會調查你戀愛對象的出身和表現,結婚離婚都要單位出證明。今天單位行政領導不再參與人們的婚姻了。

我相信中國人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也會像私生活的自由那樣,將來黨政領導不會再掌控了,那時中國社會的文明度就會提高很多。

謝謝你違背「承諾」接受我的採訪,但是會擔心對你帶來什麼影響?

今天的採訪或許會打破寧靜。但是,我想我還是要做「陽光男孩」、「陽光中國人」。中國社會目前有許多這不能說那也不能說的這種潛規則,我希望自己能照亮一些東西,希望我走過的路是帶陽光的。如果每個人走路都帶點陽光,中國就有希望了。我要說,我愛領導,我更愛憲法;我愛北大,我更愛真理。

□ 亞洲週刊

本文留言

作者江迅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