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國標專訪——不准教書不言悔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撰寫的《討伐中宣部》，在網際網路和境外媒體上廣為流傳，激起巨大反響。半年過去了，正當人們為當局至今沒有對焦國標採取措施而慶幸「寬容」之際，不幸消息竟接踵而至。九月十七日，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一位領導告訴焦國標，碩士研究生指導老師名冊上，他的名字已被除去。焦國標問：「為什麼被除名？」那位領導回答：「這是上面的意思，我們只是通知你而已。」這此之前，即九月二日，學院另一位領導通知焦國標，他任教的《對外傳播學》，新學期不要他再上課教學了。這是上學期就排好的課，由焦國標任教，每週三節課，二十名學生。焦國標問：「為什麼被停課？」這位領導回答說：「這是有關方面的精神。」

十七日，即被除名的當晚，心情沈重的焦國標獨自騎自行車，繞著北大未名湖緩緩轉了一圈，他說：「當時，對著湖水夜色，我全身湧起哭的感覺，真想流淚啊，那一種昏天黑地的感覺。就像李白詩『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路難行》），大道像青天那樣四通八達，但唯獨我沒路可走。回到家看電視，什麼都看不進去，拿著遙控器，一個一個轉臺。」九月二十七日，焦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專訪。以下是訪談摘要：

剛接到通知時，你是怎麼想的？

我一直想問校方：為什麼停課，為什麼除名？停課多少日子，除名何時恢復？是停課一學期，還是永久？我知道那兩位領導不是決策人，說不出什麼理由，他倆始終對我不錯的。但應當給我一個說法，我究竟錯在哪兒？有錯應該停課，但得有個理由，不作說明，不說我對還是錯，是不尊重我，起碼是對我不禮貌。作為北京大學的一名教師，對我自己的命運應該有知情權。錯了，錯在哪兒；判刑，該判幾年。否則，我不就成了軟體動物，任由拿捏嗎？這在程序上有很大缺陷。

你家人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我沒有把這些情況立即告訴家人，也瞞著朋友和學生。朋友路上遇見我，還問我最近怎麼樣，我都回答：還行，正忙著呢。我不知道學校老師怎麼看我，學生又怎麼看我。但這樣的決定，對我心理影響很大，那些天我很痛苦。

你寫了《討伐中宣部》，遭如此處置，後悔嗎？

沒有什麼可後悔的，自己做的事要由自己承擔。《討伐中宣部》如此傳播廣泛，當時是陰差陽錯的感覺。其實，寫出初稿後，我是傳給一位朋友看看的，讓他從不同角度作些切磋，我再作些修改，沒想到一下就傳開了。

那只是初稿？原想要修改的？

對，現在看，從表達方式上，整篇文章確實有可以磨合的地方。時代發展到今天，要表達不同的聲音，也還得有紳士風度，我的風度還不夠好，有些提法，有些用詞，可以修改得更完善。但文章所表達的觀點，我至今堅持。

今後還會寫這類時政文章？

我還是要寫，表達自己的看法。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要辦成世界一流大學，但目前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距離目標太遠，至少相距一千年。現在這樣的狀態，人文科學許多方面，還是一千年前歐洲中世紀水平，是大學與教會之間撕扯得很麻煩的年代，中國現在也是大學受意識形態控制的狀態。教學、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空間還很小。中國應該看到這一問題。

據說你對校方有過兩個承諾？

我原先對學校院長和書記答應不接受境外記者採訪，不再寫時評文章。我確實作過承諾。但我再細想想，覺得這兩條都與憲法精神不合，是違憲的承諾。我非常抱歉地對他們說，我突破了這一協議。我對領導的承諾是個人性的，當然也應該遵守，但這承諾骶觸了憲法，因此是無效的，即使是一般法律與憲法違背，也是無效的。因此，我會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也還會寫一些時政類的文章。

你的精神力量來自哪些方面？

有幾個來源。第一，人的文明是有規律的，何時昌何時亡，很難講，但必然是浩浩蕩蕩的。社會人類文明是矢箭頭方向的，不是渾沌而無方向的，我的一些做法是合箭頭方向的。

第二，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不斷發展，它是「量」的一部分，我相信社會往文明方向走。第三，我對北京大學還是信任的，它給了我力量，它的歷史是與時代方向相吻合的，有時確實也有不吻合的，但總體上它的優秀傳統，與文明保持同步的傳統，還是比別的學校強烈得多。

還有，就是我對是非標準的判斷，按人類文明的指標去做，人的最後依據是信仰，認為對的就要去做，認為不對的，我不這麼做，也不讓社會那麼做。價值觀是自己最後的力量，所有的外在力量都靠不住了，就只能靠自己的信仰了，這是最後的支柱。

不上課了，你是從事研究還是寫作？

學校領導對我說，不上課就集中精力寫書吧。那是一本對外傳播學專著，二十五至三十萬字，是學院教材建設的一部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對這本學術著作還抱有濃厚興趣。目前已寫十多萬字，估計年底完稿。今年八月底，日本草思社出版了我的一部書，我還沒有拿到樣書，此書收錄了我的關於新聞傳播的一些文章，我不知道最後的書名是什麼，當初出版社想用那篇文章題目《討伐中宣部》作書名。學校停我的課，不再讓我任碩士研究生指導老師，核心問題是我那篇批評中宣部的文章。

但我相信，不出三年，中宣部就會與其他部委一樣，是可以被批評的。最近雲南和重慶等五六個省市宣傳部長被揪了出來，由媒體報導了，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雖然中國的一些事情還是有無邊無際、天何時能亮的感覺，其實還是在變化的。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力量所在，是中國社會有希望的體現。我認為，中國社會還有兩個較大的社會解放。

怎麼理解「兩個比較大的社會解放」？

一個是新聞出版系統從中宣部控制下解放出來，再一個是按憲法規定的政治自由，從行政領導的掌控中解放出來。

學校停我的課，顯然不是我的教學有什麼問題，而是我的言論有什麼問題。言論有問題，應該是憲法管的，不是學校領導管的，憲法規定我有這樣的權利，我履行憲法規定的自由，而學校因此停我的課，我當然不服氣。過去，單位領導還控制你的婚姻和私生活，你的職務比較重要，領導就會調查你戀愛對象的出身和表現，結婚離婚都要單位出證明。今天單位行政領導不再參與人們的婚姻了。

我相信中國人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也會像私生活的自由那樣，將來黨政領導不會再掌控了，那時中國社會的文明度就會提高很多。

謝謝你違背「承諾」接受我的採訪，但是會擔心對你帶來什麼影響？

今天的採訪或許會打破寧靜。但是，我想我還是要做「陽光男孩」、「陽光中國人」。中國社會目前有許多這不能說那也不能說的這種潛規則，我希望自己能照亮一些東西，希望我走過的路是帶陽光的。如果每個人走路都帶點陽光，中國就有希望了。我要說，我愛領導，我更愛憲法；我愛北大，我更愛真理。

□ 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