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盛世」背景: 《大唐情史》之比《還珠格格》

貞觀末年，唐都長安破獲一起和尚與公主的通姦案，可謂是驚世駭俗。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個小偷的被捕，在小偷的贓物中卻發現了一隻精美的女用枕頭，小偷招出，枕頭來自辨機和尚住處。官吏發現，這是只有皇家才有這樣的枕頭，不禁大驚失色。御史臺慌忙親自招來辨機審問，在嚴刑與誘騙之下，辨機招出：繡枕乃高陽公主所贈。御史案經過賣力的調查，查出了辨機和高陽公主長達八年之久的羅漫史，並上報唐太宗李世民。

實際上，唐太宗對女兒偷情的事心裏早就清楚，他一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大概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那個時代是一個個性張揚的時代，整個社會對男歡女愛之事十分寬容，偷情並不是十惡不赦的罪惡（這從唐代的眾多史籍中不難看出）；一是怕動作大了，欲蓋彌彰，醜事得到證實，影響皇家形象。所以，對此，以唐太宗之精明，自然選擇聾作瞎，流言蜚語由他去，反正沒證據。但是，到了御實台上報時就不同了，以被自己的統治機器抓住了證據，形成了案卷，只能靠殺一儆百來立威了。

於是，公元649年，長安街頭就發生了腰斬的慘劇。

《大唐西域記》的卷末語中，也對辨機作過間略的介紹：他出生苦難家庭，15歲出家為僧，師從大總持寺道岳法師，貞觀十九年正月，從西天取經回來的著名的唐僧玄裝在弘福寺主持譯經，辨機以其博學敏慧，成為從事譯著的綴文大德九人中的最有名的一位，被唐僧選為自己口述的整理人。皇家繡枕案發生時他正在弘福寺譯經，年僅二十六歲。

不管導演經意不經意，《大唐情史》，人物個性生動躍然，連一個和尚，都是那樣的個性鮮明，充斥著張揚的生命氣息，唐太宗李世民，倒成了不太顯眼的人物。回憶《還珠格格》，最顯眼的，有個性的永遠只有皇阿麻，皇家小燕子，和個別不肖「阿哥」。這或許是這兩部片子反映的唐，清的兩個不同歷史背景給人的直覺差異感。

辨機之死，易使人覺得那個時代血腥，其實不然（當然腰斬的酷刑是華夏文明的恥辱）。《大唐情史》悲劇的背景是唐朝的盛世之一「貞觀之治」，這期間平均每年全國的死刑犯人只有幾十人。而《還珠格格》的大團圓結局，易使人覺得那個時代很文明，其實不然。《還珠格格》喜劇的背景是清朝的「盛世」，「康干盛世」，這期間因文字處死人的（文字獄）的案子都有一百三十多起，幾乎每年一起，每次都要殺幾十人以上，幾乎每次都有人被凌遲處死（一刀一刀地割，剮而死）。康熙年間間發生的文字獄莊廷櫳案，七百多人被殺，十八人被凌遲處死，莊廷櫳等兩人雖然在案發時已死，仍被開棺戮屍，雍正年間呂留良文字獄，處斬128人，呂留良雖死去多時，仍被「挫骨揚灰」。乾隆在位六十年，製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獄，幾乎一年兩起，殘殺數千人。

整個唐朝，只有一起文字獄，那是在唐高宗發動對高麗（朝鮮）的一次戰爭之前，有個叫元萬傾的狂放詩人，寫了一首詩，提醒高麗人人：唐軍來犯，應提前備守鴨綠江天險。結果唐軍無功而返。元萬頃此舉，實際上有泄露國家機密之嫌，可是唐高宗居然沒有嚴厲地懲處他，只是把他充軍到嶺南了事。不久竟又把他招回來，封給他一個著作郎的官職。武則天在唐代君主中恐怕是最為好殺的一位，但對以文犯「忌」之人卻十分地灑脫大度，著名的天才詩人，「唐初四傑」之一駱賓王曾為反武則天勢力寫下赫赫有名的「《討武造檄》」，文中直斥武則天「狐媚惑主」，武則天讀後卻只是「嘻笑」，不僅沒有加害駱賓王，反而埋怨大臣們，沒有將駱賓王這樣優秀的人才羅織在她身邊。不難想見，「康干盛世」的人如果犯下元萬頃這樣的事，死幾次都不夠；駱賓王此舉要是發生在清朝，那就不僅是當事人怎麼死的問題，而是株滅九族的問題！

相形之下，唐統治者的優容雅緻的氣度，是何等的瀟灑！只有在這樣的開明寬鬆的時代裡，才能夠生長出迄今為止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李白，杜甫；才能夠湧現出一大批如璀璨群星般的才華橫溢的作者：王勃，駱賓王，王維，白居易，孟浩然，李商隱，柳宗元，王昌齡，岑參......才會留有華夏文明史上最富個性的詩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白），才能夠創造出舉屬目的華夏文明成就的一大頂峰－唐詩。

言論環境的截然不同是唐，清這兩大「盛世」的最大不同。

言論環境自由的程度，深遠地影響著文明的活力和創造力，文字獄，毀滅和摧殘的不僅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對人類精神活力和創造力的毀滅性打擊。由於極其嚴酷的言論環境，除了極少數落難隱居遁世的明朝遺老（黃宗曦，顧炎武，呂留良等），整個康干盛世找不出一個有個性尊嚴和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正如魯迅說的，清統治者殺「盡了漢人的骨氣和自尊」。整個清朝，唯一拿得出手的只有一本《紅樓夢》（據傳作者為一個叫「空空道人」的隱居明朝遺老，曹雪芹只是批閱成書而已）。

「康干盛世」，是一個靠戰後人口恢復，國家鼓勵多生（康熙頒行的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減免租息，農業恢復發展而生的盛世，而並不是一個靠技術創新，制度創新造就的盛世，因此，「康干盛世」比起前朝歷代的盛世，並沒有實質性的進步。相反，由於空前的專制扼殺了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使得「康干盛世」是個進步停滯，坐吃老本的「盛世」，一個犧牲民族國家的前途和未來的「盛世」。

長達一百三十年的「康干盛世」結束之後，僅過了四十年，巨大的問題便暴露無遺，明末時比之西方差距不大的技術，此時有如天壤之別。整個清朝到鴉片戰爭之前，技術不僅沒有進步，與明朝末年的相比還有倒退。整個社會體制更是遠遠落後了。

「康干盛世」，反倒不如「貞觀之治」更真實。

《大唐情史》與《還珠格格》的背景差異之二是服飾和人物氣質的巨大差異。看得出，這兩部電視劇的導演都極力表現唐清兩朝服裝的精美。《看大唐情史》，如看一場精彩的時裝表演，真正的唐裝如此美麗紛層，使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原來華夏的服飾，也可以如此美麗！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比起瀟灑俊逸而又多元化的唐裝（註：不是現在以滿裝為唐裝的「唐裝」），清朝的服飾是那樣的相形見絀，特別以男子的服飾對比最為顯著。唐朝的男子，其髮式既可以系方巾，扎網巾，可以束髮峨冠，也可披髮，或可作馬尾式（類似如今日本武士發狀）。清朝男子髮式只有一種：半光頭加「豬尾巴」。這種醜陋的髮式在形成習慣之前，並不是中國人犯了賤要它，而是因為「留頭不留發」，這根辮子，是「砍了我們祖先多少顆腦袋才種定的」（魯迅語）。

與髮式一樣，清朝男人千篇一律的長袍馬褂「烏龜服」，是嚴酷專制的惡果，是多爾袞「去漢服」令以死相逼的結果，也是「砍了我們祖先多少顆腦袋才種定的」。其美觀如何，參照日本和朝鮮半島的態度就知道了：和服保留了很多唐裝風貌，朝鮮，越南民族傳統的男人服裝也保留了很多明代漢服風貌 ，他們都不願學滿清服飾一絲半點！

身著真正的唐裝，很多人能夠自然地透露出俊逸瀟灑的精神氣質，而身著滿裝，非常便於打千磕頭，口稱奴才，連來自西方的大山都有幾分奴才相（當然民國時期經過改造的女性旗袍也是很好看的）。

由於虛榮和歷史失憶，中國人普遍地不知道（或無所謂）真正地唐裝，把滿裝當成了唐裝，口稱國服。日本人對此十分輕蔑，稱：中華民民族是一個沒有傳統民族服裝的民族。這話有他的道理，因為事實上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是漢族，而最能代表漢服的唐裝以被這個民族自己拋棄。

但是天真的年輕人卻能作出質樸的選擇，他們去照相館照藝術照時，往往寧可選擇日本和服，也不願選擇「唐裝」（滿裝）。這因為他們媚日嗎？當然不是！因為「唐裝」（滿裝）醜陋。

一個歷史教訓是：專制的結果必然醜陋。人類最美麗的花朵是自由之花。

「貞觀之治」雖然比「康干盛世」更完整，更真實，但同樣是專制王朝下的「盛世」。無論是李世民，還是愛新覺羅.玄燁，其專制帝王的本質是一樣的，貞觀不同於康干的僅是「開明專制」而已。帝制下的盛世，老百姓所享有的種種自由，好處都是帝王的「恩賜」而已，並沒有任何體制上的保障。「有傷風化」的辨機，既因為高貴的公主的熱烈追求而盛情難卻，情不自禁，又能因為社會的優容而安然無恙，也可以因為為李世民一句話而被腰斬，多少也反映了即使在盛唐這樣開明寬容的時代，普通人物的命運像浮萍野草一樣不可確定，不由自主。其實，華夏文明五千年來，迄今為止最後一個燦爛的頂峰，大唐，其命運又何嘗不像發生在盛唐時期的辨機，高陽的情史那樣，是一出永恆的淒美的千古絕唱呢？

今天，只有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為目的，建成以權力制衡為基礎的新五權民主憲政體制，才能夠開啟比盛唐盛世更美好，更長久，更穩定的新的盛世！

曾節明 星期五 2004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