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培養選用特務間諜黑幕海外大爆光 (四)

海外民運是公開與中共對抗的組織，無論主張體制內政治改革，體制外和平演變，或者暴力革命推翻中共，中共一概看作為自己的敵人，所以無論主張中共執政三十年不變的王策，主張暴力革命的魏泉寶，張林，或者有意掩飾自己的政治觀點與中共表面修好的周勇軍，都一樣被中共判刑。中共當然決不會放棄在海外民運中佈置政偵特情，任何輕易判定民運中無中共特情都是政治上的過於麻木和掉以輕心。

海外有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民運中的中共特情都是國家安全部所派，其實公安機關政偵部門也插手這項工作。一個例子是89年學運時，天津市公安局政偵處發展了一名學運領袖為特情，此人工作非常有成就。從而使中共天津市委非常準確地掌握了學運的動向。天津的學運沒有北京成功，李瑞環得以提升，應該與此有關。89學運後，此人被"判刑"一年，"服刑"一年，其實是被培訓了一年，準備讓其以"學運領袖"身份來美國申請政治庇護，打入民運組織。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親自與其談話。最後此人因與他人爭女友而將女朋友殺死，不得已他被判刑，沒有來美國。全國各地公安機關當然有成功派出的例子。涉外案子由安全部管轄，這個原則絕對不是確定的。

向海外民運組織中派出特情只是中共瞭解，控制民運的手段之一.其他手段有：中領館負責收集"敵對組織"的官員從公開的報紙，雜誌，電視收集有關民運人士的個人資料和組織情況；利用記者身份收集情報；派人參加民運的公開活動以收集情報；安全部利用電訊控制收集情報。由於海外民運組織活動多為公開或半公開，中共有關民運情報的主要來源不是從特情處獲得。另外一個被許多民運人士忽略的是：中共從所謂親民運的組織和人士中獲取有關民運的情報，這個範圍比較廣，讀者可細心體會，即使我們認為理論上應該極為**的組織和個人，為了某種利益與中共交易而犧牲我們。幾乎可以說，這是我們有些秘密活動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政治鬥爭中，我們民運的法碼較輕，所以容易被犧牲掉。

什麼樣的人會被中共選擇為政偵特情呢？事實上這與是否坐過牢，是否被通緝，是否長期居住在海外或剛剛出國，是來自大陸，臺灣，香港，澳門或其他地區沒有必然聯繫。中共選擇政偵特情的首要條件是：忠於黨，信仰社會主義，熱愛祖國。但忠於黨，信仰社會主義者幾乎很難找到，即使有，這種特情來到海外後很容易被西方的文化所同化，信仰崩潰後便反戈一擊或尋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因而對派遣政偵特情的政治思想工作現在幾乎全部集中在"熱愛祖國"這一點上。普通的人往往不去仔細分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區別，簡單地認定反中共者即反中國者。紐約一些僑團便是依賴這樣一個荒謬的邏輯為中共服務。民運中特情的思想支柱(如果有的話)便是基於這一點上。

與刑事特情一樣，政偵特情的建立主要還是靠"抓把柄"和"做交易"。這些"把柄"和"交易"包括：提前釋放；放妻子，兒女，父母出國；允許回國探親；提供資金；回國後入黨提幹；照顧其海外或國內生意；保守其吐露的秘密，供出的線索，組織或個人等等。這種方法比較實用，但缺點是一旦"把柄"無效，"交易"結束，這種特情往往會消失。

如何識別中共在海外民運中的特情呢？這裡沒有一個簡單的公式或者一個絕對的原則，應該綜合各種因素加以判斷。總體而言，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分析一個人是否為中共特情：

1. 生活簡歷，一個民運人士的生活簡歷應該符合中國社會活動的發展。生活簡歷的連貫性和邏輯性應該是清晰的，合理的。一定的生活經歷必然具備一定的知識和經驗。中共給特情偽造的簡歷在這方面往往容易出現漏洞。例如一個"大學生"並沒有相應的知識水平；"坐牢著"沒有具體獄中生活的經驗；"教授"沒有真正教授的學生和課程；"無軍警背景者"無意暴露自己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這些反常的東西都與其簡歷不符。我們民運組織應具備對其成員簡歷的基本調查能力。

2.思想基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個道理一樣反映在我們民運人士身上。大部分民運人士本身遭中共迫害而走上**的道路；另外一部分其父母，親戚被中共摧殘。最後從理論上憎恨中共。只有少數部分民運人士是從純粹理論分析基礎上走上追求中國民主自由之路。如果某位民運人士既沒有本身和親戚遭中共迫害之苦，又無思想理論上對中共獨裁憎惡的基礎，我們就應該考慮其對中共之恨來自何處。這種思想基礎的分析同樣可運用在國內外發展民運組織成員之中。

3.言行，與刑事特情的底線不可親自殺人一樣，政偵特情也有其活動的底線。在國內，這個底線很容易判斷：特情決不會參與暴力行動。在海外，由於不存在民運暴力行動，這個底線比較難以掌握，但基本一個政偵特情不會充當組織的發起者，領導者；不會主動發起組織**活動，而只是在某一行動已經展開或正在籌備時參與進來；不會盡一切努力促成民運各組織聯合起來，而會從中設法阻止這種統一；不會旗幟鮮明地參與民運思想，方法，策略的爭論；不會經常發表攻擊中共的文章......民運中的特情由於其工作性質，他(她)將盡量與所有民運人士保持良好關係；儘可能多地參與各種民運活動；盡量少說話，多問多聽；盡量少表達自己的觀點；儘可能給民運組織或個人提供生活上的照顧和幫忙......所有這些都只有一個目的：掌握情報。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有些朋友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中共的特情。中共安全和公安機關發展特情時從沒有要求特情履行手續。絕大部分特情是被安全、公安從"交朋友"入手發展。一些能回家的朋友常常被公安部門約見談談，態度非常友好，希望大家"交個朋友"，有時甚至裝出一副急欲瞭解西方社會的樣子，誘人開口，也經常問起海外某民運人士的情況。我們有些朋友自以為沒有談別人的政治活動，只是告之某民運人士的近況，所以無害，心安理得。殊不知安全、公安人員將一切記錄在案，既可以後用之攻擊，這些朋友已經在提供情況，又可對付其他民運人士。所以對公安、安全官員的約見，最好拒絕，萬一不行，則一概否認認識某民運人士，以免上當。

特情的另外一個目的是挑撥民運組織與組織，個人與個人的關係。這一特點容易與某些民運人士個性或品德有毛病相混淆。特情往往到處散佈謠言，撥弄是非，寫匿名文章......

海外民運人士中幾乎一半以上者曾被攻擊為中共特務，這可能正是中領館或極個別特情所為，而附和者則或者是不明真相；或者害怕特情的破壞；或出於個人恩怨，這顯然是被中共很好地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