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讀王先生的文章（以下簡稱「王文」），主要觀點如下：
１、關於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開除胡適事件，早已定案。所以「不禁為兩位作者的大膽而驚出一身冷汗」。
２、在政治犯遭受酷刑問題上，不是宋慶齡、史茉特萊說了謊，而是胡適說了謊；而在「開除風波」上，則是「翻案文章」說了謊。
３、既然中共地下黨員劉尊棋已經承認反省院犯人提供的「酷刑報告」出自己手，且系「組織行為」，「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作偽的嫌疑就應該排除。明知此事，還「誣枉」史茉特萊，是「栽贓」。
４、蔡元培、楊銓都是有「獨立人格」的人，他們替宋慶齡和史茉特萊所作辯護說明同盟並非由「一、二私人專擅」。林語堂則是胡適埋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部的「內線」，在整個事件中所扮演著「耐人尋味」的角色。
在闡述本人的讀後感之前，首先要聲明的是，對於王文采取的說理的姿態，筆者是欣賞的；在資料和研究不足的情況下，他的一些推測（主要是對宋、史的推測）是善意的，有些也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基於王文並沒有對研究提供更多的證據，所列舉的「駁難」理由事先也在筆者的思考之列，以及他並沒有正確闡釋胡適及筆者的觀點等等原因，他的基本觀點，筆者是不同意的。
王文錯解本人文章，或因故意，或因閱讀不細，或因《孫中山宋慶齡研究動態》的轉載不全等原因造成，均屬本人無能為力之列，所以在本文中一概不作辯解，有心人願作裁判，可登陸www.google.com網站，在「高級檢索」狀態下檢索「宋慶齡開除胡適」，到任何一家轉載拙作之網站上，重讀一遍，即可消除迷霧。在此，筆者只想針對王文上述觀點中，因筆者論述不充分而給人們帶來困惑的地方，作一點補救。
一、胡宋矛盾的癥結
返觀整個「開除風波」，發難者雖是胡適，但起因卻在同盟的「上海方面」。
１、胡適為什麼會「窩裡反」？
胡適發難的背景有三：
其一，史茉特萊以個人名義對他這個「分會長」發號施令；
其二，總會在不與分會商量的情況下，簽發一個以分會考察地點為名義的信件；
其三，李肇音的「偽托」胡適之名向報社投稿，所附內容與史茉特萊附來的「酷刑報告」完全一致；而其信件字體，又與另一具名者寫給胡適的信件的字體出自一人之手。（見《字林西報》記者關於胡適為政治犯問題發表的報導，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１８９頁）
－－這裡有三個關節點：
其一，宋慶齡的「秘書」有無權力對分會或任何一個成員發號施令？這是一個要由「組織法」確認的東東，如果在胡適加盟時，此法尚未成立，胡適有理由視這類指令為「非法」。
其二，視察北平軍人反省院是在分會與總會代表－－楊銓的共同商量下決定並且同行的，在未經商量的情況下，上海方面就發表具名反省院囚犯的信，是違反「默契」的。嚴格的說，是「非組織」活動。因為在這裡，「組織」是一個包括總會與分會在內的集體，而不是「會長」或會長的「秘書」。
其三，正因為李肇音的信，在內容上與史茉特萊發來的「酷刑報告」一樣，且發出的時間又與總部行為絲絲入扣，所以，它決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個事先計畫好的「集束行動」的一部分。事發當時，胡適還來不及辨別，到底是上海方面受了人家的「騙」，還是上海方面主持了這一「集束行動」。而如果是後者－－ 這樣大的行動發生在北京，卻瞞著北京分會成員，搞「暗箱操作」，在胡適還作為成員，並且是正式選舉出來的分會長、還在熱情洋溢地積極工作時，上海方面行為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都是值得商榷的。
當胡適去信上海，要求「徹查」「酷刑報告」之來源，並對總會行為有所檢討時，起初，蔡元培、林語堂和楊銓等人，都覺得事情「嚴重」，可見，他們是被排除在這個「集束行動」的決策者和知情者之外的。所以，在他們的敦促下，上海方面才召開了 「緊急會議」。但當會議過後，上海方面以蔡、林的名義答覆胡適時，除了清淡地表示了一番「歉意」之外，便由「集體」的名義，承擔了發表的「過錯」。至於 「酷刑報告」來源何處，為什麼會和偽托者附送的材料內容一致，而一個署名「北平反省院」另一個則署名「河北第一監獄」，上海方面並未給予答覆，而是把皮球一腳踢回給了胡適－－既然發生在你的周圍，你自己查去吧！
而胡適認為，上述疑點，的確關涉到材料的真實性問題，至少，那些指控的 「酷刑」到底發生在哪裡？既然提出控告，或代人控告，原告總負有舉證的責任吧？代理人總必須有知情權吧？若要發難，至少得說清楚時間、地點和人物吧？胡適說，這關係到這個新生團體的「信用」問題（見胡適２月５日致蔡元培、林語堂的信，載「書信」中冊，１８１頁），這正是一種愛護同盟的態度。把胡適的反應視為「過激」或「窩裡反」，本身就是持「專制主義」立場，或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秩序下，對專制行為司空見慣的表現。
２、胡適是否藏匿政治犯信件不報？
王文斷定，在政治犯遭受酷刑問題上，不是宋慶齡、史茉特萊說了謊，而是胡適說了謊，因為在胡適家裡還「藏著」其他四封同一時期涉及政治犯遭遇的來信，胡適故意隱匿了它們，卻抓住李肇音「偽托」一事，有意「攪局」。
這些信件是：１月２４日千家駒的信，他本人不是政治犯；２月２日，被囚於軍法處的北大旁聽生楊韶秀的信；２月４日反省院犯人周默秋的信。還有一封沒有標明時間，但被出版者編排在２月２８日宋慶齡宣布「會章萬難變更」，勒令胡適「自由出會」之後的關仰羽的信，信內的確附有一份控訴憲兵司令部的長篇材料。
筆者在寫作《宋慶齡開除胡適重審》時，也曾讀過這些信。除那封關仰羽的信外，在這些信中，沒有一封提及自己是在何處具體遭受了何種刑罰的，也就是說，在指控方面，均沒有史茉特萊和李肇音提供的「酷刑報告」來得具體和有力。胡適連「酷刑報告」尚且質疑，又怎麼會輕信這些「要素」更加不全的指控，並拿出去張揚呢？
必須澄清的是，胡適不贊成輕率發表未經考證的報告，並不意味著他對受難者的「冷漠」。他在２月５日給《燕京新聞》社的信中特意寫道：「我……並沒有意思認為此地監獄的情況是滿意的。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將盡一切努力來改善那些情況。然而我不願意依據假話來進行改善。我憎恨殘暴，但我也憎恨虛妄。」（見「書信」中冊，１８３頁）在得不到上海方面滿意答覆的情況下，他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只是在２月１１日上海方面又拋出《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的檄文後，他才於２２日對《字林西報》記者談了自己對政治犯待遇問題的理解：
－－逮捕政治嫌疑犯必須有充分確切的證據。誣告應予依法治罪。
－－政治嫌疑犯被捕後，應遵照約法第八條規定，於２４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
－－應由法院起訴的政治犯，必須進行公平和公開的審訊；不需起訴的應立即釋放。
－－拘留和關押的犯人，應予以合理的人道待遇。
同時，他批評了「釋放一切政治犯」的口號。不同意政治犯一概免於制裁。（見「書信」中冊，１９１頁）
胡適的這些言論，即使今天看來，也是條條經得起推敲的。
王文或許沒有注意到，胡適對上述寫信人是給予了積極的回應的。請看２月２６日，那位敏感的湖南青年周默秋在給胡適的回信中說：
「拜讀手示後，我是多麼感激和快樂啊！生命將要在茫然的沙國中被救了。天呀！我能不狂然自慶嗎？我底時代之父！我感謝你！我永遠以自勉地精神來報答你……我不會灰心……」（見「書信」中冊，１９２頁）。
可見胡適給他的鼓勵是多麼的重要！
王文認為，如果同盟提出的指控不實，也應由當局去澄清。以此推理，胡適指控史茉特萊提供的是「偽造材料」，是否也應由史茉特萊去「澄清」呢？史茉特萊沒有澄清，這個偽造名譽，是否一直要背到１９８１年，劉尊棋發表那篇《慶齡同志，感謝您的救援》的文章披露真相才能卸去呢？讓胡適做事，又不讓他知情，責任在誰？我想，結論是不言自明的。
３、「集束行動」發自何人？
當然，筆者在寫作之日，已經知道了劉尊棋的故事。因此，筆者並未認為「酷刑報告」盡系偽造。但筆者為何要把「托名信」事件與史女士聯繫考慮，並作一番「親子鑑定」呢？筆者為什麼排除了獄中犯人所寫的可能性呢？有朋友認為，假使劉尊棋還活著，這個問題便能有答案了。但筆者認為，依據種種跡象，史茉特萊嫌疑最大：
第一，作為單個的獄中犯人可能從報上讀到胡適等視察監獄的消息，但不可能知道胡適的確切家庭住址。
第二，作為無組織的單個的犯人，不可能在同一時間採取同樣的行動，且與宋、史的動作前後呼應，絲絲入扣。因此，不但李肇音的托名信，另外四人的信件，均有可能是這一「集束行動」的一部分。
第三，即使這些信件是偶然湊巧，一同寫就，也不可能在同一時間集中被帶出監獄之外。
第四，關在兩處的不同的犯人，不可能用同槐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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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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