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彩與劉文學——讀笑蜀的《劉文彩真相》有感

劉文採這個人,我自小就知道。上小學時我們的美術課本上就有泥塑《收租院》。後來上初中時學了《社會發展簡史》,裡面專門有一節談到冷月英坐水牢、劉文彩老婆吃鴨蹼宴的故事。可以說,自小被灌輸的東東印象特別強烈,至少在我讀過笑蜀先生的《劉文彩真相》這本書之前,我對以往的教育是深信不疑的。
  
    除了劉文彩這樣的惡人,我小時侯還學習劉文學這樣的英雄。劉文學這個人,現在年輕人可能知道得不多,但這名字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中國大地可是如雷貫耳。劉文學有什麼英雄事跡呢?我被告知:一個地主階級分子偷生產隊地裡的菜,被劉文學撞見,我們的英雄少年懷著滿腔的階級義憤,與地主分子進行了堅決鬥爭--要去檢舉他。反動透頂的地主分子拿出一元錢,想腐蝕我們的英雄少年,但被英雄少年嚴詞拒絕。於是地主分子惱羞成怒,掐死了劉文學。後來我國還出過個「劉文學式的好少年」,為的是一捆豬草,可惜我沒能記住名字。再後來,劉文學及「劉文學式的好少年」的名字,漸漸地被人遺忘,很少有人提起了。
  
    劉文彩,劉文學,這兩個同出於四川,名字僅有一字之差的劉氏族人,成了我童年時代「壞蛋」與「好人」的典型代表。
  
    漸漸長大了學會了自己動腦筋,學會了自己觀察事物。對劉文學這個原本光輝的形象,我逐漸有了新的認識。什麼認識呢?那就是劉文學這個人絕不是什麼捍衛社會主義集體財產的英雄,而是「極左」政治路線煽動的受害者。試想:劉文學事件發生的1959年11月18日,「地主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了10年之久,已經成為「貧下中農」,不但和所有的農民一樣面臨著飢荒的威脅,而且還遭受著額外的政治上的歧視,以及體力上的超負荷支出(那個時代,出身地主、富農和他們的子女在「大躍進」中,總是能分到更多的勞動配額)。在當時「一大二公」、「大辦食堂」而食堂又無可以維持人們生計的必要糧食的情況下,偷生產隊的東西充飢或換錢是很普遍的情況,只能被理解為求生的本能。我想,作為隊裡看菜園者的劉文學,絕不會沒有看到過「貧下中農」們偷吃、偷拿隊裡的東西的事情發生,然而,直到遇到這個昔日地主之前,劉文學並沒有成為英雄。
  
    姑且不論這個「地主分子」以前究竟是魚肉人民的惡霸,還是靠辛辛苦苦積累財富逐漸富裕起來的農民,但想想這是在1959年,那麼這個「地主分子」肯定已經不再是什麼有錢有勢的人了。對於昔日的地主,今日的貧下中農、社會弱者,劉文學並沒有什麼同情心。在那個時代給他的教育就是地主是「階級敵人」,是另類,是賤民,不但要時刻警惕,還可以任意欺負。這種不同情弱者,反而對落難者落井下石的思想,是我們國家國民的一大惡劣天性。在解放前,當官僚資產階級、地主惡霸橫行的時候,窮人是弱者,但很多人卻趨炎附勢,主動去當這些壓迫者的幫凶與幫閑。解放以後,窮人翻身了,然而卻又按照思想和以前的財富,再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還是一些人壓迫另一些人,儘管這些人經過土地改革、公私合營已經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因此,還是很多人,再次做了趨炎附勢的勾當,他們繼續對弱者落井下石。到了改革年代,時代造就出一批靠非法手段斂聚財富的暴發戶,一批腐敗官僚,又有一些人繼續充當強者的幫凶與幫閑,他們不指責腐敗官僚把國企搞垮,不指責「富翁」們為了發財傷天害理,而是指責工人「懶惰」,說這是「陣痛」。是啊,不同情弱者,據說這叫「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據說這是很符合生物學進化道理的。
  
    就有這麼一些人,他們像戲台上川劇的變臉,什麼時代都能與當時的權勢巴結上。他們在舊社會叫「富貴」,到文革叫「衛東」,到新時代叫「旺財」。他們拋棄良心,在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唱著虛假的高調,宣揚看似莊嚴神聖實則荒謬絕倫的「理論」與「道德」。而這種「道德」,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是「吃人」的道德;這種「理論」,在我看來是「吃人」的理論。我當然不能說劉文學就是這種人,因為他不過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他幼小的生命,就是被這吃人的「道德」和「理論」所吞噬。但是,問題在於他不僅僅是吃人道德理論的犧牲品,他還是吃人道德理論的幫凶。如果他能有一些同情心,能有一種公允的眼光看待那個偷菜的賤民,我想,他的生命不但可以延續,而且還會讓我們這些新一代人肅然起敬。
  
    至於《劉文彩真相》這本書所透露的,由於跟我以往被灌輸的知識幾乎截然相反,我既不是當事人,又沒有實地調查過,因此我不敢武斷地斷定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因此,在對《劉文彩真相》一書的態度上,我從沒有敢妄下結論,一直在以一種旁觀的角度來觀察。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比如我新買的《我的父親貝利亞》一書中所透露的事實,與我以前瞭解到、對貝利亞的「蓋棺定論」也是截然相反。但是我認為,在經歷了這麼多截然相反以後,我對這些歷史事件瞭解不是更糊塗,而是更清楚了。
  
    俄羅斯當代出版社為貝利亞之子謝爾戈.貝利亞的《我的父親貝利亞》作序時寫到:「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同等意義上接受他的結論和評價,這很自然。但是讀者應當承認,每個人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觀點,用自己的方式來認識時代和各種事件..….這本書是否人人看了都真實,就讓時間來裁決吧!」這個評論我非常贊同,我相信,《劉文彩真相》一書是否經得住歷史的裁決,不是任何人現在能決定的,而只有時間才能決定,任何想以自己的幾句口號和幾頂帽子來代替歷史的裁決的人,他的任何努力注定是徒勞的,也許會得一時之逞,但他們必將遭到歷史的無情審判和我們的無情嘲弄。
  
    任何一本以嚴肅態度描寫歷史的書,都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歷史細節,可以讓我們以另外的角度以及更清晰的眼光看待歷史。這沒有錯,因此我認為對歷史書籍的作者的勞動,應當尊重。然而,就有那麼一些人,他們不想我們瞭解的更多,他們只想讓我們知道他們認為能夠讓我們知道的。這種他們想讓我們知道的東西,有的經過閹割,有的經過篡改,有的則是徹底的無中生有。每當有他們不願意看到的材料問世,他們都會急不可耐地跳出來,「乏走狗」、「接受雇佣」、「反華勢力的幫凶」等帽子漫天飛--對,資產階級政客在污蔑偉大的十月革命時,也試圖把「德國參謀本部的間諜」的頭銜加給列寧。然而歷史證明,這些從陰暗角落裡射來的毒箭,反而證實了他們自己的渺小和無能。我今天談論劉文彩,根本不是為這個跟我們八竿子打不著的惡霸地主辯護,而是為了維護我們自己的知情權--我們有這個權利,任何人休想剝奪我們的權利。
  
    不過,作為對作者個人的建議而言,我還是覺得笑蜀先生最好不要選取劉文彩這樣的人來描寫。因為首先,即使劉文彩的「水牢」等東西並不存在,但他作為舊中國地主階級的典型代表一點不冤枉他,他畢竟有很多殘酷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罪行。選取他作為研究對象,一開始就會把自己放在「為權勢說話」的不利地位上(當然,現在他早已不是什麼「權勢」了);其次,俗話說狗急跳牆,也有很多人就是靠炮製劉文彩的「水牢」起家出名、當官發財的,選取他作為研究對象,勢必斷絕這些人的生路財路官路,必然會遭到這些人的垂死反抗。而他們的反抗,至少是得到當權者支持的,而笑蜀先生卻孤軍奮戰,力量不成正比;還有一些人,比如那個從沒坐過水牢而一提起水牢居然就能淚流滿面的超級演員,她實際上是被形勢所迫,也是受害者,文章中對她似乎有些苛刻了。
  
    無論如何,我希望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裡,不要再出劉文彩,也不要再出劉文學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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