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采这个人，我自小就知道。上小学时我们的美术课本上就有泥塑《收租院》。后来上初中时学了《社会发展简史》，里面专门有一节谈到冷月英坐水牢、刘文采老婆吃鸭蹼宴的故事。可以说，自小被灌输的东东印象特别强烈，至少在我读过笑蜀先生的《刘文采真相》这本书之前，我对以往的教育是深信不疑的。
除了刘文采这样的恶人，我小时侯还学习刘文学这样的英雄。刘文学这个人，现在年轻人可能知道得不多，但这名字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大地可是如雷贯耳。刘文学有什么英雄事迹呢？我被告知：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偷生产队地里的菜，被刘文学撞见，我们的英雄少年怀着满腔的阶级义愤，与地主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要去检举他。反动透顶的地主分子拿出一元钱，想腐蚀我们的英雄少年，但被英雄少年严词拒绝。于是地主分子恼羞成怒，掐死了刘文学。后来我国还出过个“刘文学式的好少年”，为的是一捆猪草，可惜我没能记住名字。再后来，刘文学及“刘文学式的好少年”的名字，渐渐地被人遗忘，很少有人提起了。
刘文采，刘文学，这两个同出于四川，名字仅有一字之差的刘氏族人，成了我童年时代“坏蛋”与“好人”的典型代表。
渐渐长大了学会了自己动脑筋，学会了自己观察事物。对刘文学这个原本光辉的形象，我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什么认识呢？那就是刘文学这个人绝不是什么捍卫社会主义集体财产的英雄，而是“极左”政治路线煽动的受害者。试想：刘文学事件发生的1959年11月18日，“地主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10年之久，已经成为“贫下中农”，不但和所有的农民一样面临着饥荒的威胁，而且还遭受着额外的政治上的歧视，以及体力上的超负荷支出（那个时代，出身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在“大跃进”中，总是能分到更多的劳动配额）。在当时“一大二公”、“大办食堂”而食堂又无可以维持人们生计的必要粮食的情况下，偷生产队的东西充饥或换钱是很普遍的情况，只能被理解为求生的本能。我想，作为队里看菜园者的刘文学，绝不会没有看到过“贫下中农”们偷吃、偷拿队里的东西的事情发生，然而，直到遇到这个昔日地主之前，刘文学并没有成为英雄。
姑且不论这个“地主分子”以前究竟是鱼肉人民的恶霸，还是靠辛辛苦苦积累财富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但想想这是在1959年，那么这个“地主分子”肯定已经不再是什么有钱有势的人了。对于昔日的地主，今日的贫下中农、社会弱者，刘文学并没有什么同情心。在那个时代给他的教育就是地主是“阶级敌人”，是另类，是贱民，不但要时刻警惕，还可以任意欺负。这种不同情弱者，反而对落难者落井下石的思想，是我们国家国民的一大恶劣天性。在解放前，当官僚资产阶级、地主恶霸横行的时候，穷人是弱者，但很多人却趋炎附势，主动去当这些压迫者的帮凶与帮闲。解放以后，穷人翻身了，然而却又按照思想和以前的财富，再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还是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尽管这些人经过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已经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还是很多人，再次做了趋炎附势的勾当，他们继续对弱者落井下石。到了改革年代，时代造就出一批靠非法手段敛聚财富的暴发户，一批腐败官僚，又有一些人继续充当强者的帮凶与帮闲，他们不指责腐败官僚把国企搞垮，不指责“富翁”们为了发财伤天害理，而是指责工人“懒惰”，说这是“阵痛”。是啊，不同情弱者，据说这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这是很符合生物学进化道理的。
就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像戏台上川剧的变脸，什么时代都能与当时的权势巴结上。他们在旧社会叫“富贵”，到文革叫“卫东”，到新时代叫“旺财”。他们抛弃良心，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唱着虚假的高调，宣扬看似庄严神圣实则荒谬绝伦的“理论”与“道德”。而这种“道德”，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吃人”的道德；这种“理论”，在我看来是“吃人”的理论。我当然不能说刘文学就是这种人，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幼小的生命，就是被这吃人的“道德”和“理论”所吞噬。但是，问题在于他不仅仅是吃人道德理论的牺牲品，他还是吃人道德理论的帮凶。如果他能有一些同情心，能有一种公允的眼光看待那个偷菜的贱民，我想，他的生命不但可以延续，而且还会让我们这些新一代人肃然起敬。
至于《刘文采真相》这本书所透露的，由于跟我以往被灌输的知识几乎截然相反，我既不是当事人，又没有实地调查过，因此我不敢武断地断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因此，在对《刘文采真相》一书的态度上，我从没有敢妄下结论，一直在以一种旁观的角度来观察。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我新买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所透露的事实，与我以前了解到、对贝利亚的“盖棺定论”也是截然相反。但是我认为，在经历了这么多截然相反以后，我对这些历史事件了解不是更糊涂，而是更清楚了。
俄罗斯当代出版社为贝利亚之子谢尔戈·贝利亚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作序时写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同等意义上接受他的结论和评价，这很自然。但是读者应当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时代和各种事件..….这本书是否人人看了都真实，就让时间来裁决吧！”这个评论我非常赞同，我相信，《刘文采真相》一书是否经得住历史的裁决，不是任何人现在能决定的，而只有时间才能决定，任何想以自己的几句口号和几顶帽子来代替历史的裁决的人，他的任何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也许会得一时之逞，但他们必将遭到历史的无情审判和我们的无情嘲弄。
任何一本以严肃态度描写历史的书，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历史细节，可以让我们以另外的角度以及更清晰的眼光看待历史。这没有错，因此我认为对历史书籍的作者的劳动，应当尊重。然而，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想我们了解的更多，他们只想让我们知道他们认为能够让我们知道的。这种他们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有的经过阉割，有的经过篡改，有的则是彻底的无中生有。每当有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材料问世，他们都会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乏走狗”、“接受雇佣”、“反华势力的帮凶”等帽子漫天飞－－对，资产阶级政客在污蔑伟大的十月革命时，也试图把“德国参谋本部的间谍”的头衔加给列宁。然而历史证明，这些从阴暗角落里射来的毒箭，反而证实了他们自己的渺小和无能。我今天谈论刘文采，根本不是为这个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恶霸地主辩护，而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知情权－－我们有这个权利，任何人休想剥夺我们的权利。
不过，作为对作者个人的建议而言，我还是觉得笑蜀先生最好不要选取刘文采这样的人来描写。因为首先，即使刘文采的“水牢”等东西并不存在，但他作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一点不冤枉他，他毕竟有很多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选取他作为研究对象，一开始就会把自己放在“为权势说话”的不利地位上（当然，现在他早已不是什么“权势”了）；其次，俗话说狗急跳墙，也有很多人就是靠炮制刘文采的“水牢”起家出名、当官发财的，选取他作为研究对象，势必断绝这些人的生路财路官路，必然会遭到这些人的垂死反抗。而他们的反抗，至少是得到当权者支持的，而笑蜀先生却孤军奋战，力量不成正比；还有一些人，比如那个从没坐过水牢而一提起水牢居然就能泪流满面的超级演员，她实际上是被形势所迫，也是受害者，文章中对她似乎有些苛刻了。
无论如何，我希望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里，不要再出刘文采，也不要再出刘文学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除了刘文采这样的恶人，我小时侯还学习刘文学这样的英雄。刘文学这个人，现在年轻人可能知道得不多，但这名字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大地可是如雷贯耳。刘文学有什么英雄事迹呢？我被告知：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偷生产队地里的菜，被刘文学撞见，我们的英雄少年怀着满腔的阶级义愤，与地主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要去检举他。反动透顶的地主分子拿出一元钱，想腐蚀我们的英雄少年，但被英雄少年严词拒绝。于是地主分子恼羞成怒，掐死了刘文学。后来我国还出过个“刘文学式的好少年”，为的是一捆猪草，可惜我没能记住名字。再后来，刘文学及“刘文学式的好少年”的名字，渐渐地被人遗忘，很少有人提起了。
刘文采，刘文学，这两个同出于四川，名字仅有一字之差的刘氏族人，成了我童年时代“坏蛋”与“好人”的典型代表。
渐渐长大了学会了自己动脑筋，学会了自己观察事物。对刘文学这个原本光辉的形象，我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什么认识呢？那就是刘文学这个人绝不是什么捍卫社会主义集体财产的英雄，而是“极左”政治路线煽动的受害者。试想：刘文学事件发生的1959年11月18日，“地主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10年之久，已经成为“贫下中农”，不但和所有的农民一样面临着饥荒的威胁，而且还遭受着额外的政治上的歧视，以及体力上的超负荷支出（那个时代，出身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在“大跃进”中，总是能分到更多的劳动配额）。在当时“一大二公”、“大办食堂”而食堂又无可以维持人们生计的必要粮食的情况下，偷生产队的东西充饥或换钱是很普遍的情况，只能被理解为求生的本能。我想，作为队里看菜园者的刘文学，绝不会没有看到过“贫下中农”们偷吃、偷拿队里的东西的事情发生，然而，直到遇到这个昔日地主之前，刘文学并没有成为英雄。
姑且不论这个“地主分子”以前究竟是鱼肉人民的恶霸，还是靠辛辛苦苦积累财富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但想想这是在1959年，那么这个“地主分子”肯定已经不再是什么有钱有势的人了。对于昔日的地主，今日的贫下中农、社会弱者，刘文学并没有什么同情心。在那个时代给他的教育就是地主是“阶级敌人”，是另类，是贱民，不但要时刻警惕，还可以任意欺负。这种不同情弱者，反而对落难者落井下石的思想，是我们国家国民的一大恶劣天性。在解放前，当官僚资产阶级、地主恶霸横行的时候，穷人是弱者，但很多人却趋炎附势，主动去当这些压迫者的帮凶与帮闲。解放以后，穷人翻身了，然而却又按照思想和以前的财富，再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还是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尽管这些人经过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已经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还是很多人，再次做了趋炎附势的勾当，他们继续对弱者落井下石。到了改革年代，时代造就出一批靠非法手段敛聚财富的暴发户，一批腐败官僚，又有一些人继续充当强者的帮凶与帮闲，他们不指责腐败官僚把国企搞垮，不指责“富翁”们为了发财伤天害理，而是指责工人“懒惰”，说这是“阵痛”。是啊，不同情弱者，据说这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这是很符合生物学进化道理的。
就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像戏台上川剧的变脸，什么时代都能与当时的权势巴结上。他们在旧社会叫“富贵”，到文革叫“卫东”，到新时代叫“旺财”。他们抛弃良心，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唱着虚假的高调，宣扬看似庄严神圣实则荒谬绝伦的“理论”与“道德”。而这种“道德”，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吃人”的道德；这种“理论”，在我看来是“吃人”的理论。我当然不能说刘文学就是这种人，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幼小的生命，就是被这吃人的“道德”和“理论”所吞噬。但是，问题在于他不仅仅是吃人道德理论的牺牲品，他还是吃人道德理论的帮凶。如果他能有一些同情心，能有一种公允的眼光看待那个偷菜的贱民，我想，他的生命不但可以延续，而且还会让我们这些新一代人肃然起敬。
至于《刘文采真相》这本书所透露的，由于跟我以往被灌输的知识几乎截然相反，我既不是当事人，又没有实地调查过，因此我不敢武断地断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因此，在对《刘文采真相》一书的态度上，我从没有敢妄下结论，一直在以一种旁观的角度来观察。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我新买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所透露的事实，与我以前了解到、对贝利亚的“盖棺定论”也是截然相反。但是我认为，在经历了这么多截然相反以后，我对这些历史事件了解不是更糊涂，而是更清楚了。
俄罗斯当代出版社为贝利亚之子谢尔戈·贝利亚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作序时写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同等意义上接受他的结论和评价，这很自然。但是读者应当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时代和各种事件..….这本书是否人人看了都真实，就让时间来裁决吧！”这个评论我非常赞同，我相信，《刘文采真相》一书是否经得住历史的裁决，不是任何人现在能决定的，而只有时间才能决定，任何想以自己的几句口号和几顶帽子来代替历史的裁决的人，他的任何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也许会得一时之逞，但他们必将遭到历史的无情审判和我们的无情嘲弄。
任何一本以严肃态度描写历史的书，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历史细节，可以让我们以另外的角度以及更清晰的眼光看待历史。这没有错，因此我认为对历史书籍的作者的劳动，应当尊重。然而，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想我们了解的更多，他们只想让我们知道他们认为能够让我们知道的。这种他们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有的经过阉割，有的经过篡改，有的则是彻底的无中生有。每当有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材料问世，他们都会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乏走狗”、“接受雇佣”、“反华势力的帮凶”等帽子漫天飞－－对，资产阶级政客在污蔑伟大的十月革命时，也试图把“德国参谋本部的间谍”的头衔加给列宁。然而历史证明，这些从阴暗角落里射来的毒箭，反而证实了他们自己的渺小和无能。我今天谈论刘文采，根本不是为这个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恶霸地主辩护，而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知情权－－我们有这个权利，任何人休想剥夺我们的权利。
不过，作为对作者个人的建议而言，我还是觉得笑蜀先生最好不要选取刘文采这样的人来描写。因为首先，即使刘文采的“水牢”等东西并不存在，但他作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一点不冤枉他，他毕竟有很多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选取他作为研究对象，一开始就会把自己放在“为权势说话”的不利地位上（当然，现在他早已不是什么“权势”了）；其次，俗话说狗急跳墙，也有很多人就是靠炮制刘文采的“水牢”起家出名、当官发财的，选取他作为研究对象，势必断绝这些人的生路财路官路，必然会遭到这些人的垂死反抗。而他们的反抗，至少是得到当权者支持的，而笑蜀先生却孤军奋战，力量不成正比；还有一些人，比如那个从没坐过水牢而一提起水牢居然就能泪流满面的超级演员，她实际上是被形势所迫，也是受害者，文章中对她似乎有些苛刻了。
无论如何，我希望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里，不要再出刘文采，也不要再出刘文学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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