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作家王力雄《新疆追記》(1)

1999年初我在新疆被關押,至今已經兩年。那段經歷我一直沒有公開,即使朋友問也是簡短地敷衍。我那樣做,不是不想說,而是不想遮遮掩掩地說,要說就全盤托出。但是全盤托出,需要等待一個合適時間。現在,時間到了。

1、新疆課題

寫完《黃禍》以前,我應該歸類為寫虛擬作品的作者。《黃禍》雖然仍然是小說,我在寫作過程中卻一直被其中的真實牽引並且震撼。正因為如此相信《黃禍》中的真實,那以後我不再寫小說,完全轉到了研究現實,以及如何避免發生黃禍上。

1998年我出版了談西藏問題的書--《天葬》。我研究民族和邊疆問題是出於這樣一種認識:中國避免黃禍唯有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首當其衝的挑戰是民族問題。民族問題能否解決,決定著政治改革是否能成功,甚至是否能開始。因為若不事先就消除國家分裂的危險,專制權力就會以此為拒絕政治改革的理由。這理由恰恰可以迷惑很多中國人。未來中國若發生動亂,法律亂了可以重建,經濟亂了可以恢復,再亂也是「肉爛在鍋裡」,而領土分離卻可能覆水難收。歷史上已經有外蒙古獨立和被沙俄佔去的領土。中國現實的民族問題--尤其是西藏和新疆問題--是有可能再一次帶動這種分離的。西藏新疆佔今日中國百分之四十以上面積,中國經不起那種分離。所以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能不能進行,民族問題成了一個前提。

我做完西藏問題,並沒有想馬上再進入新疆問題。Q在這時出現。他是個頗具魅力也頗有建樹的人,憂國憂民禮賢下士的風格足以使我們成為朋友。他提出支持我去研究新疆問題的建議。他主持的一個民間研究機構可以向我提供經費,不附加任何條件,完全按照我的意願研究,成果也屬於我。也就是說我只多了花錢的自由,不會失去任何自主。這倒是吸引人,我還從來沒有用別人的錢搞過研究。新疆問題是我一直關注的,遲早會去搞,碰上這麼好的條件並不容易。我因此動心,接受了他的建議。

我同時也看好Q的研究機構。那應該算當時中國最活躍也最有成果的一個體制外研究團隊。Q雖脫離了官場,卻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達權力層的渠道。雖然「遞折子」的方式往往被視為依附權勢,但是按照Q的看法,在祖國處於危機中,仍然「愛惜羽毛」是一種自私和不負責任。畢竟國家向何處去更多被權力決定而非被知識份子的清高決定,只要還有能夠影響噹權者的機會就不應該放棄。

不過,我和Q之間存在一些分歧。雖然我們都把「為人民」當作出發點,我們的「人民」概念卻不相同。在我看來,他的「人民」是整體性的宏大概念,我的「人民」則是個體化的,由具體的個人組成。按照他的人民概念,為人民是可以不在意犧牲個人的,而按我的想法,沒有空洞的人民,為人民首先是為個人,犧牲具體的個人就是在犧牲人民。不過只要不是掌握權力的人,這種區別只體現為理念不同,畢竟我們有更多的共同點。Q的資金加快了我開始新疆課題的進程,否則我是不會在99年寒冷的1月就向新疆進發的。Q給錢不需要繁瑣手續,只問要多少,他的不同意見是認為我要的太少,一定加倍給。這種古風做派使我心存激賞。

2、身份

去新疆做研究,身份去是一個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搞研究如果缺少身份,所有信息都會對你封閉。我離開「體制」20年了,沒有任何歸屬或頭銜,檔案都不知去向。Q的課題組不屬於體制,本身就沒有身份。他也許有一些別的渠道,但不適合給我用。我除了不是體制內的人,某種程度上還屬於「異己」。

想來想去,我唯一一個與體制有點關係的身份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我在80年代加入作協,當時主要也是為了找身份。那時我正準備搞一次開車環繞地球的旅行,後來沒有成功,以後和「作協」再沒有過聯繫。這次我先是託人去問「作協」領導人,能不能給我開去新疆採訪的介紹信,作協領導人一明白要開信的是我,便從大包大攬變成推脫。我明白走上層路線是錯誤,應該直接從基層辦,因為基層的人不知道我是誰。於是我帶著十多年沒用過的會員證去「作協」。接待我的基層工作人員態度挺好,按照作協章程,他們應該幫助會員完成創作採訪,於是我一口氣開了三封介紹信--一封給新疆,其他兩封給寧夏和甘肅(我準備把西北穆斯林作為一個整體研究)。那時我由衷地感到了「組織」的溫暖。在我來看,這幾乎是作協唯一值得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加入作協這麼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處。

即使是唯一一次好處,我也是記住的,照理說人不該以怨報德,然而「作協」後來的表現實在令人難以繼續沉默。即便是毛澤東時代,所提也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而現在的作協領導人,要的只是為權力集團、甚至就是某個當權者服務。不久前我已經宣布退出「作協」。

3、深入維吾爾人

1999年的元旦剛過,我先去寧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黃河漂流時和他認識(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過我的命),當時他是黃河上的水手,現在成了私營企業家。錢雖然掙了不少,然而總是懷念當年浪跡天涯的時光。聽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幫助,當然我也願意和他重溫在高原荒野以酒當歌的早年。於是我們約定在銀川匯合,開上他新買的一輛桑塔納2000上路。

我們在寧夏回族地區一路走村串鎮,看當年回民起義的戰場,參加開齋節禮拜,深入百姓人家,聽販毒者自述。進入甘肅,左宗棠的行軍大道在古長城和祁連山之間綿延不絕,走過古代那些聲名顯赫的郡城要塞,僅是那一個個地名都足以讓人沉浸於歷史。我們在橫掃的風雪中進入新疆,那裡冰天雪地,廣闊無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兩次是自己開車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區。不過以前只是為旅行,沒帶任何研究目的。我們直奔烏魯木齊,住進市中心一家名叫「鴻春園」的旅館。我讓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烏魯木齊,成天奔波於政府部門、研究機關、出版社和書店,以「文學創作」的身份把凡是有關新疆的文字儘可能搞全--這是我此行的第一個目的。以後我將用幾個月時間在北京閱讀和消化那些材料,為夏天再來新疆實地採訪做準備。我此行的第二個目的是結交維吾爾族朋友。研究新疆問題,只在漢人圈子裡打轉是一種荒謬,但這種荒謬正是目前中國研究新疆問題的現狀。進入維吾爾人的圈子,並不意味只是和維吾爾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進入他們的心,對漢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難。

維吾爾人與漢人之間的相互敵視我早知道。雖然我數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卻從來沒有與維吾爾人打過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準備開車去維吾爾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漢人無不警告我維吾爾人凶險,漢人在那裡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為此專門去新疆軍區瞭解情況。接待我的軍官以非常強烈的口吻告誡,一輛車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則,即在維吾爾人聚居區不停車,不過夜,不接觸(這也正是軍區的人遵循的原則)。結果那次我放棄了去南疆,因為若是遵守那「三不」,我不知道去的意義還有什麼。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處民間時的感覺。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時不需要有擔心,他們親切友好,不會因為你是漢人而表現敵對。在新疆卻常有恐懼之心,漢人一般不敢單獨下鄉,不敢置身於維吾爾人中。當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傳聞誤導和誇張,屬於自我驚嚇。但的確也可以感受到維吾爾人對漢人的敵意。如在烏魯木齊的維族餐廳吃飯,只要我離開一塊同往的維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有時還會遇到挑釁。但是回到維族同伴身邊,立刻毫無問題。只要一個維吾爾人向其他維吾爾人介紹「這是朋友」,他們個個都會變得溫和有禮,讓你放心。

這就是我必須結交維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計畫,準備夏天去南疆採訪,要進到維族百姓中間去,瞭解他們對新疆問題的看法,那靠自己硬闖是行不通的,必須有維族朋友引路。我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這裡。只為收集資料,通過北京的渠道,不跑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維族朋友,則必須親自來,不是來採訪,是要喝酒、談心、取得他們的信任。

接待我的軍官以非常強烈的口吻告誡,一輛車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則,即在維吾爾人聚居區不停車,不過夜,不接觸(這也正是軍區的人遵循的原則)。做到這一點不容易。維吾爾人對漢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問題上,他們為什麼要信任一個屬於壓迫民族的人,為什麼要告訴你他們的真實想法?為什麼要引你去見他們的親友?這樣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被他們接受,主要是《天葬》一書。他們認為應該幫助我寫出一本談新疆問題的《天葬》。一位維族朋友說,考託福填表時,表上列出的0-99個民族條目中竟然沒有維吾爾族,他只能在「其他」一欄上打勾。由此他意識到,雖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萬人,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世界卻不知道,更不要說明白有新疆問題。

經過一系列的接觸、談話、餐廳和酒吧裡的徹夜長飲,我逐漸擴大朋友圈子--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柯爾克孜人。他們幫我計畫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譯、車輛等。有Q提供的資金支持,有這次布下的關係網,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個出類拔萃的研究,效率也會比寫《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漢人那裡,我卻找不到這種友情。雖然我動用了與新疆有關的所有資源,請各方面朋友給我介紹關係。但是到了新疆,卻發現人們多數表現冷漠,似乎疑慮重重,不願意沾惹是非,也不認為新疆的問題需要由我來搞。我只接觸了其中的兩個人,而他們都和我後來發生的事情有關。

4、我對一次請客的猜測

我在新疆接觸到的兩個漢人,其中一個是某機構駐新疆的L。是由一位原來在其北京總部的朋友介紹。朋友說已經先給L打了招呼,L是他當年的小字輩,應該會給面子。以L的職業,肯定非常熟悉新疆情況,即使不說那些他認為需要保密的事,也應該能給我很多信息和啟發,因此是我最重視的關係。但是當我到烏魯木齊後給他打電話,卻沒讓我看出北京的朋友有什麼面子,他推脫工作忙,聽不出一點願意和我見面的意思。對此我雖失望,也不奇怪,沒有官方身份的人遇到這種情況是尋常事,我已經習慣,於是我把他從聯絡名單中勾掉了。

出乎意料的是幾天後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表示要請我吃飯。我在感謝之餘,心裏不免內疚,覺得錯看了他。我按照約定時間到他的辦公室,想和他推心置腹地聊聊。但是他面色凝重,讓我感到刻意保持距離。他沒有給我和他獨處的時間,立刻招來另外三個年輕人,讓他們一塊與我們出去吃飯。他解釋幾個年輕記者常在下面跑,瞭解情況多。我當時沒有在意,感覺這種安排也挺有心。不過我還是免不了奇怪,為什麼整個過程只有別人講話,他自己幾乎什麼都不說?他傳遞出的「場」讓我有一點不安,似乎對我有一種排斥。照理說我還完全沒有機會與他產生不容,如果說他是嫌我佔用了他的時間,本來他完全可以不再找我,為什麼又主動邀請呢?若是只因為北京朋友的面子,我直覺上不太相信,北京那位朋友已不在官位,因此看不出對他有什麼份量。

如果我是個懂得分析直覺的人,可能對心裏的這些疑惑還會仔細想想,或者會由此引起警覺。但我不是那樣的人。我只是謝謝他請我吃了一頓飯,知道我們從此再不會打什麼交道。讓我重新想起這個人是在我被捕以後,審問者問我每一個接觸過的人,惟獨隻字不提我和L的會面。正是這種不提讓我感到奇怪。照理說L所在的部門無疑是他們認為的「要害部門」,惟獨把他漏掉不合常識。

比較容易解釋通的,只有L請我吃那頓飯是被佈置的任務。L在事後已經匯報了一切,他們因此不再需要問。當我在監獄裡無所事事的時候,半帶消遣地勾畫出那一幕情景:秘密警察從竊聽電話中知道我與L接觸(聽說我一到烏魯木齊監視者就住進了隔壁房間),於是想通過L對我進行更多瞭解。他們去L的辦公室,亮出安全部門證件,客氣

地請他給予協助。我相信L並不願意做這種事,否則他不會對我那樣生硬,但是他不敢拒絕。雖然他所屬的機構牌子硬,他本人卻是新疆本地人,家人親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新疆,安全部門的權力超越一切,成為無人不怕的閻王殿,拒絕與安全部門合作可能會給自己或家人帶來麻煩。於是按照秘密警察的佈置,L約我吃了那頓飯(不知道飯錢是由誰報銷)。對他而言那只是應付一件討厭的差事,多拉幾個人一是可以做見證,二是可以避免由他直接向我「刺探」(那種感覺多半不舒服),在大家東拉西扯的過程中,可以匯報交差的東西也就自然可以得到了。

當然,這些情形完全是猜想,可能永遠也無法證實。我擔心這會是一種玷污了L的妄想。我將會非常樂於為我的錯誤向L道歉。但即使L真是像上述猜想的那樣做了,我也能夠理解。因為後來的經歷告訴我,特務政治無孔不入,誰都可能在一念之差中被捲進去。

5、兵團老戰士

我在新疆接觸的另一個漢人J是一位「兵團老戰士」--他這樣稱呼自己。「兵團」的全稱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一個遍佈新疆的龐然大物,總人口240萬,職工近百萬,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漢人。新疆到處都有它的「團場」,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屬單位的番號。兵團是個正省級行政單位,與新疆自治區平級。它有自己的「領土」、城鎮,設有公安、司法、檢察機構,有獨立的戶口造冊、結婚登記處、監獄、科學院、銀行、保險公司等,完全自成體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轄。我在過去寫的一篇文章裡稱其為「新疆自治區內的漢人自治省」,鄧小平將其視為「穩定新疆的核心」(1981年鄧視察新疆時所言),而那些主張新疆獨立的人則視兵團為武裝佔領軍。無論是研究新疆問題還是解決新疆問題,兵團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對兵團充滿感情的老軍人。他對兵團的現狀感到焦慮。兵團原本的職能是屯墾戍邊,是個以政治任務為主的准軍事化組織。六十年代中蘇對抗期間,新疆的中蘇邊境縱深10-30公里地帶全部由「兵團」接管,遷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條鏈狀的邊境農場帶。四百多個兵團的民兵連常年進行邊境值班巡邏,形成一道「反修防修」的「血肉長城」。寓兵於民的兵團是不吃軍糧、不穿軍裝、不要軍餉,擁有百萬兵員而且永不退役的「駐軍」。當年兵團的主要首長張仲瀚這樣形容他的隊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晝夜,不分山川,不用嚮導,運用自如,召之既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然而兵團卻遠非一個合理的經濟組織。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經濟可以服從政治需要。自打中國把重心轉移到經濟,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以後,兵團體制的不適應就日益嚴重地暴露出來。兵團是計畫經濟體制的典型產物,亦是一個全能型的權力機構。它擔負沈重的政府職能,必須興辦大量社會事業(僅擔負的退休職工就有三十多萬)。在今天的市場經濟中,許多人把它看成一個「四不像」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稅,是企業辦社會,是農民入工會,是軍隊沒軍費」,即是對它嘲諷性的形容。市場只認經濟規律,只懂競爭,注定不能與政治目標兼顧。若想真正實現向市場經濟轉軌,除非義無反顧地拋棄過去遺留的政治結構與約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團存在的理由。事實上,兵團的軍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層已經名存實亡,「屯墾戍邊」大部分也只剩下口號。

J認為必須讓最高當局知道這種狀況的嚴重性,不能僅從經濟的角度看待兵團和衡量兵團的得失。兵團的根本作用是在鞏固主權,主權高於一切,什麼都要服從這個最高原則。如果兵團垮了,散了,那是分

裂分子做夢都想而實現不了的,卻是由我們自己去實現,是不可饒恕的犯罪!歷代中央政府都對西域屯墾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今天為什麼不能,為什麼不該?!說沒錢,那些腐敗分子們每年喝掉的酒相當於一個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價值上千億,怎麼就有錢?用到捍衛主權上就捨不得?!

我和J做了兩次長談,被他的真摯深情和憂國之心打動。他的觀點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雖然我深知兵團對穩定新疆起到了何種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團的確已長成一個怪胎。它是帝國時代的人造產物,缺乏現代文明社會所需要的相應法律、文化、經濟與人文基礎,只能靠政權的意志維繫。當政權的專製程度高、人為性強時,兵團可以被塑造為有力的治國工具,當社會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時,它落入一個四處掣肘、動輒得咎的困境並不奇怪。改變這個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國時代,繼續給它營造往昔的環境,輸送專制與人治的養料,而是去找出一條現代文明社會的安定邊疆與和睦民族之路。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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