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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作家王力雄《新疆追记》(1)

 2004-04-01 06:36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1999年初我在新疆被关押,至今已经两年。那段经历我一直没有公开,即使朋友问也是简短地敷衍。我那样做,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想遮遮掩掩地说,要说就全盘托出。但是全盘托出,需要等待一个合适时间。现在,时间到了。

1、新疆课题

写完《黄祸》以前,我应该归类为写虚拟作品的作者。《黄祸》虽然仍然是小说,我在写作过程中却一直被其中的真实牵引并且震撼。正因为如此相信《黄祸》中的真实,那以后我不再写小说,完全转到了研究现实,以及如何避免发生黄祸上。

1998年我出版了谈西藏问题的书--《天葬》。我研究民族和边疆问题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避免黄祸唯有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首当其冲的挑战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能否解决,决定着政治改革是否能成功,甚至是否能开始。因为若不事先就消除国家分裂的危险,专制权力就会以此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这理由恰恰可以迷惑很多中国人。未来中国若发生动乱,法律乱了可以重建,经济乱了可以恢复,再乱也是“肉烂在锅里”,而领土分离却可能覆水难收。历史上已经有外蒙古独立和被沙俄占去的领土。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和新疆问题--是有可能再一次带动这种分离的。西藏新疆占今日中国百分之四十以上面积,中国经不起那种分离。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能不能进行,民族问题成了一个前提。

我做完西藏问题,并没有想马上再进入新疆问题。Q在这时出现。他是个颇具魅力也颇有建树的人,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风格足以使我们成为朋友。他提出支持我去研究新疆问题的建议。他主持的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可以向我提供经费,不附加任何条件,完全按照我的意愿研究,成果也属于我。也就是说我只多了花钱的自由,不会失去任何自主。这倒是吸引人,我还从来没有用别人的钱搞过研究。新疆问题是我一直关注的,迟早会去搞,碰上这么好的条件并不容易。我因此动心,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同时也看好Q的研究机构。那应该算当时中国最活跃也最有成果的一个体制外研究团队。Q虽脱离了官场,却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达权力层的渠道。虽然“递折子”的方式往往被视为依附权势,但是按照Q的看法,在祖国处于危机中,仍然“爱惜羽毛”是一种自私和不负责任。毕竟国家向何处去更多被权力决定而非被知识分子的清高决定,只要还有能够影响当权者的机会就不应该放弃。

不过,我和Q之间存在一些分歧。虽然我们都把“为人民”当作出发点,我们的“人民”概念却不相同。在我看来,他的“人民”是整体性的宏大概念,我的“人民”则是个体化的,由具体的个人组成。按照他的人民概念,为人民是可以不在意牺牲个人的,而按我的想法,没有空洞的人民,为人民首先是为个人,牺牲具体的个人就是在牺牲人民。不过只要不是掌握权力的人,这种区别只体现为理念不同,毕竟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点。Q的资金加快了我开始新疆课题的进程,否则我是不会在99年寒冷的1月就向新疆进发的。Q给钱不需要繁琐手续,只问要多少,他的不同意见是认为我要的太少,一定加倍给。这种古风做派使我心存激赏。

2、身份

去新疆做研究,身份去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搞研究如果缺少身份,所有信息都会对你封闭。我离开“体制”20年了,没有任何归属或头衔,档案都不知去向。Q的课题组不属于体制,本身就没有身份。他也许有一些别的渠道,但不适合给我用。我除了不是体制内的人,某种程度上还属于“异己”。

想来想去,我唯一一个与体制有点关系的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在80年代加入作协,当时主要也是为了找身份。那时我正准备搞一次开车环绕地球的旅行,后来没有成功,以后和“作协”再没有过联系。这次我先是托人去问“作协”领导人,能不能给我开去新疆采访的介绍信,作协领导人一明白要开信的是我,便从大包大揽变成推脱。我明白走上层路线是错误,应该直接从基层办,因为基层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于是我带着十多年没用过的会员证去“作协”。接待我的基层工作人员态度挺好,按照作协章程,他们应该帮助会员完成创作采访,于是我一口气开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新疆,其他两封给宁夏和甘肃(我准备把西北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那时我由衷地感到了“组织”的温暖。在我来看,这几乎是作协唯一值得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加入作协这么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处。

即使是唯一一次好处,我也是记住的,照理说人不该以怨报德,然而“作协”后来的表现实在令人难以继续沉默。即便是毛泽东时代,所提也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现在的作协领导人,要的只是为权力集团、甚至就是某个当权者服务。不久前我已经宣布退出“作协”。

3、深入维吾尔人

1999年的元旦刚过,我先去宁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黄河漂流时和他认识(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过我的命),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现在成了私营企业家。钱虽然挣了不少,然而总是怀念当年浪迹天涯的时光。听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当然我也愿意和他重温在高原荒野以酒当歌的早年。于是我们约定在银川汇合,开上他新买的一辆桑塔纳2000上路。

我们在宁夏回族地区一路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深入百姓人家,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左宗棠的行军大道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是那一个个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我们在横扫的风雪中进入新疆,那里冰天雪地,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两次是自己开车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区。不过以前只是为旅行,没带任何研究目的。我们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心一家名叫“鸿春园”的旅馆。我让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乌鲁木齐,成天奔波于政府部门、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以“文学创作”的身份把凡是有关新疆的文字尽可能搞全--这是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以后我将用几个月时间在北京阅读和消化那些材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采访做准备。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族朋友。研究新疆问题,只在汉人圈子里打转是一种荒谬,但这种荒谬正是目前中国研究新疆问题的现状。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并不意味只是和维吾尔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进入他们的心,对汉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我早知道。虽然我数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与维吾尔人打过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准备开车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汉人无不警告我维吾尔人凶险,汉人在那里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为此专门去新疆军区了解情况。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结果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守那“三不”,我不知道去的意义还有什么。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处民间时的感觉。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时不需要有担心,他们亲切友好,不会因为你是汉人而表现敌对。在新疆却常有恐惧之心,汉人一般不敢单独下乡,不敢置身于维吾尔人中。当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传闻误导和夸张,属于自我惊吓。但的确也可以感受到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如在乌鲁木齐的维族餐厅吃饭,只要我离开一块同往的维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有时还会遇到挑衅。但是回到维族同伴身边,立刻毫无问题。只要一个维吾尔人向其他维吾尔人介绍“这是朋友”,他们个个都会变得温和有礼,让你放心。

这就是我必须结交维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计划,准备夏天去南疆采访,要进到维族百姓中间去,了解他们对新疆问题的看法,那靠自己硬闯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维族朋友引路。我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这里。只为收集资料,通过北京的渠道,不跑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维族朋友,则必须亲自来,不是来采访,是要喝酒、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

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们为什么要信任一个属于压迫民族的人,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引你去见他们的亲友?这样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被他们接受,主要是《天葬》一书。他们认为应该帮助我写出一本谈新疆问题的《天葬》。一位维族朋友说,考托福填表时,表上列出的0-99个民族条目中竟然没有维吾尔族,他只能在“其他”一栏上打勾。由此他意识到,虽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世界却不知道,更不要说明白有新疆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谈话、餐厅和酒吧里的彻夜长饮,我逐渐扩大朋友圈子--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们帮我计划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译、车辆等。有Q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个出类拔萃的研究,效率也会比写《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汉人那里,我却找不到这种友情。虽然我动用了与新疆有关的所有资源,请各方面朋友给我介绍关系。但是到了新疆,却发现人们多数表现冷漠,似乎疑虑重重,不愿意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的问题需要由我来搞。我只接触了其中的两个人,而他们都和我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

4、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我在新疆接触到的两个汉人,其中一个是某机构驻新疆的L。是由一位原来在其北京总部的朋友介绍。朋友说已经先给L打了招呼,L是他当年的小字辈,应该会给面子。以L的职业,肯定非常熟悉新疆情况,即使不说那些他认为需要保密的事,也应该能给我很多信息和启发,因此是我最重视的关系。但是当我到乌鲁木齐后给他打电话,却没让我看出北京的朋友有什么面子,他推脱工作忙,听不出一点愿意和我见面的意思。对此我虽失望,也不奇怪,没有官方身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是寻常事,我已经习惯,于是我把他从联络名单中勾掉了。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表示要请我吃饭。我在感谢之余,心里不免内疚,觉得错看了他。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他的办公室,想和他推心置腹地聊聊。但是他面色凝重,让我感到刻意保持距离。他没有给我和他独处的时间,立刻招来另外三个年轻人,让他们一块与我们出去吃饭。他解释几个年轻记者常在下面跑,了解情况多。我当时没有在意,感觉这种安排也挺有心。不过我还是免不了奇怪,为什么整个过程只有别人讲话,他自己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传递出的“场”让我有一点不安,似乎对我有一种排斥。照理说我还完全没有机会与他产生不容,如果说他是嫌我占用了他的时间,本来他完全可以不再找我,为什么又主动邀请呢?若是只因为北京朋友的面子,我直觉上不太相信,北京那位朋友已不在官位,因此看不出对他有什么份量。

如果我是个懂得分析直觉的人,可能对心里的这些疑惑还会仔细想想,或者会由此引起警觉。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谢谢他请我吃了一顿饭,知道我们从此再不会打什么交道。让我重新想起这个人是在我被捕以后,审问者问我每一个接触过的人,惟独只字不提我和L的会面。正是这种不提让我感到奇怪。照理说L所在的部门无疑是他们认为的“要害部门”,惟独把他漏掉不合常识。

比较容易解释通的,只有L请我吃那顿饭是被布置的任务。L在事后已经汇报了一切,他们因此不再需要问。当我在监狱里无所事事的时候,半带消遣地勾画出那一幕情景:秘密警察从窃听电话中知道我与L接触(听说我一到乌鲁木齐监视者就住进了隔壁房间),于是想通过L对我进行更多了解。他们去L的办公室,亮出安全部门证件,客气

地请他给予协助。我相信L并不愿意做这种事,否则他不会对我那样生硬,但是他不敢拒绝。虽然他所属的机构牌子硬,他本人却是新疆本地人,家人亲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新疆,安全部门的权力超越一切,成为无人不怕的阎王殿,拒绝与安全部门合作可能会给自己或家人带来麻烦。于是按照秘密警察的布置,L约我吃了那顿饭(不知道饭钱是由谁报销)。对他而言那只是应付一件讨厌的差事,多拉几个人一是可以做见证,二是可以避免由他直接向我“刺探”(那种感觉多半不舒服),在大家东拉西扯的过程中,可以汇报交差的东西也就自然可以得到了。

当然,这些情形完全是猜想,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我担心这会是一种玷污了L的妄想。我将会非常乐于为我的错误向L道歉。但即使L真是像上述猜想的那样做了,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特务政治无孔不入,谁都可能在一念之差中被卷进去。

5、兵团老战士

我在新疆接触的另一个汉人J是一位“兵团老战士”--他这样称呼自己。“兵团”的全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总人口240万,职工近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新疆到处都有它的“团场”,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属单位的番号。兵团是个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它有自己的“领土”、城镇,设有公安、司法、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完全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在过去写的一篇文章里称其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邓小平将其视为“稳定新疆的核心”(1981年邓视察新疆时所言),而那些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无论是研究新疆问题还是解决新疆问题,兵团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对兵团充满感情的老军人。他对兵团的现状感到焦虑。兵团原本的职能是屯垦戍边,是个以政治任务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的中苏边境纵深10-30公里地带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条链状的边境农场带。四百多个兵团的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值班巡逻,形成一道“反修防修”的“血肉长城”。寓兵于民的兵团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拥有百万兵员而且永不退役的“驻军”。当年兵团的主要首长张仲瀚这样形容他的队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然而兵团却远非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经济可以服从政治需要。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机构。它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三十多万)。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即是对它嘲讽性的形容。市场只认经济规律,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目标兼顾。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地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兵团的军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层已经名存实亡,“屯垦戍边”大部分也只剩下口号。

J认为必须让最高当局知道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兵团和衡量兵团的得失。兵团的根本作用是在巩固主权,主权高于一切,什么都要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如果兵团垮了,散了,那是分

裂分子做梦都想而实现不了的,却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屯垦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今天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该?!说没钱,那些腐败分子们每年喝掉的酒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价值上千亿,怎么就有钱?用到捍卫主权上就舍不得?!

我和J做了两次长谈,被他的真挚深情和忧国之心打动。他的观点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虽然我深知兵团对稳定新疆起到了何种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团的确已长成一个怪胎。它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的意志维系。当政权的专制程度高、人为性强时,兵团可以被塑造为有力的治国工具,当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时,它落入一个四处掣肘、动辄得咎的困境并不奇怪。改变这个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国时代,继续给它营造往昔的环境,输送专制与人治的养料,而是去找出一条现代文明社会的安定边疆与和睦民族之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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