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龍應臺女士到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一次座談會。我恰好與會，第一次見到了這位當年以一把「野火」燒遍臺灣的著名知識份子。這天晚上，龍應臺演講的題目是「文人參政的感想」，她首次在公共場合回顧了自己做臺北市文化局局長三年半的經歷，談到了一個天真的文人加入到龐大的權力結構和官僚體系之後的困惑、痛苦與掙扎。
近一個小時的主題演講結束之後，是聽眾提問的時間。在座的幾位香港的大學教授，都對龍應臺的談話竭盡恭維之語。而我認為這場演講比較平淡，並未顯示出龍應臺應有的銳利與鋒芒。在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龍應臺對臺灣和香港的政治有諸多不留情面的批評，卻對大陸的情況閃爍其辭。
主持人越俎代庖破壞遊戲規則
在多位學生和學者提問之後，幾位同時與會的朋友希望我也參與提問，並把麥克風塞到我手中。這些年來，我一直都很關注龍應臺的文章和思想脈絡，於是便提出了一個長期以來很感興趣的問題：「龍女士，您在以往的文章和今天晚上的演講中，把『知識份子』定義為『批判現實、特立獨行、體現社會良心』的一群人。您還多次使用『中華文化』的概念，對自己的定位不是『臺灣知識份子』，而是『中華知識份子』。這說明您希望自己是一位有大胸襟和大關懷的知識份子。在今晚的談話中，您用了許多尖銳的言辭批評臺灣政府及陳水扁、連戰等政治人物，對香港政府也有諸多的批評意見。但您似乎沒有批評過中國大陸的情況，我想知道這是甚麼原因。」
為了讓問題顯得「溫和」一些，我迴避了自己經常使用的「中共專制政權」的說法，而用了「中國大陸」這個中性的詞語。然而，讓我沒有想到的情況發生了：我的提問話音剛落，充當主持人的、也是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樓總經理的某先生（後來我才得知此人還是香港藝術局的委員）立即宣布：「我們與龍應臺女士的交流，以後還有很多機會。由於時間關係，這個問題就不用回答了吧。」聽到這兩句話，我感到非常震驚：這難道不是一次平等對話的沙龍嗎？龍應臺女士當然有權利不回答我的問題，但作為主持人絕對不應當帶頭破壞「遊戲規則」，越俎代庖地宣布哪個問題可以回答、哪個問題不可以回答。我在大陸若干所大學講演的時候，學生提問的紙條經常遭到主持人的「甄別」，比如涉及到政府腐敗、「六四」和法輪功等問題的紙條，通常會被主持人「攔截」。對此，我不斷表示強烈抗議，但今天，在號稱言論自由的香港，尤其是在以學術自由為首要原則的香港的著名大學，居然發生類似情況，的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儘管如此，頗有風度的龍應臺並沒有理會主持人的阻止，還是回答了我的問題。在此問題結束之後，這位主持人立即改用廣東話主持會議。我對某些香港文化人的狹隘和膽怯深感遺憾，雖然二十三條已經被無限期擱置，但某些有身份的香港人已然比大陸知識份子還要深味「自律」之道。
龍應臺從三方面響應批評
對於我的問題，龍應臺在回答中，她也坦陳自己在討論兩岸三地問題時的某種尷尬狀態，她使用的不是同一個尺度的尺子。
龍應臺回答的第一個原因是：「我生長在臺灣，對臺灣的情況很熟悉，所以我能夠用最尖銳的語言來批評臺灣。但是，我沒有在大陸生活過，對大陸不熟悉，所以我無法更多地批評大陸，我不能在評論我不熟悉的地方的時候把話說得太滿。」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我認為，身處海外不足以成為迴避批評大陸的藉口。首先，中共政權的專制、腐敗與殘暴，是連文盲也知道的事實，也是無須經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就明白的「常識」。它並沒有龍女士所說的那麼「複雜」。豈能用「不熟悉」來輕輕帶過？
其次，今天信息的發達，以及世界日益變成「地球村」的現實，使得兩岸三地的聯繫與交流日益裘堋Ｔ詿吮塵跋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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