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牢的滋味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正在合師院讀書,看了幾本馬列著作後,我便像堂吉訶德似的自以為有左右乾坤建功立業的力量,閉門造車幾個月,想出了一個荒唐的「建立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建議」。我那時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自詡「英雄志氣衝霄漢」,雄心勃勃地在1968年9月與「桑丘、潘沙」(一位同學)同路到北京去貼大字報,向毛主席提建議。

因為我們去的時機不好,當時是「林副統帥」執政,北京正在拉大網,所有戶口不在北京的人都要進學習班,我們也被抓進去了。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其實就是拘留所,門口有持槍的衛兵看守,學員行動不自由,從早晨六點到晚上九點,除了打飯、吃飯的時間,我們都在紅衛兵的監督下學習毛主席著作和語錄。

一天中午,我去買飯時,走過一個房間,無意中向裡看了一眼,不禁嚇得毛骨悚然,房裡密密麻麻席地坐著五六十人,男的個個鬍子拉碴,人瘦毛長的,顯然很長時間未理髮了,靠牆還坐著幾個女的,都低著頭在看手裡的小紅書,那屋子光線本來就暗,又低著頭,臉色看起來又青又黃,好似地獄中的餓鬼。有人抬了下頭,監督他們的紅衛兵立即厲聲喝道:「低頭!」我低聲問同屋的夥伴:「他們是什麼人?怎麼這樣?」她拉著我迅速地離開那裡,到了樓下無人處才小聲說:「那是專政班,裡面都是『地富反壞右』,我們是普通班,可去樓下院裡小店買東西和買飯,他們沒有一點行動自由,飯菜也由工人集中抬上去分發,只准他們吃窩窩頭。」專政班的黑五類,有兩個就住在我們寢室,其中一個40歲上下,知識份子模樣的是被錯劃為右派到北京來要求平反的,向原單位外調說是右派翻天,因此送到專政班。她是南方人,吃不慣窩窩頭,托我們替她在小店買麵包,那時,為了監督我們,寢室的門不許關,日夜有紅衛兵在門口站崗,我們只有趁傍晚藉口盥洗關上門,偷偷塞給她,她也只能夜間躲在被子裡悄悄吃,失去自由的人多麼可憐!

管安徽組的原來是個和氣的男紅衛兵,他調走後,換了一個瘦瘦臉眼露凶光的女紅衛兵,她對我們十分苛刻,處處吹毛求疵地找麻煩,吃飯前都要比其他組多站10分鐘隊,我們都憎恨她,但敢怒而不敢言。一天上午,我們正在讀毛主席語錄,她突然大喝一聲:「全體坐正,不許靠牆!」我們都立即像機器人似的直起腰來坐得筆直,只有一個因到北京玩而被抓的青年工人張宗斌,仍舊靠在被子上,瘦紅衛兵又喝一聲:「張宗斌,你給我坐正!」張偏著頭看手裡的小紅書,仍然不理睬,她氣極了,瘦臉更黑了,噔噔地掉頭跑出去。我們都覺得大事不妙,張卻一揚頭說:「砍頭不過碗大的疤!我家三代都是紅五類,她不就是個高中生嗎?能把我怎樣?」正當我們惴惴不安時,一個軍人把我叫去,要我作為大學生代表發言,並說明一定要強調「誰反對紅衛兵,誰就是反革命」我心裏很納悶,反對黨和毛主席是反革命,反對個別紅衛兵怎麼也是反革命呢?晚上七點左右,來了幾個軍人和男紅衛兵,氣氛十分緊張,突然兩個男紅衛兵上去將張宗斌從鋪位上揪到臺前,一邊一個把他的骼膊反扭到背後向上舉著,又用力將他的脖子掐到膝蓋以下,據說這叫「開飛機」。我們幾個學員分別代表工人、農民和學生對他進行批判,軍人主持會議並帶我們喊口號,兩小時熱烈的批鬥會後,「三代紅五類」的張宗斌被作為反革命送到專政班去了。我們也都領會了「誰反對紅衛兵,誰就是反革命」的「真理」了。

那半個月的拘禁生活,令我終生難忘,也使我深深地認識到只有自由才是人的第一需要和第一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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