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變中國及全球力量平衡》

中國功利性的經濟變革進行至今，日益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建構一套新的觀念或意識形態、道德倫理以及與之相應的話語系統。這個問題隨著風起雲湧的2003的結束而愈加緊迫。可以注意到的是，面對2003年的悲和喜，中國無論是官方抑或是民間都有所舉動，前者在艱難地尋求著理論突破；後者中的活躍者，有的堅守其移植西方自由主義的立場，有的提出復興中華文化或儒家思想，有的則表示要保守自己也言說不清的「傳統」……

觀念或理論的論爭固可逞一時之風雲際會，但立足現實，考察其間被無意忽視或有意封藏的「潛流」無疑更具實質意義。艾克曼的《耶穌在北京》即是出於這樣的努力的結果，或許它可以為關注中國問題的人提供一個有益的視角。

艾克曼是虔誠的基督徒，同時作為前《時代》週刊駐北京記者部主任，也是一位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憑藉他20餘年的記者經歷，在實地訪問基礎上推出的《耶穌在北京》一書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進行了深入的描述。前美國駐華大使李傑明（James Lilley）認為「艾克曼的這本書，對基督教在中國發生的根源、發展遠景的展望，具有相當有信服力」。

艾克曼認為，雖然所處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並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仍非常之驚人：目前已有7千萬新教徒，1,200百萬天主教徒，總人數超過共產黨黨員（大陸的公眾尤其會覺得驚訝）。他在書中寫道，中國的基督徒非常廣泛，上海的學者，溫州的商人，北京的出租車司機，都很有可能是基督徒。

艾克曼認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國，尤其是精英階層中，取得蓬勃發展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在西方接受基督教的中國留學人員歸國後對其周圍的人產生影響。二是中國許多開明知識份子認為，西方文明之所以不會陷入衰亡或興衰輪迴，而是能不斷修正自身，長期在全球佔據優勢地位，這與它的倫理和信仰有關。基督教不像佛教和儒教那樣總是宣揚歷史輪迴和宿命論，它冀望未來，堅持歷史是朝著一個終極目標前進的。三是基督教藝術能為現代和後現代藝術的虛無主義提供出路，這對中國藝術家也非常有吸引力。

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將產生那些影響？艾克曼認為，雖然中國的親民主人士大多是世俗的，但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到西方後接受了基督教，並將信仰融入到政治理念中，從而深刻了原來的民主訴求。另外，他認為，中國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民主變革，其中大多數還堅信基督徒的增多將是中國實現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證之一。他預測，在今後30年內中國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為基督徒，由此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國家之一。他認為，中國這條「龍」將被基督的「羔羊」所馴服。

至於基督教在中國發展將對全球政治格局的影響，艾克曼認為，中國的基督徒比較親美，傾向於支持伊拉克戰爭和美國的對以色列政策；他們非常羨慕美國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對其社會和文化缺陷則不太理會。一個基督教的中國，將是美國的重要盟友，而且會在世界上承擔更大的道德責任；而一個非基督教的中國，一旦強大之後將對世界表現出危險和不確定的一面。此外，中國的基督徒也有親以色列傾向。艾克曼認為，如果將來基督徒進入外交部、戰略思想庫甚至政府高層，那將會改變其中國目前的中東政策，並可能向中東的阿拉伯國家派出傳教士，向那裡傳播福音。

艾克曼在書中舉古羅馬帝國和韓國為例，分析基督教在中國未來幾年內的發展前景。基督教在公元200-300年的羅馬帝國的情況與在目前的中國相似：基督教當時很繁榮但教徒常常受到國家鎮壓，但到了三世紀末，即康斯坦丁（Constantine）頒布宗教寬容令前夕，羅馬的文化和哲學面臨傾覆和轉型的關頭，那些知名的知識界人士紛紛接受基督教。韓國的道路也可作為分析中國前景的極好範例。雖然韓國只有三分之一人口是基督徒，但佔據了社會和政府的許多要職，從這個意義上說，韓國是非常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的。在韓國成功從獨裁轉向民主的過程中，基督教會的自我組織經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艾克曼非常期望被一些西方人視為與現代生活中日益無關的基督教能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好的作用。他表示，中國的基督徒希望乘當局主辦奧運會從而可能大幅改善宗教生活環境的時機，能有機會在2007年公開舉辦首位西方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到中國傳教200週年的紀念活動。這對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具有一定意義。

基督教在中國真的能像艾克曼描述的那樣樂觀嗎？中國基督徒入教的目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信仰？他們真正理解、信仰基督嗎？基督教能與中國固有精神和文化和諧地並存甚至融合嗎？它能夠促成一個成功的、和平的現代中國嗎？……所有這些都存有疑問。目前的種種現狀都顯示，中國正處於一個缺乏方向感的焦灼和迷茫時刻，舊的意識形態漸趨衰微，傳統也早已消解或混亂，她迫切需要一個精神層面的新路線圖。但新精神路線圖的建構不能只在空泛之上高屋建瓴，它需要時刻體察現實的種種細微變化。功利性經濟變革附帶但卻是自髮帶動社會風尚和觀念的革新證明，它並不是盲目而是有潛在軌跡的。正是在這一點上，雖然在具體問題的闡述上可能存在爭議，但是《耶穌在北京》一書可以給予我們頗有價值的啟迪。

劉見林，《華盛頓觀察》週刊 2004/1/7